中国古典散文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德]顾彬  页数：301  译者：李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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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但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在讨论我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从《诗经》到鲁迅，中国文学传统无疑属于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化遗产坚实的组成部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却不了解这一点。但以貌似客观、积极的方式来谈论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却是无益的，这也与观察者缺乏应有的距离有关。评论一位唐代的作家比评论一位2007年的女作家显然要容易得多。此外，相对于一个拥有三千年历史的、高度发达而又自成一体的文学传统。

内容概要

本书从散文、游记、笔记和书信四种文体分门别类梳理各类散文作品变迁。古典散文(狭义的文学性散文)：从区分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入手，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性散文的发展以韩愈等的古文运动为发端，在唐宋八大家达到高峰，并在明清有进一步发展，游记作为散文文学的一部分，详细阐述其成为独立文体的过程及其兴衰的表现与背后的动因，并将研究视野延伸入加世纪，展现了现代游记的新图景；古典笔记发源于两汉，历经南朝唐代的流变，在宋朝成为独立的文体；书信尽现中国古人的人情世态、义胆柔情，艺术性和个人性成为书信文本作为文学文本的两大特色，有时甚至艺术性超过了交流的实用性。本书纵观古今横鉴时局阐兴衰缘起，集西方汉学专门研究成果，采经典文本细究审美特性。

作者简介

顾彬，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翻译家。其研究领域以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思想史为主。

书籍目录

前言顾彬：古典散文  一  导言：散文、随笔  二  在概念语境中的散文  三  中世纪    （一）韩愈    （二）柳宗元  四  近代早期    （一）欧阳修    （二）苏东坡    （三）王安石    （四）曾巩  五  展望：近代后期    （一）袁宏道    （二）李渔  参考文献梅绮雯：游记  一  游记是散文文学的一部分  二  散文—游记文学的雏形及其早期实例    （一）构成范式的文本    （二）游记散文的早期实例    （三）早期的地理著作    （四）佛教游记  三  类别形成时期：8—9世纪    （一）条件和雏形    （二）柳宗元和游记类别的形成    （三）李翱和第一篇文人行记  四  类别巩固时期：11—13世纪    （一）游记和地方的记录：陈述内容在区分过程中的分化和独立    （二）行记  五  潜在的发展时期：13—15世纪    （一）远程游记    （二）游记文学：功能的加强和第一批文本目录  六  游记的复兴：15—16世纪    （一）旅游的解放2    （二）传记与灵性—16世纪晚期的游记文学    （三）从考察自己到考察世界  七  游记文学的繁荣期：17世纪早期    （一）游记中的文学独创性    （二）边境旅行：旅游日记和远程旅行  八  明朝灭亡后的中国国内游记文学    （一）地理学的转折点    （二）旅行从娱乐到负担    （三）游记作为哀丧之事  九  旅行的复兴：18世纪—19世纪中叶    （一）游记作为限定的艺术形式    （二）移民占地和远程旅行  十  新的地平线：到西方去旅行  附：展望：20世纪的游记文学  参考文献陶德文：古典笔记  一  导言  二  起源与开端  三  自成一体的随笔记录：宋朝  四  从元朝至明朝末年  五  传统笔记文体的最后发展阶段：清朝  参考文献司马涛：书信  一  导言  二  中国早期书信：汉朝至六朝    （一）一个令人震惊的个人文档    （二）付诸信纸的自我辩护    （三）软硬兼施的威胁信    （四）两位学者间的通信    （五）借信诉苦的丈夫    （六）为友人与酒而作    （七）位高权重者会在信中说    （八）绝交信  三  作为艺术形式的书信：唐朝至宋朝    （一）几封请求信    （二）来自异地的书信    （三）批判性的自我审查    （四）信念的力量  四  转向抒情：明朝至清朝2耶    （一）批评与寻觅    （二）警世者言    （三）一次揭露    （四）知心谈话    （五）内心冲突    （六）针砭时弊    （七）真情告白及爱情    （八）遗书  五  后记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顾彬：古典散文　　一　导言：散文、随笔　　这些随笔在这里其实与风格奇异的作品和古怪陆离的、由许多不同成分拼凑起来的漫画有何不同呢?它们无明确形象、布局、顺序和比例，纯粹由偶然所决定。　　——蒙田：《论友谊》　　除古代诗歌外，古代散文也是中国文学的杰出成就之一。两者互补如同一个物体的阴阳表现形态一样。散文是否像诗歌一样来源于宗教，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中国的文学史把这个最重要的散文形式说成是一切文学的开端。我所查阅的每一本《中国散文史》都从甲骨文说起。这样便轻易得出散文源于祖先崇拜的结论。但这也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产生了学者至今无法找到令大家满意答案的问题。于是，我们的探讨就必须谨慎地着手进行。　　那么过去和现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对象不明确，它像藏在七座山后的魔女，人们去寻找她，却迷失在山谷的大雾中。迷雾之一是中国的文学批评。中国的文学评论者认为，中国散文始于中国的第一篇文字记载，他们有时把它理解得宽于散文，有时狭于随笔，有时又认为散文不是一种类别，而是一种风格。此外，他们一再给这种文体起不同的名字，这点后文还会进一步论述。这似乎已预示了混乱。明细的区分总是不可能。散文有时指的是随笔，随笔有时指的是散文。形式的组合有些多余：各种类别及其独特的表现手段相互交错的情况并不罕见。于是，临时确定文章的类别和风格则成为读者的责任，只要他愿意并有能力这样做。　　至今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何在呢?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像在中国散文通史和在受中国文学影响的中国散文的文集里那样都被算作散文家的话，那么什么是哲学，什么又是历史呢?谁把古代哲学家孔子、孟子、庄子或老子的著作，以及史书《左传》或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算作为散文，那他就把它们列入了文学的范畴。今天无人会想到把柏拉图（Platon）或康德（Kant），修昔底德（Thukydides）或蒙森（Mommsen）算作为散文家，并因此把他们归入文学行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习惯上会说，他们是哲学家或历史学家，而不会说他们是文学家。但事情却更为复杂，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那么，问题何在呢?散文，拉丁文是prorsa orati0，即直接的言语。这个名称首先是一个上位的概念。概括地讲这个概念是指不押韵的言语或文章，也就是不受韵律和节拍束缚的一种语言表达。因此它与任何诗歌艺术有明显区别。就其起源而言，散文指的是特别注重目的和内容的一类文章，它更多的求助于理智，而不是想象和情感。就这点而言，事实上希腊的哲学（如柏拉图）或希腊的史书（如修昔底德）起初也是归在散文一类的。出自同样的观点，特奥多尔?蒙森最终于1901年作为史学家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随着时问的推移，特别是当人们开始区分语言的表达，以及以艺术为一方和以科学为另一方，两者随着科学化的进程开始分分合合以后，人们必须学习区分文学与科学，因此必须学习区分文学、哲学和史学等。于是散文，乃至随笔，今天则被视为艺术和文学。在通常情况下它与哲学和史学相分离。但20世纪末以来，事情又复杂了许多，因为精确的区分形式开始纷纷消除。19世纪的严峻性为20世纪的随意性所取代。而随意性是要破坏过去的中心的，哪里没有上帝，那里就没有中心，而没有中心的地方，就只有边缘。因此人们又遇到另一个问题，中国散文的普遍性问题。　　对于中国，首先同样可以断言，从中世纪早期起人们就将有韵的言语——诗歌（文），与无韵的言语——散文（笔），区分开来。西方在18世纪有了更为严格的区分，并在20世纪末又废除了这些区分，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从未有过严格的区分。直到今天文史哲不分仍然适用。其结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自中世纪晚期以来，不少的中国思想家不能明确地归入哲学或文学之列。比如韩愈（768-824）既是诗人、散文家又是思想家。但作为起码的规则可以确定以下实情：中世纪的独特散文学（文学）是从古代的一般散文（哲学和史学）中脱颖而出的，但它们丝毫没有丧失其过去的根源。　　那么哲学、史学和文学没有明确划分的问题在中国是怎样产生的呢?原因有三，两个形式上的，一个世界观上的。　　（1）有韵言语与无韵言语的区别在各自的类别里未严格遵行过。例如在广义的散文类别里就把有韵言语的多种形式包含在内。这些形式像诗歌一样有韵律和节奏，而没有归入诗歌艺术：赋（韵文叙述）和骈文（骈体散文），这两种形式都是处于宇宙论苛刻条件下的宫廷文体。相反唐朝（618-907）和宋朝（960-1279）以前的诗歌并不总有韵律特征。　　（2）中国的文章传统上划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仅此而已。只要看一看归入这些类别的是些什么，就会立即确定，《诗经》，即诗歌，归入了经类，而那些归入哲学家（子）类的都是些“不能归人另三类的文章”。也就是“有关天文学、历法、数学、医学、书法、绘画、宗教、占卜的著作以及散文和杂文”。这就是说，一切均可归入哲学，即使有细微变化的文学形式，如随笔，也可归入哲学。　　怎样产生这种混乱的呢?这不仅是悠久的中国思想史的结果，它使精确的划分越来越困难，并给西方汉学家经常带来巨大困难，以至于他们乐意遵循中国的预先确定，而且在混乱的后面也隐藏着一个原则。由此我谈谈第三个即世界观上的原因。　　（3）这是附带的或同时的原则。德博（Gtihnther Debon）在一篇短小的但却能令人思考的论文里谈到掌握和理解中国哲学的困难，并将此归结到这种境况：中国哲学只有把它作为美学来理解时才能掌握，这就是说，不作为严格的逻辑思维，而是作为一种形象的思考，一种抑制的艺术。　　我在这里谈的是附带的艺术或边缘的艺术。以前中国人的思想里是不知造物主上帝的。因此所有的一切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且是同时存在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自身产生的——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矛盾的。　　转向积极的方面来看，20世纪末的附带性思想对于我们已不陌生了。一种从某一不会混淆的中心出发并以其名义决定或压制一切的思想，在生活和科学中总会遭到批判性的刨根问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女权主义，它从男人的思维这个唯一的点出发来定义思想。因此，当波恩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为一个波恩的哲学家，即为海因兹?罗伯特?施勒特（Heinz Robert Schlette）的纪念文集《来自边缘?论边缘主义思想》所运用的正是后者划时代的论文《边缘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77），就不足为奇了。当神学家克努特?瓦尔夫（Knut walf）创作一篇题为《道教中的边缘主义》文章时也不会令人惊异了。　　在一本精心收集道教文章的读物里，读者多次看到对不显眼事物的赞许，得到哲学家称赞的不是粗壮的树，而是畸形的树干。这点至今在中国还适用。几年前作家贾平凹（1953年）还写了一篇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关于一块丑陋的石头的散文。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我想对中国散文／散文学有一些普遍性的理解，什么才是一种附带性的表达，并以此分散地、不引人注目地出现。因此可以从散文这个常用的中文名称中找出许多含义来：这是一篇字面上“分散的文章”，它是一篇会在这里开始而到那里结束的文章，在开始和结尾之间却不必一定要有某种关联，或在头尾之间不必有一个跳石式的严格的逻辑关系。这个就是那一个，那个就是这一个。　　这种附带性的艺术作为一种文学类别形成得很晚。它仿佛在边缘，即在宫廷的边缘作为宫廷文体（化）的对立面出现的。六朝（420一581）和唐朝初期的贵族在宫廷文化的范围内除诗歌外又创立了一种散文体，这种文体按照宇宙论的原则作对偶排列（骈文）。作为宇宙秩序的形式上的反应，它仿佛体现了皇帝及其代表人物的权力。它是一个“王朝代表”的部分。武则天（684—704在位）统治时期贵族的权力瓦解了。其结果是，通过实行科举制度一个新的官吏阶层逐渐形成，这些官吏确切地说出身于非贵族阶层或破落的贵族家庭。他们在与（上层）贵族划清界限和脱离宫廷文化时，依据古代的道德遗产（复古），在为唐王朝的文化和政治忧虑中导演了古文运动，就是回到一望而知不是按照宇宙论写作的古代散文。与此同时由美学转向道德。直到8世纪末，人们在中国试图从美学上论证世界的统一。公元755年安禄山（703—757）起兵叛乱，它给晚辈发出了一个信号：由宇宙论思维派生的和谐不再是牢不可破的。正是在这场回归古代语言和道德的运动中有两位中国自古以来造就的最重要的散文家脱颖而出，他们是韩愈和柳宗元（773—819）。　　我认为，中国真正的散文以他俩为开端并与唐宋八大家一起大放光彩。唐宋八大家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1007—1072）、苏询（1009—1066）、苏东坡（又名苏轼，　　1037—1101）、苏辙（1039—1112）、曾巩（1019—1083）和王安石（1021—1086）。对此，将在后文以他们各自的文章给出一个概貌。结尾部分读者可看到明代（1368—1644）的袁宏道和清代（1644—1911）的李渔等人的情况。　　我有意识地将许多文章从狭隘意义上的散文类别中剔出去：哲学、历史编撰和叙述艺术。我认为，一篇散文是一篇较短的文章，它描写我与世界之间的论争，这种论争可能是合乎逻辑的、抒情诗般的或富于激情的，大多是令人关注的，主要是道德的和个性化的，很少或根本没有虚构成分。其语言是文言，以古典为榜样，并在写作行动中找到其形式。最后，它必须是一篇独立的文章，而不是从一篇哲学或史学文章的关联中摘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