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出版时间：2005-4-1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徐贲  页数：291  字数：2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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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不是道德清谈。政治是正义和伦理原则碰到现实问题的灰色地带。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他们的责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义和功利政治之外，帮助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寻找自由与理性的支点。有人说，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简陋的木筏虽然总很湿漉，但却可以让人安全地落脚，没有沉船的危险。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只有哪些不怕湿了脚的知识分子，才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作者简介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科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s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和《全球政义和公民群体认同》。

书籍目录

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序）1 政治和伦理现代性  理性、伦理现代性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  秩序、道义和国际人权  “平庸的邪恶”  知识分子和政治存在主义  自由主义和公民共和2 知识分子和公民政治  科学知识分子和知识政治  知识分子和民主社群：50年后说杜在妻  教育场域和公民学堂  萨义德《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知识分子  道德罪过和公民责任  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政治3 价值认同和群体意识  “后”学和价值相对论  宽容的困惑  宽容、权利和法制  1990年代中国学术争论和国族认同  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冷漠和不参与4 文化批评与大从文化  假面大众社会和犬儒主义  弱者的抵抗  平反、道德与现代道德政治  东欧知识分子政治  文化经济中的福楼拜  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

编辑推荐

　　徐贲人在国外，熟悉国际上前尚学术思想成果，同时拥有最为恰当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现实感。他绵密晓畅的行文，是运用知识和理性把问题讲清楚的典范。他的这本书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崔卫平　　作者虽然长期生活在美国，但他的关怀、思想和文字却一直是中国的。他的思考总是有关中国最重要、最深刻的时代困境。在作者的问题意识当中，有着历史岁月留下的记忆创伤，也有来自于对当下现象的敏锐观察。他总是将中国的民族经验，提升到普遍的人类困境中，分析个中的内在哲理。这是一个很难用科学来界定的问题型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而激情与理性的奇妙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　　　　　——许纪霖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虽然热闹非凡，但是其中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切中中国本土现实的并不多见，许多文化批评或者食洋不化，或者有意回避中国的切实问题。徐贲先生既有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又能够直面中国的真实问题，故其文化批评常常能够借助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和出令人警醒的诊断，显示出尖锐的批判锋芒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陶东风

用户评论 (总计13条)

•   太棒了，徐贲先生虽身在国外。但对国内的观察细致而准确。本书理性深刻又不乏担当意识，值得学习。
•   这本书好！用西方思想谈中国问题无出其右
•   这是我这几年来读的最好的一本书，用晓畅的文笔写作，是难得的思想类作品。以此书反观当今中国现状，无一不点中要害。
•   　　“八卦”是闲言议论。八卦闲言的名声不是太好。在中文中，八卦的正规称谓是“流言蜚语”或“闲言碎语”，都不是什么正派体面的社会行为。在英文中，八卦就是gossip，按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的定义，gossip“是轻浮，常常无根据的传言。一般涉及个人的、耸人听闻和隐私的消息，”也是一种坏意思的行为。
  　　
  　　大众传媒时代的八卦闲言其实早已渗透在人们所接触的新闻和其它公共知识形式之中了。1890年， 华伦(S. Warren)和勃朗戴斯(L. Brandeis)针对当时美国迅速大众化的报纸，把专门报道名人消息、社会奇闻、以满足一般人偷窥癖、好奇心、和廉价娱乐的“黄色报纸”看成是公共新闻的倒退，他们挖苦道:“闲言八卦不再是无聊恶毒，反倒是变成了一种乐此不疲、厚颜无耻的行业。”八卦化的新闻和其它大众传媒给人提供娱乐和与此有关的讯息，是否就是一种全然没有正面社会意义的倒退和堕落?如果它顺应了一般读者、观众的需要，又是否会自然而然成为公共讯息具有民主意义的正面发展?在大众传媒时代，私域和公域的界限在哪里?这个界限又会如何影响具有公共意义的新闻话语?
  　　
  　　八卦闲言虽然背有道德的污名，但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却并非就一定是坏事。从社会性的信息交换来重新看待闲言八卦， 这就要求人们不再以现有的成见看待它。正如博克(S. Bok)所说，八卦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从别人的经验学习有用的东西，不被表相所迷惑。”八卦是一种讯息交换和传播的形式。讯息交换不只是表面的，它更需要从别人公开的所作所为背后探查一些当事人不愿公开的真情，“因此，讯息需要与他人分有，从他人获得，记住了以备后用，在讨论中试验和评估，时不时地用来鼓励别，或者警告别人不去做某事，等等。”缺乏对他人的讯息， “人们往往很容易受别人的骗，上了当都不知道。就如同信件、小说、传记和其它各种(个人生活)记录一样，闲言八卦帮助我们了解和评估关于他人生活的暗含讯息。”
  　　
  　　我们可以如博克建议的那样，从四个方面来定义“八卦”:一.非正式性质，二.个人间的交流，三.话题是人，四.当事人缺席。首先，八卦不象演说、讲课、法庭证词、医院记录这些正规话语那样必须遵守一定规则。八卦是即兴的，幽默的，情绪性的，俏皮的。所以不能拿正式话语的“真实”标准来要求八卦。八卦是“保密”的副产品，讯息越不易获得，也就越有八卦的价值。什么事情越捂得严实，就越有人八卦，名人、政治人物、熟人邻居，都不例外。其次，八卦是个人与其他个人间在交流讯息，它已经从传统的饭后茶余，朋友聚会，私人通信，发展到网上聊天，沙龙议论，甚至大众报纸的花边新闻，名人消息，等等。再者，八卦在议论的总是具体的个人，特别包含着某种道德评价。某某人的私生活被人拿来作为八卦的谈资，往往总是先已有了“出格”或“非同寻常”的成分，否则不会引起八卦的兴趣。八卦是关于人的讯息，因此与“谣言”(rumor)不同。股市、政局等等可以被“谣传”，但只有人才能被八卦。最后，人们总是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才八卦他。如果当着当事人的面说出来，八卦的许多话就会不得体，不礼貌，有伤人之嫌。
  　　
  　　八卦议论的是具体的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本济夫(A. Ben-Ze'ev)指出，八卦议论的主要有三种人，熟人、名人和私生活怪异之人，“我们们总是对名人的平常生活行为感兴趣，但却只对常人的不平常行为感兴趣。” 对名人的八卦有一种“降尊为俗”的作用。普通人难以窥视名人的私生活，对名人除了好奇，还有自然而然的嫉妒和尼采所说的“忿恨”(resentment)。名人一入八卦，便顿时失去他平时的公共形象光辉，在轻怩和玩笑中变成了闲言碎语者的同类。
  　　
  　　八卦因此和吹捧赞美名人的“正经”话语有根本的不同。捧场文字总是把名人从“俗”向上拔高到“不俗”的境界，八卦则是把名人从“不俗”往下拉低到“俗”的水平。捧场文字和八卦都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文学创作。正如泰南(D. Tannen)所说，“当人们谈论(他人)生活细节时，那是八卦。当人们写作这些细节时，就成为文学。”我们往往太看重捧场赞美的文学，但却太看轻八卦闲言的文学。在对名人的捧场赞美中，明明是押妓，却要写成是文人专有的风雅和情趣;明明是老夫少妻各取所需，却要写成是崇高的忘年爱情。这是把名人从常人的低处往精英的高处提升。八卦则不同，八卦感兴趣的是名人不便公开或羞于公开的讯息。好色、贪婪、糊涂、势利、利用别人、攀高枝、钓金龟，这些不光是八卦者自己才有的俗人弱点，也是他们拿来理解高雅名人行为的心理动机。八卦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然要把名人往下拉齐到不甚高尚和不甚高雅的俗世人间。
  　　
  　　
  　　八卦虽然并不总是负面性质的(如对影视人物有许多是不带批评的消息)，但负面性质的居多，这是一个事实。这并不是因为八卦本身必然蓄意造谣中伤，而是因为讯息的传播本来就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特点。本济夫就此写道，“负面的讯息也许比较容易被人记住，所以造成了(八卦)尽是负面讯息的不实印象。八卦有时确实会夸大歪曲，但八卦一般并不故意散布不实讯息。有时候八卦是获得确实讯息的唯一渠道。而且，八卦常常比‘官方’消息要来得准确和全面。”名人们的所作所为，有的是他们急迫想让别人知道的，有的是他们非常不情愿让别人知道的。他们自己心里有数，所以会采取相应的“宣传”和“保密”措施。他们要宣传的讯息由捧场赞美者操办，轮不到八卦来费心，八卦传播的多数自然是他们本想保密的讯息。八卦和负面消息有联系，这是事实，但责任并不全在八卦。
  　　
  　　人们往往指责八卦歪曲不实，这几乎成了对八卦固定不变的道德动机概括。其实，对八卦这种特殊的交际话语，“真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更不要说是八卦道德对错的衡量标准。八卦是一种与幽默和玩笑类似的话语。夸张、正话反说、反讽、悬念、出奇不意等等是八卦陈述的基本手段，这些手段的修辞目的正是调侃和嘲弄表面的真实。本济夫指出，八卦和玩笑都是有其内在价值的社会行为，人们用八卦和玩笑来谈论遭禁忌的话题，暗藏批评和不满，用出奇不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莫利尔(J. Morreall)认为，八卦和玩笑之间还有三个相似之处，那就是，一.它们都能逗乐，有娱乐作用;二.它们都含有某个有趣的“故事”，爱听故事则又属人之本性;三.它们都能打动人的想象，有相似的美感作用。莫利尔写道，八卦和玩笑的“主要价值不是真实，而是娱乐--让人高兴、惊讶、觉得有趣或感动，等等。有趣的叙述或有滋有味的八卦，好故事人人爱听，不管故事真实不真实。”
  　　
  　　八卦和玩笑常常简直就是混杂在一起。在政治生活不公开，政府领导人笼罩在神秘之中的社会中，有许多关于各级领导的八卦。他们的贪污腐化、裙带关系、私生活操守，在公开场面上是禁忌的话题，但在私下议论中却成为八卦的谈资。这些八卦中有许多现成的“段子”，口口相传，大同小异，在辗转相传中不断丰富，成为集体创作的成果。还有许多顺口溜和民谣，莫不关乎世风人心，贬多褒少，其抨击议论形象夸张，活泼有趣，极有娱乐效果。这类八卦、玩笑能起到一种热络人际关系、辨认关系亲疏的社会作用。这种交谈“增强了人际的亲近感，人们因能无话不谈而觉得彼此亲近。”这种亲近感还特别与社会的弱势群体有关， 科德(L. Code)指出，妇女们和下层人爱八卦，是因为他们在公开的社会少有说话的机会。古德曼(R Goodman)认为，“人们八卦权势人物和名人，为的是‘还其原形’。”博克写道，“政府领导以行政保密为理由藏掖的讯息其实都是公众完全有权利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八卦可以成为公共讯息必不可少的渠道。”
  　　
  　　2006年3月17日于北京野兽居
  　　
•   　　陈寿文
  　　
  　　近来在细读徐贲先生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看来有些书只能捧在手里读，而不能放在网上看。这本书里所收集的文字大多在网上读过，但只能知道它们的好，却说不出它们好在哪里。而捧在手里却不一样了，开始能够慢慢说出它们的好来了。
  　　
  　　他点出了思想的道德维度，力图将理性思考与公共关怀合为一体，从而使那些原本似乎只属于有知识者的精英特征获得普遍的公民社会意义，成为现代社会普遍成员都可以具备的思想和行为特征。这样的努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和可行性。
  　　
  　　思想的基础不仅是理性，而且是道德的理性。光凭所谓的“理性”，正如布莱克所说“一个人可以思想再思想，但却仍然是一个恶棍”。思想需要公正、客观、持平和判断。具备这些特征的思想其实就已经具备了道德的品质。如果我们坚持知识的生活，坚持生活在一种不为私利所扭曲的公共真实之中，那么我们所坚持的就不只是一种认知的思想，而且是一种道德的理想。
  　　
  　　把个人（“我”）的思想和集体（“我们”）的行为及行动联系在一起，把知识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既是为了表明个人介入社会问题的责任，也是为了主张，无论是谁，若要有效地介入公众事务，都需要尽可能地尊重知识学理，借助真实思考和实行独立判断。
  　　
  　　极权的强势统治和后极权的弱势统治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控制。前者以洗脑的方式迫使大众参与，不断共同再生统治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后者则以不让公开说话的方式迫使大众相信现存的社会制度为不可改变。前者要使大众觉得现有社会秩序是最为合理美好的(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后者则要使他们觉得现有秩序即使不好也不宜改变(如“一搞民主就乱”)。前者将现状合理化，以达到最高程度控制；后者将现状自然化，以达到较低程度的控制。在低程度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中，现实失去了意识形态的道义支撑，大众对缺乏支撑的现实却又无力改变。这种无力感便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对整个公众生活(包括政治和公共道德)的冷漠。
  　　
  　　“说一套做一套”成了当今中国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它不仅弥漫于政治领域中的公开话语，而且成为社会普遍的欺诈、虚伪和腐败行为不成文的规范。按此规范言论行事已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自我保护手段和生存技能。人人都说谎、都作假的状态常被解释为是大众的个人道德意识出了问题。其实，如此犬儒化的社会所面临的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危机，还不如说是公众生活规范危机。公众生活的道德规范和个人道德良知不同，它并不依赖“良心”的维持，它的维持机制是法制（以民主程序所产生和执行）、舆论（以自由言论为基础）和传统(以长期形成的民间正义为核心)。充斥着腐败和谎言的公众生活，不是没有规范，它有它自己的规范，它的规范就是虚假。
  　　
  　　个人以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这本身就是对形形式式的冷漠、悲观怀疑、犬儒主义、自我流放和精神象牙塔的否定。知识分子的公民性参与不可能从某种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获得一劳永逸的政治正确性。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反抗是有限度的。知识分子不轻易放弃说不的权力，但并不是随时随地说不的人，他只是在需要时说不的人。关注时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努力超越现有的意识形态限制，坚持普遍的道德价值，而同时对自身的限制保持清醒意识，这就是现代思想批判。他体现了明确的社会批判目的，拒绝将批判变成精致而无目的的思想游戏。
  　　
  　　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自然不能脱离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是一种社会性的知识行为、一种公民参与行为，不是一个学科领域。作为一种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环境下以公民身份对他的群体所做的建设性参与。与一般公民参与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公民参与特别重视民主社会中参与和讨论的质量问题。公开参与和讨论并非总能自动产生开明的共识。知识分子是那些努力思考，并以此来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人。知识分子政治不仅仅关心专门小圈子内的学术之争和自我定位区分，不仅仅争取知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它更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一种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作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
  　　
  　　徐贲著：《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28元。
  　　
•   　　《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徐贲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05年4月一版一次 5100册 28元
  　　
  　　近来在细读徐贲先生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看来有些书只能捧在手里读，而不能放在网上看。这本书里所收集的文字大多在网上读过，但只能知道它们的好，却说不出它们还在哪里。而捧在手里却不一样了，开始能够慢慢说出它们的好来了。
  　　他点出了思想的道德纬度，力图将理性思考与公共关怀合为一体，从而使那些原本似乎只属于有知识者的精英特征获得普遍的公民社会意义，成为现代社会普遍成员都可以具备的思想和行为特征。这样的努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却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和可行性。
  　　思想的基础不仅是理性，而且是道德的理性。光凭所谓的“理性”，正如布莱克所说“一个人可以思想再思想，但却仍然是一个恶棍”。思想需要公正、客观、持平和判断。具备这些特征的思想其实就已经具备了道德的品质。如果我们坚持知识的生活，坚持生活在一种不为私利所扭曲的公共真实之中，那么我们所坚持的就不只是一种认知的思想，而且是一种道德的理想。
  　　个人以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这本身就是对形形式式的冷漠、悲观怀疑、犬儒主义、自我流放和精神象牙塔的否定。知识分子的公民性参与不可能从某种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获得一劳永逸的政治正确性。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反抗是有限度的。知识分子不轻易放弃说不的权力，但并不是随时随地说不的人，他只是在需要时说不的人。关注时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努力超越现有的意识形态限制，坚持普遍的道德价值，而同时对自身的限制保持清醒意识，这就是现代思想批判。他体现了明确的社会批判目的，拒绝将批判变成精致而无目的的思想游戏。
  　　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自然不能脱离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是一种社会性的知识行为、一种公民参与行为，不是一个学科领域。作为一种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环境下以公民身份对他的群体所做的建设性参与。与一般公民参与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公民参与特别重视民主社会中参与和讨论的质量问题。公开参与和讨论并非总能自动产生开明的共识。知识分子是那些努力思考，并以此来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人。知识分子政治不仅仅关心专门小圈子内的学术之争和自我定位区分，不仅仅争取知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它更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一种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作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
  　　
  　　
  　　本来还想全书细细读完，再写点文字的，不料昨晚在真名论坛看到崔卫平老师贴的一文
  　　知识分子就是讲道理的人（纪念来真名网一周年）
  　　http://www.zmw.cn/bbs/dispbbs.asp?boardid=7&replyid=298940&id=57791&page=1&skin=0&Star=1
  　　发现徐贲先生在该书中所说到的恰可和崔卫平先生所涉及的呼应起来，故发了一堆言语
  　　在我眼里，知识分子就是讲道理的人。我十分同意王小波所说的：“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加重要”。我所理解“思维”的工作，不是站队、摆出一副道德的姿态，而是构筑更大的公共平台、容纳更多的声音和维度；是在别人认为是结论的地方，将它重新当作新的起点；是给出更大的空间，而不是造成新的封闭和压抑。（崔卫平语）
  　　－－－－－－－－－－－－－－－－－－－－－－－－－－－－－
  　　举双手双脚赞成！
  　　而且我还坚信：
  　　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但是，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如“必须有良好教育才能享受美好人生”这种很陈腐的说法），而是以真正的生活体验。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robinson crusoe）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知识分子不必是没有幽默感的抱怨者。无权无势的个人见证事物的悲惨状况，绝不是一种单调·乏味的活动。这包含了福柯所谓的“不屈不挠的博学”（“a relentless erudition”），搜寻另类的材料，发掘埋藏的文件，唤回已被遗忘（或放弃）的各类历史。这包含了一种戏剧感和起义感，善用一己罕有的发言机会，博取观者的注意，比对手更具有才智、跟善于辩论。既没有职位要守护，有没有地盘要巩固、防卫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因此，自我嘲讽（self-irony）多于自吹自擂，坦率直言多于吞吞吐吐。然而，不容回避的则是无可逃避的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代表既不会使他们成为权贵们的朋友，也不会为他们赢得官方的荣衔。这的的确确是一种寂寞的处境，但是总比凑在一起漠然处事的状况要好。
  　　
•   　　 不过第四部分的文化批评和大众文化里几篇带来了阅读快感。
  　　
  　　 比如“既然我没法说真话，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由不得我心里想说什么。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说不定就有麻烦。我知道我照你的说，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当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说，你肯定会说我不拿你当回事。既然你要的不过是我摆出相信的样子，我又何必在说真话上面空费心思。”犬儒和弱者的抵抗比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说得透彻。
•   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
  陈寿文
  　　
  　　近来在细读徐贲先生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看来有些书只能捧在手里读，而不能放在网上看。这本书里所收集的文字大多在网上读过，但只能知道它们的好，却说不出它们好在哪里。而捧在手里却不一样了，开始能够慢慢说出它们的好来了。
  　　
  　　他点出了思想的道德维度，力图将理性思考与公共关怀合为一体，从而使那些原本似乎只属于有知识者的精英特征获得普遍的公民社会意义，成为现代社会普遍成员都可以具备的思想和行为特征。这样的努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和可行性。
  　　
  　　思想的基础不仅是理性，而且是道德的理性。光凭所谓的“理性”，正如布莱克所说“一个人可以思想再思想，但却仍然是一个恶棍”。思想需要公正、客观、持平和判断。具备这些特征的思想其实就已经具备了道德的品质。如果我们坚持知识的生活，坚持生活在一种不为私利所扭曲的公共真实之中，那么我们所坚持的就不只是一种认知的思想，而且是一种道德的理想。
  　　
  　　把个人（“我”）的思想和集体（“我们”）的行为及行动联系在一起，把知识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既是为了表明个人介入社会问题的责任，也是为了主张，无论是谁，若要有效地介入公众事务，都需要尽可能地尊重知识学理，借助真实思考和实行独立判断。
  　　
  　　极权的强势统治和后极权的弱势统治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控制。前者以洗脑的方式迫使大众参与，不断共同再生统治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后者则以不让公开说话的方式迫使大众相信现存的社会制度为不可改变。前者要使大众觉得现有社会秩序是最为合理美好的(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后者则要使他们觉得现有秩序即使不好也不宜改变(如“一搞民主就乱”)。前者将现状合理化，以达到最高程度控制；后者将现状自然化，以达到较低程度的控制。在低程度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中，现实失去了意识形态的道义支撑，大众对缺乏支撑的现实却又无力改变。这种无力感便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对整个公众生活(包括政治和公共道德)的冷漠。
  　　
  　　“说一套做一套”成了当今中国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它不仅弥漫于政治领域中的公开话语，而且成为社会普遍的欺诈、虚伪和腐败行为不成文的规范。按此规范言论行事已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自我保护手段和生存技能。人人都说谎、都作假的状态常被解释为是大众的个人道德意识出了问题。其实，如此犬儒化的社会所面临的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危机，还不如说是公众生活规范危机。公众生活的道德规范和个人道德良知不同，它并不依赖“良心”的维持，它的维持机制是法制（以民主程序所产生和执行）、舆论（以自由言论为基础）和传统(以长期形成的民间正义为核心)。充斥着腐败和谎言的公众生活，不是没有规范，它有它自己的规范，它的规范就是虚假。
  　　
  　　个人以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这本身就是对形形式式的冷漠、悲观怀疑、犬儒主义、自我流放和精神象牙塔的否定。知识分子的公民性参与不可能从某种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获得一劳永逸的政治正确性。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反抗是有限度的。知识分子不轻易放弃说不的权力，但并不是随时随地说不的人，他只是在需要时说不的人。关注时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努力超越现有的意识形态限制，坚持普遍的道德价值，而同时对自身的限制保持清醒意识，这就是现代思想批判。他体现了明确的社会批判目的，拒绝将批判变成精致而无目的的思想游戏。
  　　
  　　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自然不能脱离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是一种社会性的知识行为、一种公民参与行为，不是一个学科领域。作为一种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环境下以公民身份对他的群体所做的建设性参与。与一般公民参与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公民参与特别重视民主社会中参与和讨论的质量问题。公开参与和讨论并非总能自动产生开明的共识。知识分子是那些努力思考，并以此来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人。知识分子政治不仅仅关心专门小圈子内的学术之争和自我定位区分，不仅仅争取知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它更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一种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作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
  　　
  　　徐贲著：《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28元。
•   Very penetrating.
•   是的，消极时代的积极生活，努力自己开拓公共话语空间，负起自己的公民责任
•   八卦(gossip)
  “八卦”是闲言议论。八卦闲言的名声不是太好。在中文中,八卦的正规称谓是“流言蜚语”或“闲言碎语”,都不是什么正派体面的社会行为。在英文中,八卦就是gossip,按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的定义,gossip“是轻浮,常常无根据的传言。一般涉及个人的、耸人听闻和隐私的消息,”也是一种坏意思的行为。
  大众传媒时代的八卦闲言其实早已渗透在人们所接触的新闻和其它公共知识形式之中了。1890年, 华伦(S. Warren)和勃朗戴斯(L. Brandeis)针对当时美国迅速大众化的报纸,把专门报道名人消息、社会奇闻、以满足一般人偷窥癖、好奇心、和廉价娱乐的“黄色报纸”看成是公共新闻的倒退,他们挖苦道:“闲言八卦不再是无聊恶毒,反倒是变成了一种乐此不疲、厚颜无耻的行业。”八卦化的新闻和其它大众传媒给人提供娱乐和与此有关的讯息,是否就是一种全然没有正面社会意义的倒退和堕落?如果它顺应了一般读者、观众的需要,又是否会自然而然成为公共讯息具有民主意义的正面发展?在大众传媒时代,私域和公域的界限在哪里?这个界限又会如何影响具有公共意义的新闻话语?
  八卦闲言虽然背有道德的污名,但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却并非就一定是坏事。从社会性的信息交换来重新看待闲言八卦, 这就要求人们不再以现有的成见看待它。正如博克(S. Bok)所说,八卦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从别人的经验学习有用的东西,不被表相所迷惑。”八卦是一种讯息交换和传播的形式。讯息交换不只是表面的,它更需要从别人公开的所作所为背后探查一些当事人不愿公开的真情,“因此,讯息需要与他人分有,从他人获得,记住了以备后用,在讨论中试验和评估,时不时地用来鼓励别，或者警告别人不去做某事,等等。”缺乏对他人的讯息, “人们往往很容易受别人的骗,上了当都不知道。就如同信件、小说、传记和其它各种(个人生活)记录一样,闲言八卦帮助我们了解和评估关于他人生活的暗含讯息。”
  我们可以如博克建议的那样,从四个方面来定义“八卦”:一.非正式性质,二.个人间的交流,三.话题是人,四.当事人缺席。首先,八卦不象演说、讲课、法庭证词、医院记录这些正规话语那样必须遵守一定规则。八卦是即兴的,幽默的,情绪性的,俏皮的。所以不能拿正式话语的“真实”标准来要求八卦。八卦是“保密”的副产品,讯息越不易获得,也就越有八卦的价值。什么事情越捂得严实,就越有人八卦,名人、政治人物、熟人邻居,都不例外。其次,八卦是个人与其他个人间在交流讯息,它已经从传统的饭后茶余,朋友聚会,私人通信,发展到网上聊天,沙龙议论,甚至大众报纸的花边新闻,名人消息,等等。再者,八卦在议论的总是具体的个人,特别包含着某种道德评价。某某人的私生活被人拿来作为八卦的谈资,往往总是先已有了“出格”或“非同寻常”的成分,否则不会引起八卦的兴趣。八卦是关于人的讯息,因此与“谣言”(rumor)不同。股市、政局等等可以被“谣传”,但只有人才能被八卦。最后,人们总是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才八卦他。如果当着当事人的面说出来,八卦的许多话就会不得体,不礼貌,有伤人之嫌。
  八卦议论的是具体的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本济夫(A. Ben-Ze'ev)指出,八卦议论的主要有三种人,熟人、名人和私生活怪异之人,“我们们总是对名人的平常生活行为感兴趣,但却只对常人的不平常行为感兴趣。” 对名人的八卦有一种“降尊为俗”的作用。普通人难以窥视名人的私生活,对名人除了好奇,还有自然而然的嫉妒和尼采所说的“忿恨”(resentment)。名人一入八卦,便顿时失去他平时的公共形象光辉,在轻怩和玩笑中变成了闲言碎语者的同类。
  八卦因此和吹捧赞美名人的“正经”话语有根本的不同。捧场文字总是把名人从“俗”向上拔高到“不俗”的境界,八卦则是把名人从“不俗”往下拉低到“俗”的水平。捧场文字和八卦都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文学创作。正如泰南(D. Tannen)所说,“当人们谈论(他人)生活细节时,那是八卦。当人们写作这些细节时,就成为文学。”我们往往太看重捧场赞美的文学,但却太看轻八卦闲言的文学。在对名人的捧场赞美中,明明是押妓,却要写成是文人专有的风雅和情趣;明明是老夫少妻各取所需,却要写成是崇高的忘年爱情。这是把名人从常人的低处往精英的高处提升。八卦则不同,八卦感兴趣的是名人不便公开或羞于公开的讯息。好色、贪婪、糊涂、势利、利用别人、攀高枝、钓金龟,这些不光是八卦者自己才有的俗人弱点,也是他们拿来理解高雅名人行为的心理动机。八卦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然要把名人往下拉齐到不甚高尚和不甚高雅的俗世人间。
  八卦虽然并不总是负面性质的(如对影视人物有许多是不带批评的消息),但负面性质的居多,这是一个事实。这并不是因为八卦本身必然蓄意造谣中伤,而是因为讯息的传播本来就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特点。本济夫就此写道,“负面的讯息也许比较容易被人记住,所以造成了(八卦)尽是负面讯息的不实印象。八卦有时确实会夸大歪曲,但八卦一般并不故意散布不实讯息。有时候八卦是获得确实讯息的唯一渠道。而且,八卦常常比‘官方’消息要来得准确和全面。”名人们的所作所为,有的是他们急迫想让别人知道的,有的是他们非常不情愿让别人知道的。他们自己心里有数,所以会采取相应的“宣传”和“保密”措施。他们要宣传的讯息由捧场赞美者操办,轮不到八卦来费心,八卦传播的多数自然是他们本想保密的讯息。八卦和负面消息有联系,这是事实,但责任并不全在八卦。
  人们往往指责八卦歪曲不实,这几乎成了对八卦固定不变的道德动机概括。其实,对八卦这种特殊的交际话语,“真实”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更不要说是八卦道德对错的衡量标准。八卦是一种与幽默和玩笑类似的话语。夸张、正话反说、反讽、悬念、出奇不意等等是八卦陈述的基本手段,这些手段的修辞目的正是调侃和嘲弄表面的真实。本济夫指出,八卦和玩笑都是有其内在价值的社会行为,人们用八卦和玩笑来谈论遭禁忌的话题,暗藏批评和不满,用出奇不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莫利尔(J. Morreall)认为,八卦和玩笑之间还有三个相似之处,那就是,一.它们都能逗乐,有娱乐作用;二.它们都含有某个有趣的“故事”,爱听故事则又属人之本性;三.它们都能打动人的想象,有相似的美感作用。莫利尔写道,八卦和玩笑的“主要价值不是真实,而是娱乐--让人高兴、惊讶、觉得有趣或感动,等等。有趣的叙述或有滋有味的八卦,好故事人人爱听,不管故事真实不真实。”
  　　八卦和玩笑常常简直就是混杂在一起。在政治生活不公开,政府领导人笼罩在神秘之中的社会中,有许多关于各级领导的八卦。他们的贪污腐化、裙带关系、私生活操守,在公开场面上是禁忌的话题,但在私下议论中却成为八卦的谈资。这些八卦中有许多现成的“段子”,口口相传,大同小异,在辗转相传中不断丰富,成为集体创作的成果。还有许多顺口溜和民谣,莫不关乎世风人心,贬多褒少,其抨击议论形象夸张,活泼有趣,极有娱乐效果。这类八卦、玩笑能起到一种热络人际关系、辨认关系亲疏的社会作用。这种交谈“增强了人际的亲近感,人们因能无话不谈而觉得彼此亲近。”这种亲近感还特别与社会的弱势群体有关, 科德(L. Code)指出,妇女们和下层人爱八卦,是因为他们在公开的社会少有说话的机会。古德曼(R Goodman)认为,“人们八卦权势人物和名人,为的是‘还其原形’。”博克写道,“政府领导以行政保密为理由藏掖的讯息其实都是公众完全有权利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八卦可以成为公共讯息必不可少的渠道。”
•   楼上的八卦……
•   我也是在第四部分看的有些快感，可能是第四部分和知识背景要求没有那么高，并且后极权的体验我们也不陌生。犬儒主义这种人，唉，身边太多了，徐贲说的入木三分，看了越来越觉得自己有滑入那方面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