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3-9 出版社:华东师大 作者:杨国荣 页数:316 字数:2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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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一书是杨国荣周志的博士论文。在进行论文答辨时,几位前辈专家曾给以肯定的评价,给他许多鼓励。部分内容在有关杂志发表后,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这本著作有一些显著的特点:一、从考察王学的二重性入手,对它的内在结构及其在后学中的历史展开过程,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王学融虫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及其肯定本体(良知)与工夫(致良知)之统一这一极为重要的理论特质。二、由对王学体系的内在矛盾的揭露,进而说明王门后学的分化,着重考察了志(意)知之辨的演进,李贽把王学引向异端,黄宗羲完成对王学的自我否定,并在“历史的余响”的标题下讨论了王学中国哲学近代化中的双重作用等。第一系统的有条不紊的考察,比较好贯彻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因此许多论断显得很有说服力。三、作者比较充分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参考了前人和时贤,包括海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加以评析、折衷、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本书既具有较广的理论视野,又能在许多环节上作深入的微观考察,是一部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理论著作。
作者简介
杨国荣,1957年10月生于上海,浙江诸暨人。1988年获博士学位,1991破格由讲师晋升为教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1998-2000)。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所长;国际儒联理事、孔子基金会理事、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上海哲学学会中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比较哲学杂志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编委。 著有学术著作10余部(其中7部同时在海外出版);主要包括:《王学通论》(上海,1990,台北,1997)、《胡适与中西文化》(合著,成都,1990)、《孟子新论》(台北,1993)、《善的历程》(上海,1994)、《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台北,1995,北京,1996)、《心学之思》(北京,1997,台北2000)、《理性与价值》(上海,1998)、《存在的澄明》(沈阳,1998)、《面向存在之思》(台北,1998)、《科学的形上之维》(上海,1999)、《史与思》(杭州,1999)、《伦理与存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其中《王学通论》被译为韩文于1994年在汉城出版。另有论文一百余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二十一世纪》等海内外学术刊物。
书籍目录
序引论第一章 王学的兴起 第一节 王学形成的历史前提 第二节 理学的演变与王学的产生第二章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 第一节 心(良知)的内在结构及其逻辑展开 第二节 致良知:先天良知与致知过程之辨第三章 致良知说的分化 第一节 从先天本体到现成良知 第二节 先天本体的超验化与归寂以致知 第三节 本体与工夫第四章 志(意)知之辨的演进 第一节 “造命却由我”与“意为心之主宰”——泰州学派的唯意志论倾向 第二节 志道与顺乎无内外之则 第三节 “意蕴于心”与“知藏于意”——刘宗周论意知第五章 从良知说到童心说 第一节 童心说:天理的剔除与个体性原则的突出 第二节 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 第三节 性情不可以一律求第六章 王学的终结 第一节 从以心为体到心为气之灵处 第二节 工夫与本体关系的再思考 第三节 从心体的历史展开到学脉的历史展开 第四节 个体与整体之辨:启蒙思想的前奏第七章 历史的余响:王学与中国近代哲学 第一节 从心物一体到“体用不二” 第二节 个性与直觉:良知说的二重影响 第三节 王学与中国近代的唯意志论思潮 第四节 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说的余波附录(一)心物之辨与天人之际附录(二)致良知说再阐释后记新版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王学的兴起 王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崛起于明代中叶。它的产生,以明中期的社会历史状况与理学的逻辑演变为其双重前提。 第一节 王学形成的历史前提 天理的困窘 1449年土木之变以后,明代社会开始由盛向衰转化,明初潜伏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渐显露。首先是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皇室、宦官与勋戚凭借政治上的特权大规模地侵占土地,是这一时期土地兼并的显著特点。据《明史》卷七十七记载,弘治二年(1489),仅畿内五处皇庄所占土地,即达一万二千八百余顷。1508年,明武宗继位后第一个月,即设皇庄七处,继而又增至三百余处。明代皇庄之多,超过了以往历代。皇室勋贵之外,官僚地主及地方豪族也相率掠夺民田。以明代中叶的福州为例:“郡多士大夫,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明史》卷二○三)土地的高度集中,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的地租、赋税也日见其重。江南某些地区的租率,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五。繁重的土地赋役,使农民的生活日渐恶化,“有今完租,而明乞贷者”(《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面临土地日蹙、赋税日重的双重逼迫,大批农民被迫远离家园,或人野垦荒,或上山采矿。正统以后,流民遍布全国,其总数约有六百万,几乎占在籍人口的十分之一。流民问题的突出,标志着明代社会矛盾(主要是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已空前激化。后者最终导致了农民的揭竿而起。明代中期,农民起义几乎连绵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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