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4 出版社:辽宁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桂芳 页数:201
内容概要
20世纪末期,人类进入了数字化技术时代。数字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使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在数字化面前变得笨拙和无奈,同时不仅引发了中国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而且也导致了中国人文精神的缺失。对此,中国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均在探索着解决之道,期望能最大限度地克服数字化技术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数字化技术以造福人类的本来面目和功能。正如爱德华·特纳所言,如果我们能从报复效应中接受教训,就不会去否定技术,而是将改进技术。而从根本上说,数字化技术的一系列负面作用的产生就在于发达的现代科技没有自觉地加入相应的人文精神关怀。因此,必须在数字化技术背景下,考察和研究人文精神问题,并约束、限制和指导它的发展。只有把良好的人文精神融人数字化网络空间,才能消除或缓解目前中国人文精神种种“症结”的发生,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促进数字化社会的正常发展。因此,本论文选择了数字化技术作为时代背景,对中国人文精神予以现实解读,期望通过此研究进一步促进中国人文精神的和谐发展。 基于以上思考,《数字化技术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首先对数字化及其技术限度进行了考察。对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历史分期,对数字化技术的内涵、特征、属性、意义及其时代限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和选择的背景和必要条件,但是,数字化技术所开创的数字化空间也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 其次,对中西人文精神发展的文脉进行了历史追溯。以历史的纵向发展为主线分别考察了中国和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状况,重点对中西人文精神的历史演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西方人文精神乃是充满矛盾、残缺不全的人文精神,它不能引导今天的人文精神建设。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具有明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它与封建专制相结合,又有所背离并消解人文精神的底蕴。 接着,在上述基础上,以技术的历史发展为主线,对技术与人文精神的互动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了技术与中国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互动关系,为以数字化技术为时代背景奠定合理基础。进而深人分析了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意义之维、理论之维和现实之维。 最后,在分析了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原则和儒家人文精神传统启示的基础之上,指出了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六个路径。同时,对中国人文精神进行了后现代展望。20世纪末期,人类进入了数字化技术时代。数字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使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在数字化面前变得笨拙和无奈,同时不仅引发了中国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而且也导致了中国人文精神的缺失。对此,中国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均在探索着解决之道,期望能最大限度地克服数字化技术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数字化技术以造福人类的本来面目和功能。正如爱德华·特纳所言,如果我们能从报复效应中接受教训,就不会去否定技术,而是将改进技术。而从根本上说,数字化技术的一系列负面作用的产生就在于发达的现代科技没有自觉地加入相应的人文精神关怀。因此,必须在数字化技术背景下,考察和研究人文精神问题,并约束、限制和指导它的发展。只有把良好的人文精神融人数字化网络空间,才能消除或缓解目前中国人文精神种种“症结”的发生,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促进数字化社会的正常发展。因此,本论文选择了数字化技术作为时代背景,对中国人文精神予以现实解读,期望通过此研究进一步促进中国人文精神的和谐发展。 基于以上思考,《数字化技术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首先对数字化及其技术限度进行了考察。对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历史分期,对数字化技术的内涵、特征、属性、意义及其时代限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和选择的背景和必要条件,但是,数字化技术所开创的数字化空间也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 其次,对中西人文精神发展的文脉进行了历史追溯。以历史的纵向发展为主线分别考察了中国和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状况,重点对中西人文精神的历史演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西方人文精神乃是充满矛盾、残缺不全的人文精神,它不能引导今天的人文精神建设。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具有明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它与封建专制相结合,又有所背离并消解人文精神的底蕴。 接着,在上述基础上,以技术的历史发展为主线,对技术与人文精神的互动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了技术与中国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互动关系,为以数字化技术为时代背景奠定合理基础。进而深人分析了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意义之维、理论之维和现实之维。 最后,在分析了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原则和儒家人文精神传统启示的基础之上,指出了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六个路径。同时,对中国人文精神进行了后现代展望。
书籍目录
摘要ABSTRACT第1章 绪论1.1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依据1.1.1 数字化技术的反思与批判: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1.1.2 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一个亟须研究的问题1.2 研究的意义1.2.1 现实意义1.2.2 理论意义1.3 文献综述1.3.1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研究文献综述1.3.2 中国人文精神大讨论文献综述1.3.3 数字化与中国人文精神研究文献综述1.3.4 从技术视角对西方人文思想的研究综述1.4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1.4.1 基本思路1.4.2 研究的方法1.5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第2章 数字化及其时代限度2.1 数字化概念的理解2.1.1 数字化的概念2.1.2 数字化的特征2.1.3 数字化的属性2.2 数字化的发展历程2.2.1 历史渊源:20世纪50年代2.2.2 起步阶段:20世纪60-70年代2.2.3 初步发展至蓬勃发展阶段:20世纪80-90年代2.3 数字化的时代限度2.3.1 数字化的技术限度2.3.2 数字化的“自由限度”2.3.3 数字化的“自然限度”第3章 中西方人文精神的文脉追溯3.1 人文精神及相关概念3.1.1 人文、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文精神3.1.2 西方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3.2 中国人文精神溯源3.2.1 人文化成及其拓展3.2.2 天人合一与人文精神的确立3.2.3 礼与人文精神的发展3.2.4 宋明理学与人文精神的强化3.2.5 个体启蒙与近代人文精神的切换3.3 西方人文精神溯源3.3.1 古希腊自发的人文精神3.3.2 中世纪“闭壳期”的人文精神3.3.3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3.3.4 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精神3.3.5 19世纪以来的人文思潮和20世纪的人文精神3.4 中西人文精神比较3.4.1 中西人文精神历史演变比较3.4.2 中西人文精神主要共同特征比较第4章 技术变迁与人文精神的演进4.1 技术与人文精神的互动4.1.1 原始技术与人文精神的萌芽4.1.2 古代技术与人文精神的产生4.1.3 近代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发展4.1.4 现代技术与人文精神的拓展4.2 不同技术时期人文精神的特征4.2.1 古代技术时期中国人文精神的特征4.2.2 近现代工业技术时期中国人文精神的特征4.2.3 当代技术时期中国人文精神的特征第5章 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之维5.1 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意义之维5.1.1 人文精神是数字化技术时代和谐理念的核心5.1.2 人文精神是数字化技术时代传统与现代对接的最佳切入点5.2 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的理论之维5.2.1 儒家人文精神是数字化技术时代人文精神的重要理论资源5.2.2 精神本体论——考察人文精神的逻辑起点5.3 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现实表征5.2.1 数字化技术理性的危机及表现5.2.2 数字化技术理性表征——中国人文精神缺失5.2.3 数字化技术实践表征——当代人发展的悖论第6章 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和谐之径6.1 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和谐的原则6.1.1 寻求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渐近6.1.2 寻求数字化技术的人文定位6.2 数字化技术时代儒家人文精神的启示6.2.1 强调入的主体性地位6.2.2 强调入与自然的和谐相处6.2.3 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6.2.4 强调人自我身心的和谐6.3 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路径6.3.1 坚持数字化技术与人文精神的融合6.3.2 坚持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6.3.3 在善的追求中整合社会的理想、信念6.3.4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建立非人类中心主义技术观和伦理观6.3.5 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6.3.6 以儒家人文精神为根基,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第7章 中国人文精神的后现代展望7.1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历史缕析7.1.1 前现代、现代的分界7.1.2 后现代的源起与纷争7.2 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7.2.1 后现代主义的源起7.2.2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人物及主张7.2.3 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与失误7.3 后现代社会中国人文精神展望7.3.1 后现代社会的特征7.3.2 后现代精神对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7.3.3 后现代主义对中国人文精神重建的意义
章节摘录
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问题的研究,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如下建构新论点: 第一种论点:建构范式、社会建构论。陈志良教授认为,数字化技术视阈下人文精神的建构迥异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经验论与实证论、规范论与应该论愈加显示出其局限性。数字化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与特点必然打破已有的人文建构框架,一定程度上是对已有建构问题的根本否定,物质本体正向功能本体的方向转化。针对“合成论”、“反映论”,他提出“大人文精神”和“小人文精神”两种建构模式。“大人文精神”是指从整体的“数字化运动”来构建价值与事实的统一,而不纠缠于二者的分裂;“小人文精神”着重于数字化解构话语霸权、社会霸权的功能,仅仅留滞于对数字化的“镜式”反映和描述上。因此,“数字人文”必须突破反映论,从整体、能动、智慧、自由的角度加以建构。 第二种论点:技术与经济、制度互动论。鲍宗豪教授认为应从技术、经济和制度环境互动的角度,进行数字化技术视阈下的人文精神建构,人文精神是在技术、经济和制度三者互动中生成和发展,并在三者互动中来实现的。数字化技术再进步、再发达,但现实的终极关怀,要通过各项制度、政策来保障。因此,建构数字化人文精神的最后落脚点不在于数字化本身,而在于各项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第三种论点:人文关怀论。许多学者认为数字化人文精神的核心问题是发掘数字化所蕴涵的人文因素,培养人文关怀的“数字化情结”。从儿童教育、大学教育、传媒领域倡导人与人及数字与人的“亲近”方式,“高技术、高人文”是他们追求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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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技术时代,亟需考察和研究人文精神问题,并约束、限制和指导它的发展。只有把良好的人文精神融入数字化网络空间。才能消除或缓解目前中国人文精神种种“症结”的发生.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促进数字化社会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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