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4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作者:韩晗 页数: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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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垦学术的处女地——序韩晗《纸上风流:消失的民国杂志》樊星韩晗出生于1985年,属于“80后”。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喜欢写诗、写小说的不少,喜欢研究文学的似乎不多。而作家陈应松在向我推荐韩晗时一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指文学研究),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真的不多!”后来,我了解到韩晗已经出版了散文集《大国小城》、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等八种,更感到了应松兄此言不虚。这不,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入学不到半年,韩晗又拿出了他的最新成果《纸上风流:消失的民国杂志》,并告诉我,其中的几篇已经或即将在《书屋》、《汕头大学学报》等刊发表。借此书出版之机,韩晗希望我能写篇序言,我当然乐意玉成此事。期刊研究、文学的传播研究都是近年来学界的热门话题。关于那些深刻影响了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期刊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韩晗一面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一面迅速进入了对于那些学界一时尚未关注的期刊的研究,通过对原刊的细致阅读、研究,有所发现,从而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例如《絜茜》、《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呐喊(烽火)》这些学界的研究显然还不够的刊物,韩晗都能拂去历史的烟尘,还其清晰的历史面目,揭示其在历史上也许不那么深远、但不容忽略的文化意义。这样,这本书就具有了某种拓展新知、填补空白的意义。同时,韩晗有意在对于不同期刊的研究中剔发不同的文化意义,努力呈现出对于期刊研究的多侧面理解,也使得本书具有了摇曳多姿的灵动感。此外,更有意义的是,韩晗能够走入历史的深处,去理解那些前辈文化人的追求与迷惘,去发掘那些好像已经湮没在历史废墟中的文化陈迹,我觉得是显示了一个“80后”学人对于前辈和历史的浓厚兴趣、也是显示了文心的薪尽火传的。现在有不少青年学人,常常习惯从某一西方的流行理论入手去讨论问题。然而,西方的理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千变万化的文学现象,却是一个问题。甚至在西方,对文学评论的理论化倾向的质疑也时有所闻。美国文学评论家韦勒克就曾经指出:“当前迫切的问题……理论是接受了,而与文本的接触却越来越少了”。因此,如何从对于文本的阅读感觉入手,去感受、描述文学的丰富与微妙,进而深刻领悟人生的丰富与微妙,就成为避免沦为流行理论附庸的关键所在。我在读了这部书稿以后,感到韩晗既能关注新的理论,并从中摄取研究的灵感,又能不为理论所囿,努力还原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多变,读来常有移步换景之感。例如《“遗失的美好”》一章对《絜茜》月刊的研究对于“三个张资平”、“两个《絜茜》月刊”的发现就颇有新意地揭示了中国文人命运的多变;《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话语范式》一章中对《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创刊号”特色的发现——“‘重中轻西’、‘昌明国粹’仿佛是《季刊》的办刊宗旨——这与以欧美留学生为主要撰稿梯队的刊物似乎十分不符”,同时这一现象也有特别的文化意义:“恰恰因为有着一群优秀的留学生(尤其是欧美留学生)供稿者,他们既有着西学的视野,又有着国学的底子”,做起“昌明国粹”的事业来才别具特色……都能体现出作者从史料的钩沉、分析入手,去重新发现历史的风云变幻、历史人物的命运多变的求实精神。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还原历史的复杂绝非易事。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问题、人事纠葛缠绕在一起,没有深厚的学养,是难以透彻地做到“知人论世”的。而深厚的学养,当然是建立在常年的积累基础之上的。由于作者毕竟年轻,虽然在对于那些“冷门”期刊的研究上能够有所发现,但当他试图“以点带面”评论那些错综复杂的思潮时,有时难以做到深处,就显示了作者之短。例如书中对于现代文学史上唯美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评述就明显有简单化之嫌。因此,这本书虽然已经出版,还是需要进一步打磨的。我相信韩晗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既然他真心地喜欢学问。而且,他还如此年轻!2010年12月24日于武汉大学
内容概要
文坛泰斗、学界巨子,为何主编的刊物均是昙花一现?是社会的人文衰落,是读者的有眼无珠,还是内部失火?
学者傅雷、周煦良创办了《新语》半月刊,旗下云集了钱钟书、马叙伦等诸多名家,该刊仅办几期便成绝响!《絜茜》既不亲国民党,又不亲共产党,站在“第三党”角度的文化人,有着怎样的诉求?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实质上并非广受欢迎,而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只是采取商榷的态度。是什么原因导致《新青年》“被中心”呢?
本书作者亲自查询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的民国文献馆藏,并采访到邵洵美之女邵绡红、傅雷之子傅敏、老作家黄宗江等见证人,以珍贵的历史图片、流畅的文字,再现民国杂志风采,填补了学界研究空白。
作者简介
韩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硕士。作为曾经的“八零后”作家,韩晗是一位转向学者的成功范例。2007年与郭敬明、张悦然一道加入中国作协,现在成为“八零后”代表作家中唯一一位拥有博士头衔的人。
书籍目录
序(樊星)
导论:建构“群像式”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
——兼谈“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学术困境及其出路
第一章:国家意识、文学叙事与学者参政
——以《新语》半月刊为核心的史料考辩
第二章:“遗失的美好”
——以《絜茜》月刊为核心的史料考辩
第三章: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话语范式
——以1930-1937年《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为核心的学术考察
第四章:狮吼声何处
——关于《狮吼》杂志及其后期文学活动史料考
第五章:“怎样遗忘,怎样回忆?”
——以《现代文学评论》为支点的史料考察
第六章:“被中心”还是“被边缘”?
——以《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第七章:从“话语媒介”到“文学场”
——以《笔谈》杂志为核心的史料考察
第八章:烽火中的呐喊
——以《呐喊(烽火)》周刊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补记:胡风茅盾的四次交恶
第九章:上清旧文学之弊,下开新儒家之源
——关于《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
余论: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几点思考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建构“群像式”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兼谈“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学术困境及其出路天使是插上了翅膀的撒旦,历史往往隐藏于假象的背后。—吉奥乔•阿甘本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是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马泰•卡林内斯库“二十世纪文学史”①是一个近些年曾在文学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与高度关注的词语,此语与海外中文研究界的“现代文学”这一名词在内涵上几乎保持高度一致:即否定“1949年”在文学史研究上的积极意义,进而认同五四时期不但是现代文学的逻辑谁也无法否认或逃避,现代文学三十年,诞生出了一大批巍巍在上的经典人物: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田汉……但是,与此同时也诞生出了一批失踪者:邵洵美、张资平、罗隆基、许君远,甚至包括近十余年之内“走红”的梁实秋、周作人与张爱玲……现代文学“失踪者”何其多也!由于连年战争与国内局势的不稳定,国民政府几乎顾不上对于新闻出版行业的整顿 。中国新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数百种转瞬即逝的文学刊物,有的刊物办了四、五期却因战争、人事变故或政治原因不得不宣布停刊,有的刊物甚至只办了一期就草草收场,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次性”刊物——这在世界文学史、新闻史上都是奇闻。《絜茜》杂志是进步的刊物,甚至还有农工党成员杨允鸿作为“操控”者协办,其幕后总导演乃是被中共官方称为“新四军老战士”的季方。既然如此,这份刊物缘何还会受到攻击?《金屋月刊》也未能维持太长的时间,随着邵洵美因个人财力的分散,国内通货膨胀的加剧,在一年后的一九三零年,张光宇等人恳求邵洵美接下难以为继的《时代画报》,以及入股新月书店,帮助徐志摩创办《诗刊》等,他不得不狠心关闭了自己的“金屋书店”。一直以来,由于“大汉族”的观念深入统治阶级内心,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前“驱逐鞑靼”的口号甚嚣尘上,使得当时的主流学术界并不重视甚至忽视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少数民族一直凭借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交流形式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构建——可惜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未真正重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现代文学评论》主编李赞华的作品,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位在中国文坛掀起滔天巨浪的“资深出版人”,因秉性直爽,不擅从政做官,最后竟从堂堂《民国日报》总编辑沦为“江西反省院管理科主任”。最后穷困潦倒,默默了此一生。抗日战争作为全民族的战争,民族矛盾消弭了之前的党派、政见之争,《笔谈》之所以能够将小品文与政论合二为一形成新的文体,并邀请到各派一流文人为之撰稿,除了茅盾本人的影响力之外,很大程度被战争语境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总发稿量而言,尚不足《新青年第五号》整本杂志的百分之五十,尽管这些文章都具备着“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撰稿者就是马氏理论之信徒,真正自发性地、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撰稿的论述其实仅李大钊本人一篇而已。抗战期间“抵抗文学”的主要办刊者,无论是重庆的《文艺阵地》,还是上海的《呐喊(烽火)》,以及后来香港的《笔谈》,若无茅盾,这些刊物断然不可能出现。尤其在鲁迅逝世之后,茅盾在当时左翼文学界的影响力,除了郭沫若之外,几乎无人可堪匹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茅盾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而他的对头胡风却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竟因言获罪,坐牢数十年,直至1982年茅盾病逝以后,他才有机会“发发牢骚、浇浇块垒”。早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就发表了关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论,这种言论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和反对,其中就包括胡适的同学兼同乡梅光迪。当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最开始是以朋友的口气讨论,后来二人关系越来越僵。回国之后,两个人分别选择自己的学术阵营,并成为了其中主要成员。
媒体关注与评论
韩晗的这些文章令我感觉极有收获,他不仅发掘被人忽略的现代文学期刊史料,而且加以评论,捻出当中在今日看来颇能启发人的意蕴。——张隆溪 瑞典皇家人文、历史与考古学院院士该书资料丰富,令我大开眼界,也十分佩服韩晗治学的功夫。他对于这些期刊的研究,应该是有相当的开创意义。我相信韩晗若继续努力,必然能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王德威 世界华人杰出人文学者、哈佛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 韩晗的期刊研究,与时下大多数流于材料展示与归纳不同,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并能在局部史料的深研中,以小见大,体现出对文学史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历史知识与文学感受超过一般的博士生,而文字功夫也看得出是厚积薄发的。 ──杨联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推荐
《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将九种“失踪者”民国期刊进行了“群像式”梳理,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了期刊语境下的现代文学与社会经济、政治格局及文化思潮等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的《絜茜》、《现代文学评论》、《新语》、《夜莺》、《笔谈》、《烽火》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等刊物研究均填补了学界相关研究的空白,受到了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张隆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著名作家杨联芬与德国特里尔大学客座教授樊星等国际知名学者的好评,而且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樊星教授作为该书的审稿专家,为该书的修改多次提出了珍贵的意见与建议。在“民国怀旧热”的今天,国内尚无一位学者可以一次性拿出这么多成套的散佚期刊并将其研究、解读。《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不但选摘了近百幅一手资料的原刊、历史文献图片,而且作者流畅雅驯的文笔,使得《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有了可与散文媲美的可读性,亦有了可与画报媲美的观赏性。《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特点:1.学术价值:国内第一本关于民国期刊杂志“失踪者”的钩沉性著作。2.使用价值: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绕不开的必读著作。3.史料价值:首度揭秘的第一手资料,从海外带回的珍贵图片。4.权威肯定: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张隆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著名作家杨联芬与德国特里尔大学客座教授樊星等学者重点推荐。
名人推荐
也是一种叙述——评韩晗《寻找消失的民国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热已经热了不少年,至今热力不减。韩晗的这本书也是着意在此用力。他从现代文学目前最为多见的三种研究方式——“通史研究法”、“作家作品研究法”和“理论前置研究法”存在的弊病入手,紧跟“重新回到历史现场”的以史料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新范式的热潮,通过建构“群像式”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开垦出一块块学术的“处女地”。 此书主要围绕一些被有意或无意遗忘的期刊史料,将历史地位、文本内涵与社会影响的三重视角,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结合对人际交往的史料钩沉,进而“知人论世”,从多个侧面努力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从《新语》半月刊到《絜茜》月刊、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到《狮吼》杂志、从《现代文学评论》到《新青年》杂志、从《笔谈》杂志到《吶喊(烽火)》,再到《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一份份被历史淹没的杂志,仿佛一朵朵被湮没在杂草中的鲜花。韩晗通过他辛勤地劳作,竟然开垦出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花园。花园中的花朵并非稀有,但清新别致,自有洞天。 阅读此书,我们可以从傅雷、周煦良于1945年创办的《新语》,看到抗战结束后国内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及其使用的政治话语。韩晗从国家意识、文学叙事与学者参政三个角度出发,探索政治、文学与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揭示《新语》所生成的一种新的、介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独特的话语机制。 韩晗从“三个张资平”和“两个《絜茜》月刊”的细致分析,展现出人的转变与期刊的转变之间的互为印证的清晰轨迹。他认为《絜茜》月刊问题的实质是民主党派对于文学体质的干预——即“第三种政治力量”与中国现代文学体制的关系问题。而因为张资平“汉奸文人”的身份与其它难以言明的政治原因,《絜茜》终于成了“被遗失的美好”;而以1930-1937年《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为核心的学术考察,韩晗通过对该刊创刊及其作者群分析,指出其天下公器的学术意义,并指出其融贯中西的学术贡献和影响。韩晗还着力论述了该刊三类话语范式——并不介入政治话语、以学术的姿态介入政治话语以及从纯粹的政治话语介入,并认为对该刊进行公共交往下的话语范式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关于《狮吼》杂志及其后期文学活动史考察中,韩晗详细叙述了该刊从“滕(固)核心”到“邵(洵美)核心”的转变过程以及其停刊始末,并认为该刊在对欧美文学的译介上有着巨大贡献。同时,以《现代文学评论》为支点的史料考察,韩晗着重介绍该刊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贡献,以及其在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整理国故”与“比较文学”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而《笔谈》是茅盾于1941年9月在香港创刊的文学半月刊,韩晗通过以《笔谈》杂志为核心的史料考察和战争语境下“文学场”的成因与分析,指出其带来了香港政论刊物的勃兴,形成了从“话语媒介”到“文学场”的文学模式转变。在以《呐喊(烽火)》周刊为核心的史料考察中,韩晗对这份茅盾、巴金1937年在上海创立的文学期刊得不到评论界重视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考辨,揭示出其原因在于胡风的诋毁,而最终原因来自于胡风茅盾的四次交恶,但是该刊的历史意义却不应被忽视。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最后一节是对《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学衡》杂志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指出其被误读的原因在于不能全面地读,不能历史地去分析,而是断章取义。韩晗做出了其“上清旧文学之弊,下开新儒家之源”历史价值的论断。 在此书中,韩晗发掘了一批被淹没的史料,并根据这些史料的研究现状提出疑问,再追根溯源寻找答案。在对历史“祛蔽”的过程中,韩晗努力为我们还原历史的可能面貌,发掘了一些“遗失”的“美好”,并让我们获益良多。 但历史无法重现,由历史构成的叙述底本就成了一种理想状态。无论多完美的叙述都只能是一种述本,可以无限接近底本却永远无法到达。韩晗的这个述本无疑是优秀的,他采用新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方式对这些期刊进行了新的叙述。但我们依然渴望着更优秀的叙述出现。这是致力于史料研究者的宿命!是挑战!也是大幸!——马文美 四川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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