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播与汉晋南朝文化变迁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作者：夏增民 编  页数：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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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西汉武帝时实行“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即与政治结合，通过官学和私学传授的教育体系，诏书和法律的公布、流传，政府遣员循行地方，政府对儒学价值的标榜等渠道，加速在社会中的传播。西汉中期以后的汉代诸帝大多受过较好的儒学教育，他们推动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也促进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儒学化。这一时期，儒学以两个向度即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从若干个中心向更广区域传播，引起东汉社会儒学的同质化，在儒学广布的地区，其价值逐渐成为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从此，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基本定型。自汉末以至隋代，中国长期处于战乱和分裂之中，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改变了中国的思想格局。不过，儒学独尊的地位虽然受到冲击，但仍为政府所提倡，每朝代兴，无不整顿儒政，巩固并提高儒学的地位。三国两晋时期，中原地区屡遭兵燹，当地居民纷纷外迁，从而为儒学向四周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南方地区。由于中原王朝政权和北方士民的南迁，在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持续发展，儒士人数不断增长，逐渐形成了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的建康吴会地区、鄱阳湖流域及周边的寻阳豫章地区和洞庭湖流域及周边的江陵江夏长沙地区三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出现了建康、会稽、吴郡、寻阳、南郡、江夏、长沙等一些儒家文化中心。这三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的形成，与那个时期的移民规模和路线、南北分治格局下东晋南朝荆州扬州之间特殊的政治形势以及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东晋南朝儒学在这三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的基础上，沿着陆路和水路（海路）继续向南、向西扩散，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南海交趾儒家文化区的成长，也推动了今福建地区的建宁晋安地区儒家文化的发展。在儒学化官员亦即所谓“循吏”和广大儒士的努力下，由于儒学的政治文化功能，在儒家文化区域扩展的同时，风教所及，儒家的文化、精神价值也传布民间。儒学的南传，引起了当地文化的变迁，南方土著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崛起，并走上历史舞台；而广大南方土著居民也在文化上认同了汉族，归属到汉文化圈内，汉民族的“文化边疆”大大南移。隋代统一中国的再造，也正是儒家文化在广阔地域上传播后的内在诉求。

作者简介

夏增民，历史学博士，曾就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现供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学术方向为思想史、政治史、社会性别史及历史地理。

书籍目录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关于历史学术地理  三、基本思路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第一章  儒学传播与汉代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第一节  汉代皇帝的儒学教育及政府对儒学的提倡    一、西汉诸帝及宗室的儒学教育    二、王莽与儒学传播    三、东汉诸帝的儒学教育及对经学的贡献  第二节  两汉时期儒学传播的渠道    一、完整儒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与选官的儒学标准    二、采风、循行制度与儒学传布    三、诏书与儒学传播  第三节  上层社会阶层的儒学化与儒学传播    一、西汉官员群体儒学化与儒学传播    二、东汉官员及儒士群体与儒学传播    三、儒家文化区域的扩展与儒学价值观在东汉社会的确立第二章  三国西晋时期儒学地位的升降与传播  第一节  曹魏西晋儒学地位的升降    一、曹魏西晋之儒政    二、曹魏西晋儒学发展之原因  第二节  曹魏时期的儒学传播与分布格局  第三节  蜀汉儒学的短暂生机  第四节  吴国儒学的继续发展  第五节  西晋儒家文化区域的分布态势第三章  东晋南朝的儒政与儒家文化区的分布  第一节  东晋南朝之儒政    一、东晋之儒政    二、南朝皇室之儒学教育与文化素养    三、南朝政府对儒学教育之提倡与措施    四、东晋南朝学官之建制  第二节  东晋南朝儒士之分布    一、对东晋及南朝儒士资料的说明    二、东晋南朝儒士籍贯分布    三、东晋南朝儒士活动区域分布第四章  儒学的政治文化功能与东晋南朝的文化变迁  第一节  儒学的政治文化功能    一、儒学的政治功能及其制度化    二、儒学的文化功能及儒家文化价值的播布  第二节  南朝境内的文化变迁与汉民族“文化边疆”的扩展结语附录  附录A  东汉官员儒学教育资料  附录B  曹魏博士考  附录C  三国西晋循吏分布  附录D  蜀汉儒士资料  附录E  吴国儒士资料  附录F  吴国经学著作  附录G  西晋儒士考  附录H  三国西晋儒学传授地分布  附录I  东晋儒士资料  附录J  南朝儒士资料  附录K  东晋南朝循吏资料  附录L  西晋和南朝四代儒士活动区域分布图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东平思王刘宇愿洒心自改，“诏书又敕傅相日：‘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长，耳目牵于耆欲，故五常销而邪心作，情乱其性，利胜其义，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气力勇武，获师傅之教浅，加以少所闻见，自今以来，非《五经》之正术，敢以游猎非礼道王者，辄以名闻。’……今闻王改行自新，尊修经术，亲近仁人”；又求《太史公书》，朝廷不许，托辞“《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如此，西汉中期以后，朝廷对诸侯王的教诲督导，可不任法则用儒学。　　是故，西汉皇族中有儒学修养良好者。先是有高帝同父少弟楚元王刘交，“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汉兴，封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日《元王诗》，世或有之”。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批儒学大家，刘交对儒学尤其是《诗经》的传播，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在西汉皇族中，元王这一支系，儒学传承最盛，其后辈多有人才，这一家学和门风，是刘氏其他支系所鲜见的。元王孙辟强，“亦好读《诗》，能属文”。辟强子德“修黄老术”德子即刘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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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西汉武帝以后，儒学便与政治结合在一起，通过官学和私学传授的教育体系，诏书和法律的公布、流传，政府遣员循行地方，政府对儒学价值的标榜等渠道，加速在社会中的传播。西汉中期以后的汉代诸帝大多受过较好的儒学教育，他们推动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也促进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儒学化。这一时期，儒学以两个向度即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从若干个中心向更广区域传播，引起东汉社会儒学的同质化，在儒学广布的地区，其价值逐渐成为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从此，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基本定型。自汉末以至隋代，中国长期处于战乱和分裂之中，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改变了中国的思想格局。不过，儒学独尊的地位虽然受到冲击，但仍为政府所提倡，每朝代兴，无不整顿儒政，巩固并提高儒学的地位。三国两晋时期，中原地区屡遭兵燹，当地居民纷纷外迁，从而为儒学向四周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南方地区。由于中原王朝政权和北方士民的南迁，在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持续发展，儒士人数不断增长，逐渐形成了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的建康吴会地区、鄱阳湖流域及周边的寻阳豫章地区和洞庭湖流域及周边的江陵江夏长沙地区三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出现了建康、会稽、吴郡、寻阳、南郡、江夏、长沙等一些儒家文化中心。这三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的形成，与那个时期的移民规模和路线、南北分治格局下东晋南朝荆州扬州之间特殊的政治形势以及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东晋南朝儒学在这三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的基础上，沿着陆路和水路（海路）继续向南、向西扩散，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南海交趾儒家文化区的成长，也推动了今福建地区的建宁晋安地区儒家文化的发展。在儒学化官员亦即所谓“循吏”和广大儒士的努力下，由于儒学的政治文化功能，在儒家文化区域扩展的同时，风教所及，儒家的文化、精神价值也传布民间。儒学的南传，引起了当地文化的变迁，南方土著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崛起，并走上历史舞台；而广大南方土著居民也在文化上认同了汉族，归属到汉文化圈内，汉民族的“文化边疆”大大南移。隋代统一中国的再造，也正是儒家文化在广阔地域上传播后的内在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