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问题研究

出版时间：2000-1  出版社：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作者：宋德勇  页数：263  

内容概要

　　《经济转型问题研究》论证了经济转型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对经济体制转型的含义和类型作了界定，并概述了邓小平理论、西方正统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转型经济学和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等有关经济转型的各种理论。

作者简介

宋德勇(1966～)，经济学博士，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著有《经济转型问题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东欧、俄罗斯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概述一、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二、前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的转型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二节 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作用二、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三、市场机制的优势第三节 经济转型的可行性一、人心所向二、有利条件第四节 经济体制转型的含义及类型一、经济体制二、经济体制转型三、经济体制转型的类型第二章 经济转型理论概述第一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南一、社会主义的本质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三、转型的目标模式第二节 东欧、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与西方正统经济学一、正统经济学家的一贯思想二、转型的目标模式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一、诱致性制度变迁二、制度变迁的诺思模型三、在经济转型申的应用第四节 转型经济学一、研究的主要内容二、研究的重大进展第五节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理论框架二、对中国市场化道路的解释……

章节摘录

书摘    第一，政府作为一个社会计划者，必须面对在不确定性下的最佳决策问题。    第二，由于思想上或者其他理由全力主张改革的政府，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政治接受能力的约束。    大规模改革包含着极大的总量和单个的不确定性，在东欧情形中，其预期结果是看它是否接近于西德奇迹或者魏玛共和国。转型的分析经常暗含假定最终结果必然是西德奇迹的翻版，或者，即使是改革的坏的结局，也应该趋向于比经济现状要好。万一出现改革的负面结局，人民会反对改革。    第三，“大爆炸”战略包括高成本，这经常被认为是事后的优势，因为它使得改革难以倒退，这是改革者的一个共同考虑。然而从事前的观点看，倒退成本很高，而改革结果又不确定，就可能导致“大爆炸”方式在政治上不可行。    渐进主义使改革很容易启动，因为它给了一个早期倒退的附加选择，在部分不确定性情况下，成本较低。在渐进改革情况下恢复价格控制、重新国有化等这样的改革倒退也是低代价的。这一渐进主义的一般优势可以解释为什么政治家经常采取渐进方式进行大规模改革，即使改革有很强的互补性。实际上，在出现总的不确定性时，渐进主义允许以一个灵活的方式去改革，并只有较小的试错成本。    第四，不同改革之间很强的互补性，并不必然弱化渐进主义方案，相反，给了渐进方式一个附加的优点：可以建立对进一步改革的支持。如果部分改革是不稳定的，在转型的每一阶段，都可以选择是接受新改革或者回到原来的阶段。    如果初步改革成功了，人民更愿意接受进一步的改革，则不仅节约了倒退成本又不损失最初改革的成果。正确的顺序能加强在转型过程中对改革的支持，从而创造契机。相反，不正确的顺序(以更痛苦的改革开始)会打击人民对改革的积极性。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改革倒退。因此渐进主义方案的关键，在于顺应正确的改革顺序。    马塞尔斯．迪沃崔蓬特和格瑞德．罗兰德在分析中提出了如下几个命题：    命题1．如果贴现率趋向于1，改革在早期出现逆转的概率为正时，渐进主义优越于“大爆炸”方式。就是说，只要存在着在早期出现改革逆转的可能性，那么渐进主义要比“大爆炸”方式优越。    命题2．如果改革是可分离的和相互之间可独立的，那么渐进主义方式从来不是最优的。而且如果第二项改革的事前预期是不确定的，它就永远不会实行。在改革存在互补性的情况下，渐进主义改革可能是最优的，即使改革的结果是独立的。而且当第二项改革是事先没有吸引力的时候，渐进主义方式可以建立对整个改革一揽子方案的支持。    普遍的观点是，由于改革的互补性，即各项改革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因而一次性快速的“大爆炸”式改革比渐进主义方式优越。事实上恰恰相反，只要改革早期逆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渐进主义就会因为改革的互补性而优越于“大爆炸”方式。假设改革I与改革Ⅱ是互补的，而且改革Ⅱ存在不确定性(预期结果不确定)，那么渐进改革就要优越，因为改革I实行后，对改革Ⅱ的拒绝就意味着对改革I的逆转成本。而且，如果改革I产生了有益的结果，会带来对整个改革链的支持。不实行改革Ⅱ，意味着损失前面改革的结果。因此，在改革存在互补性情况下，渐进主义优越于“大爆炸”方式。    从空间上扩展来看，渐进主义方式也有优势。如果存在一项改革和两个地区，渐进主义意味着在一个地区首先试点，这比两个地区同时改革的逆转成本要小，事先的可行性就增加了。相对于“大爆炸”战略来说，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渐进主义享有相同的优点：低试验成本。中国的渐进改革既是时间上的，又是空间上的。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渐进主义相结合，将大大降低逆转成本，增加事前的司行性。    如果经济状况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变坏，改革可能最初是不可行的，但是后来，在“大爆炸"方式改革之前，渐进主义将是可行的(命题1)。只是在现状进一步恶化后，“大爆炸”战略会在那些被认为有十分严重的危机的国家采用。然而在命题1的条件下，“大爆炸"战略仅仅只是在这个国家错过了渐进主义一揽子改革方案的时机之后才被采用，因为渐进主义总是比大爆炸更早具有可行性。    命题3．如果改革i和改革i的逆转成本相等，逆转概率相同，改革i的预期收益大于改革j的预期收益，改革i的预期损失小于改革j的预期损失，那么：①当贴现率小于1时，先改革i后实行改革j，要比反过来优越，②当贴现率等于1时，改革i和改革j先后顺序不同，结果一样。就是说，从改革顺序来看，先实行预期收益大、预期损失小的那项改革，要比反过来的顺序优越。    命题4．如果改革i和改革j两种改革的预期收益相等，预期损失相等，逆转概率也相同，但是改革i出现相同结果的概率大于改革j。那么，对于任何贴现率小于或等于l，先i后j的渐进改革要优于先i后i的改革。就是说，在渐进方式中，先改革容易的，要比先进行难以推行的改革要好。    此外，在改革顺序中，还要考虑改革的风险问题，改革带来的分配倾斜问题，改革对投资反应的影响等等。    他们的结论是：    在大规模改革情况下，正如转型，渐进主义增加了改革的政治可接受性，而且它会建立对进一步改革的支持。改革的正确顺序是用早期改革提供的“甜饼”，获得对以后改革“苦药”的接受，这样的渐进改革可以获得改革互补性的战略优势，通过政治过程推进整个改革一揽子方案。    从改革顺序上看：    (1)在中国和匈牙利，小私有部门的发展优先于其他全面的改革。小企业部门的自由化是一个较早实行的措施，由此出现的市场可为其他改革提供一个支持，而且可以增加改革的政治持续性能力。    (2)在大多数转型经济学家中，倾向于先将最好企业私有化。不仅一些政府公开接受这种建议，先将利润最高的企业私有化，而且事实上在匈牙利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3)结构调整和关闭亏损企业的阶段被普遍推迟了，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就业下降最初低于产出下降，因此就业的减少被延迟了，只是在东德采取了重要措施关闭破产企业。有很好的理由推迟结构调整，但政治约束是一个重要因素。结构调整意味着组织良好的集团的既得利益将会受损，因此结构调整要求制衡政治势力。    张书克提出两个论据反对“大爆炸"战略。一是在转型过程中，建立资产评估的标准十分困难。快速地大规模私有化，必然面临资产评估问题。李普顿和萨克斯希望分配而不是出售资产，以此来回避资产评估的困难，张认为这是一个幻想。“……没有一个公平的资产评估方法，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在不同制度之间公正地分配，没有正确评估的超速分配，会导致不公平从而引起社会上强烈反应。”①另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是一个一体化的整体，其包含的各个部分，有着明显不同的调整速度，转型时要求这些部分一次性一致地转变，会导致“亚体制”(sub-system)变化不协调而引发的危险。在支持“大爆炸"战略的论据中有一个暗含的假定：中央计划经济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官僚体制束缚住了，如果这个官僚体制被打破，真正的人(经济人)和自由企业就会产生，而且会创造出充满了自由精神的“勇敢的新世界"。很明显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转型不是简单地打破过去的束缚。经济体制是一个一体化的整体，包含了各个有着明显不同调整速度的部分。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发展经济学”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而言，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以及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等，都可以算是广义的发展经济学。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这里的“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农业与工业相互扶持和协调发展。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狭义的发展经济学与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广义的发展经济学尽在一般意义上考察经济发展问题，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条件下，研究农业国家如何成为工业国家，经济落后国家如何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则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批工业发达国家的前提下，考察那些大多数的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    在已经存在少数先进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后进的、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其有利的条件，亦有其不利的方面。有利的条件是，当后进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时，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可资借鉴，有先进的技术和巨额的资金可供利用。不利的方面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过去的宗主国，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则大都是过去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即使到了今天，在相互的交往中，前者依然习惯于以主人或强者的身份自居，他们尽管承认后者在政治上的独立，但在经济上则仍然要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原料供应地、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地。纵然前者确实是想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后者，但由于诸般原因和经济上的优劣之势相差甚巨，因而在国际交往中，后者亦难免亏多益少。加上有些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人口负担过重，或者社会历史束缚过多，或者政治限制过紧，以致难以抓住有利时机，实现经济崛起。这些都是狭义发展经济学所要讨论的难点问题，也是当前发展经济学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由此观之，当前的发展经济学确实是任重而道远，前途大有可为。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国外一些学者却对发展经济学的前途持有不同程度的悲观看法。他们认为，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繁荣了一段时间以后，到70一80年代，“已经在走下坡路”，由高潮转入低潮，进入所谓的“收益递减阶段”(参见G.拉尼斯：《发展经济学：下一步迈向何处？》，载《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甚至有人认为，发展经济学现在已经或快要“死亡”了。这些看法当然有其理论背景和现实原因。毋庸讳言，发展经济学在80年代以后确实不像50-60年代那么繁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整体说来。也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然而，正如上面所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还很艰巨，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难点问题，发展经济学不仅应该存在，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前途正不可限量。那么，摆脱目前这种困境的出路究竟何在？一些学者提出今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应该是从以研究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主，转到以研究组织和政策的变化为主。我认为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是讲求实际的，并且使人颇受启发，具有某些革新意义，但仅仅这样，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也不能摆脱当前所处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