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

出版时间：2009年4月  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周明之  页数：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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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毋庸讳言，眼下的中国史学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这一巨变因同时构成为中国社会巨变的一部分而显得异常深刻。    事实上，这一巨变已延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只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巨变在悄然加速。巨变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个基本的方向。而此时的中国史学，却失去了度量变动的参照本身，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正不知该划向何处。    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当前的史界情势！    “历史学往何处去？”从“文革”结束后就一直是个问题。最初我们想回到前“文革”时代，很快发现不行。八十年代我们急切地拥抱现代化，“反传统”，向往所谓的“西方文明”。九十年代，“西方”虽未淡出，但“传统”却卷土重来，与传统互为表里的“国学”也随之复兴重光。出于对所谓“国学”的向往，九十年代的知识界集体向民国学术走去。近若干年，我们的学风又在调整之中，回归考据的势头有所减弱，“西学”特别是其中的“西方汉学”或美国中国学重又抬头，乃至有成为“显学”的迹象。但“西方汉学”能成为未来史学界的稳定方向吗?回答显然无法立刻作出。    实际上，史学界仍处在摸索和徘徊之中。        史家的天职让我们懂得，巨变的时代，巨变中的史学，需要一份清楚的历史记录，或者说一份实录。这份记录或实录必须要贴近时代，要同“本土化”与“全球化”交相辉映的学术现实共脉动；要尽可能多地容纳大家对其历史去向的望闻问切，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特色各异和角度不同的病情诊断与症候分析；还要能引领史学走出当下的迷茫，要竭尽所能地寻找中国史学前行的新航向。其中，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概括力的审视和扫描必不可少，而基于不同审视和扫描的批评与专深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简介

周明之，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专业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曾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后历任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章　革命的冲击第二章　新思想的先锋  梁济，1859～1918  王国维，1877～1927  罗振玉，1866～1940  郑孝胥，1860～1938第三章　辛亥革命的催化作用    潜伏的忠和保守性格  忠的再度肯定  今是昨非：对过去的自我的否定  文化和学术的重建第四章　遗老的生活　租界，辫子，儿女婚姻　郑孝胥的经营　王国维的选择　罗振玉的海外生涯第五章　遗老的复辟活动  张勋复辟  复辟的时代错误性  反对多而主张少  动机的政治观  外国势力和复辟运动第六章　保护和整顿宫廷　溥仪的心情　留学问题　优待条件　任用新血　移宫颐和园　裁减人员　私有财产　优待条件的修订第七章　遗老与日本  护驾出宫  日本使馆  天津日本租界  天津七年第八章　文化学术的重建  经世致用的怀抱  罗振玉的经世事业  王国维的经世之学  远离现实的消遣学术第九章　遗老的内讧和分歧  王国维和南书房行走  清华教职　王、罗的决裂　王国维的自沉第十章　遗老的最后努力：满洲国    清室内部的动力  满洲国执政  遗老的心情  满洲国中的遗老第十一章　王道理想国  王道思想的缘起  皇帝为政治之本位  孔子为文化之本位  王道的理想世界  满洲国的王道社会  日本与王道第十二章　复辟的结束  郑孝胥的最后见解  溥仪的下场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革命的冲击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清室的溃败，是一个快速而有决定性的历史事件。武昌起义没有遇到持久的抵抗；1912年2月溥仪退位，也没有强烈的抗议。这一切都说明，革命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观念，而且清室也已失去了向心力，在政府和民间，它都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　　然而在这种气氛之下，却有极少数的人，以不妥协的态度，继续效忠清朝。他们在忠之外，没有其他的考虑。我们认为，以往对朝代的忠是常态。然而20世纪初年的价值观念和情况变了，清遗民的决定，被视为是异乎大多数人的行为，因此也更需要我们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这一章里，我要先看革命对清遗老的心理冲击；其次，我将把他们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思想的变化作一比较；最后，我将分析他们对革命的反应的动力来源。　　郑孝胥（1860～1938）是清末近代化运动中的一个活跃人物。他就张之洞幕府，策划各项维新事业，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主持铁路的建设和经营，并且积极参与立宪运动。可是他在近代化方面的事业，因为辛亥革命而戛然而止。郑于1911年6月接令补授湖南布政使，8月初到任之后，又于月底接令赴北京参与研讨官制的改革办法。10月11日在北京时听到“湖北兵变”的消息。因为武昌起义，所以他无法回到长沙。革命的巨变，不但使他担扰家人的安危，而且也使他考虑自己所应采取的立场。

用户评论 (总计12条)

•   周明之《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所呈现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特殊群体，一群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有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作者以确凿的史料告诉我们，这群原本思想开明的有识之士，如何在革命的震撼下转向保守，最终走向毁灭的。辛亥革命之前，王国维对西方思想的深入程度，罗振玉对农学和教育改革的思考，郑孝胥对现代法律精神的领悟，都是超前的。他们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也有明确的选择。罗振玉说：“鄙意今方以进取为最要。保存主义，当与进取主义并行，但不可以保存阻进取。”郑孝胥也说：“所谓守旧者，皆苟且因循之宗旨，其说甚浅，不足穷也。”可辛亥革命之后，这群人来了个180度转向，都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造成这种转变的外在因素，无疑是突如其来的革命。现存的政治和文化秩序，一夜之间被摧毁，令他们张皇失措。王国维、罗振玉流亡海外，郑孝胥退隐租界。而革命正是激进的产物、西化的结果，与他们早年的主张有直接的关系。于是，他们开始反思，否定旧我，放弃开放的立场，转向保守。面对清末体制的僵化，主张引进西学，改革开放；面对民初时局的失控，主张回归传统，恢复秩序。立场逆转了，角色换位了，不满现状、寻求解救之道的理念却是一致的。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的怀抱，使他们自以为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敢于在大势已去的情形下固执己见，俨然是重任在肩。转型之后，他们将理想寄托在传统制度上。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描绘“东方之道德及政治”的理想境界，认为那就是拯救世界的“经验之良方、对症之新药”。郑孝胥则回到《礼记·大同》，阐发他的“王道”理想，将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学和帝王制视为最高境界，并试图在所谓“满洲国”付诸实践。但是他们推崇的传统制度价值何在？传统制度在新的环境下何以仍能适用？实行了传统制度会有怎样的后果？都没有经过认真的探讨。总的印象是，他们反对多而主张少，义愤远多于理智的谋略，醉心于乌托邦工程，却未能提供可行性方案。由于强调意图伦理，他们只问动机，不计后果；为了终极目标，不择手段。罗振玉一方面收集和出版史料，抵御西学泛滥，拯救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为谋求忠于清廷的经济保障，卖掉大量古物书画，加速了文化的流失。郑孝胥走得更远，为实现他的王道理想，不惜借助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力量，与虎谋皮。这些都并非出于一时糊涂，而是保守主义自身局限性使然。因为保守主义追求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付之于实践，必须诉之于现实的力量，诉之于强权，结果自然会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而最终与原先的理想背道而驰。这是清遗老的悲剧，也是所有保守主义者不可避免的悲剧。
•   遗老身上的“忠”和“气节”是我关注的问题，也是评价这些人的关键。
•   史料翔实，卓有见地。
•   自己精挑细选的，当然是好书！
•   周明之教授的著作思辨性强，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
•   这其实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如果对相关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一读。
•   书写的不错，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不过林志宏的论文做得比这一本更好一点。这次搞活动，买的还算值得
•   只是当当网这次送的这本书竟然是有些破损，只不过内容还好
•   　　 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化史”。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清末新政到五四运动，从北洋政权到南京政府再到人民共和国，进步作为时代的核心词汇，始终是执政者和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就像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说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狂飙下，任何人对传统抱有持续的温情和敬意，都有可能被作为“反面教材”，冠以“落后”、“保守”之名，成为“先进”者大加挞伐的对象。
  　　 美籍华人历史学者周明之的近作《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是一部研究保守主义者的重量级著作。他以梁济、王国维、罗振玉和郑孝胥四人为个案，通过他们的日记、诗作和遗文等资料，对几位遗老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复杂面相。详实的史事叙述，以及对他们心理和精神的深入分析，使作为保守主义群体的晚清遗老的思想脉络清晰的呈现出来。
  　　 梁济、王国维、罗振玉和郑孝胥的样板意义在于，他们都是纯正的汉人（梁济的先祖是蒙古族），却毕生钟情于满人“异族”政权。民国以共和政体取代清朝，也和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改朝换代迥异，而“保守”如四人者却至死对清朝念兹在兹。除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虽宣称自己自杀虽是忠于清朝，却也是“忠于世界”以外《梁巨川遗书》（华师大，2008），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毕生蓄辫明志，罗振玉和郑孝胥两人甘冒“汉奸”之名，和日本人合作，成立伪“满洲国”，都是出于内心深处的对民国和新文化的不认同。
  　　 就中国而言，所谓的保守主义，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保守主义者出于一种心理和思维定势，不同意打破政治和文化的现状，而主张维持现有体系不变，或在其基础上做一点一滴的修补。民国代清，导致几千年来政教合一的传统体制突然土崩瓦解，对儒家士大夫而言，构成极大的心理危机，使他们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序感。
  　　 在传统士人的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的指向过去的乌托邦思想潜流。他们眼中的国际，也更多的是以文化，而不是以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为界的。所以清朝尽管是以满族入主中原，但由于执政者接受汉族文明并甘愿为其吸收同化，就不能以异族论处。他们设想的以皇帝为政治本位、以孔子为文化本位的尊卑有序的“王道理想国”，可以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有着极大的文化包容性。这样来讲，郑孝胥和罗振玉轻信所谓的“东亚共存共荣”，甘愿在伪“满洲国”和充当日本人的傀儡，就不难解释。甚至两人在闻听“九一八事变”时，感到欢欣鼓舞，认为民国会由此被一举消灭，日本天皇会将中国让给宣统皇帝，王道理想国将得以实现。另外，儒家士大夫也怀有极强的道德感，相信自己就是最高道德的化身。他们认为，自身的一切行动，只要以王道理想国为目的，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抵达，都具备不容质疑的正当性。由于鲜有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即使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极大损害，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也不认为是。
  　　 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要求变革较少的人才被划归保守之列。的确，这几位遗老也并非彻头彻尾的持保守主义立场。众所周知，王国维早年对康德和尼采了解极深，还是最早将西方逻辑学引入中国的人之一，罗振玉一直力主废除科举，对近代新式教育多有规划，清末的预备立宪运动中，郑孝胥也是最著名的领袖，可是辛亥国变，几位遗老不约而同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变成坚定的保守分子。
  　　 其实这样的转变带有很大的非理性情绪。且不说面对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以及时代呼唤民主科学的形势，他们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对既成事实的民国和新文化基本无能为力，连他们自己也意识到处于情感和理智上的两难境地，尽管他们对这样的两难多作回避，不愿正视。许纪霖先生多年前在《激进和保守之间的动荡》一文中说过：“中国的保守主义在文化上具有一元论的性格；在学术文化讨论上充满意识形态的偏见，混淆事实与价值两重世界，缺乏开放、宽容的学术态度和多元价值取向，偏好以唯美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厢情愿地营造民族文化的乌托邦。”晚清遗老正是如此，他们将忠诚对象定位于个人，对民国取代清朝持反对态度，但对于清取代明、明取代元的历次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却无法解释；他们一直胸怀“三代之治”，对从未实现过的道德理想国充满向往，但是却提不出一个有关理想国的具体实行方案。在他们为清朝辩护和批评民国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逻辑矛盾和困难。
  　　 他们能做的，只能是从学术入手，谋求他们自称的所谓文化重建，以文化来匡扶世道人心。他们认为，明代的败亡，是由于宋儒空谈心性导致的，学问只有经世致用，才能维持道德理想国的不坠。因此王国维，完全抛弃旧有的西方哲学，改而从事古代史的训诂和考证工作，罗振玉则专注于文物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刊布甲骨文等等。然而周明之在书中说的很恰当，“以考据经世的经世救国，是一个暧昧不明，难以自圆其说的概念”，纯学术的古文字学和训诂是否真能经世致用，古代史中是否真能得到所谓的古今治乱之源，无疑也是遗老们不能所回答的。所以在他们选择遗老身份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选择了日后的悲剧命运。
  　　 不过关于清朝遗老，还可以作进一步讨论。那就是同是受儒家思想浸淫的士大夫，面对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什么有人选择做固守传统的遗老，有人却可以因时而动，选择站在“进步”的一方？就个体而言，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以及梁济等遗老们的保守主义思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经历有没有关系？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可是在本书中作者绝少涉及，也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韩戍
•   他们将忠诚对象定位于个人，对民国取代清朝持反对态度，但对于清取代明、明取代元的历次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却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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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語完全缺乏所謂“同情之理解”。清遺民無論在情感還是智性上，與歷代遺民，與顧黃王，其實都是一致的，故而民初遺民最熱衷事之一即覓集考訂前代遺民事蹟，以發己心聲。所謂“以纯正的汉人，却毕生钟情于满人异族政权”，春秋大義“諸夏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諸夏則諸夏之”。以Culturalism而言，實非僅僅忠於一朝一姓，乃是忠於背後之綱常倫理即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所言“吾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者。辜鴻銘嘗言：“我的忠誠，不僅是對我時代受恩于它的王朝的忠誠，也是對中國政教的忠誠，對中國文明目標的忠誠。”梁濟說他所殉的不是“清朝為本位”，而是“幼年所學為本位”。這豈非保守主義者應有之態度！
  董仲舒云“道之大原出於田，天不變，道亦不變。”沈曾植云“政散民流，而無改乎畏神服教之志，禮之遺澤遠哉。”此豈非保守主義之真諦！需知即使以西方而言，Conservatism亦非僅有Burke一路。
  目下正讀林宏志《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一書將畢，待取讀周書后擬草一長文與兄細細商榷。
•   感谢赐教，民国乃敌国也，作者林志宏，此书我读过。此文为旧文，缺陷颇多，兄所赐教之语我大体同意。我倒觉得对于清遗老的解释，多半集中于其文化本位的一面，亦强调其在过渡时代中的矛盾和彷徨心态。包括林志宏在内，这种解释已经让读者构成一种审美疲劳。窃以为，部分遗老固然可算作传统道德的坚持者，但其非理性心态绝对有之，并非坚守传统道德文化一语可以解释。并近日亦拟以林著为突破口，进一步阅读相关文献，希望从遗老自身的性格、境遇、心理等角度，寻其他的解释方式。望多多交流，请多多指教。
•   自邁斯特以降，非理性主義亦是保守主義的一大分支嘛。人性複雜，鼎革之際，當然也會有無數個人是非恩怨夾雜裏面。若是詳悉當日諸老之性格境遇心態，沈雲龍主編那三大套芸芸大觀的《近代史料叢刊》自是不二之選，惜乎太費時費力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