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3 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 作者:德赖泽克 页数:238 字数:237000 译者:蔺雪春,郭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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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约翰·德赖泽克所著的《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全面阐述了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主导环境政治事务讨论的四种主要理论方法或环境话语,即生存主义、环境难题解决、可持续性和绿色激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这一经过修订的2005年新版本是对现行生态政治理论或地球政治学的系统而清晰的评述,因而特别适合环境政治与政策专业的学生和对环境议题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作者简介
约翰·德赖泽克(John
S.Dryzek),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与政治学理论教授,西方生态政治理论领域中的最权威性学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生态政治理论和审议民主理论,相关著作包括《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审议民主及其超越》和《绿色国家与社会运动:美国、英国、德国和挪威的环境主义》等。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导言
第一章 什么是地球政治学——一种话语方法
1.变化着的环境政治术语
2.一种话语方法
3.主要环境话语的分类
4.关于话语的一些问题
5.话语造成的不同
6.话语分析的使用
第二部分 地球极限及其否认
第二章 隐现的悲剧:生存主义
1.生存主义的起源
2.极限及其超越
3.生存主义的政治哲学
4.生存主义的话语分析
5.实践中的生存主义
6.生存主义的评价
第三章 永远的增长: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回答
1.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背景
2.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主要观点
3.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话语分析
4.普罗米修斯主义话语的影响
5.普罗米修斯主义话语的评价
第三部分 解决环境问题
第四章 交给专家:行政理性主义
1.行政理性主义的手段
2.行政理性主义的话语分析
3.行政理性主义的辩护
4.危机中的行政理性主义
5.从统治到管治?
第五章 交给人民:民主实用主义
1.行动中的民主实用主义
2.作为统治和管治的民主实用主义
3.民主实用主义的话语分析
4.民主实用主义的局限
第六章 交给市场:经济理性主义
1.尽可能私有化
2.如果不能私有化,就尽可能市场化
3.经济理性主义话语的分析
4.经济理性主义的评价
第四部分 寻求可持续性
第七章 环境友好的增长:可持续发展
1.什么是可持续发展
2.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演变
3.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分析
4.可持续发展走向何处
第八章 工业社会及其超越:生态现代化
1.最清洁和最绿的
2.生态现代化的思想
3.生态现代化的话语分析
4.使生态现代化激进化?
5.前途未卜的生态现代化
第五部分 绿色激进主义
第九章 改变民众:绿色意识
1.绿色意识种种
2.浪漫情怀及其批评者
3.绿色意识转变的话语分析
4.绿色意识转变的影响
5.绿色意识能够拯救地球吗
第十章 改变社会:绿色政治
1.绿色政治种种
2.绿色政治的话语分析
3.实践中的绿色政治
4.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变绿
第六部分 结论
第十一章 生态民主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章 隐现的悲剧:生存主义 1.生存主义的起源 人口生物学家和生态主义者长久以来创制了“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bility)的概念——一个生态系统可以永恒地支撑一个物种的最大数量。依据人口生物学家和生存主义者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说法,生态学者的第十一号戒律(Eleventh Commandment)是“但你不能超越承载能力的界限”。当一个物种的数量增长到超过承载能力的程度的时候,生态系统发生退化并且人口崩溃,这些只有在自然进程将生态系统恢复到此前能力的时候才能恢复。这种崩溃很容易在相对简单的生态系统中看到,当大型食草动物比如鹿被引入没有食肉动物的生态系统的时候,它们的数量很快就繁殖到食物供应耗尽的程度。 当人口生物学家转向人类事务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同样的可能性。在地中海沿岸,我们已发现了人类违反承载能力的历史实例。当人类生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成为问题时,承载能力概念应该适当向下调整——一个生态系统能够支持更多人在生存水平上,而不是更好生活质量的水平上生存。就当代人类而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贸易和援助意味着人类社会能够规避由地理上有边界的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所给予的限制。例如,生物学家表明,东非人类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已经过剩,但是,持续的海外食物援助使得人口没有崩溃。这类分析是有争议的,因为它会对一些基本的人道主义的(人类生物学家会说愚蠢的)捐助者的动机提出质疑,更不用说一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激进分析。但是,那些批评者有充足的时间来等待。 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性环境稀缺会导致暴力和贫困,比如种族群体、社会阶级或国家之间围绕不断缩减的资源而展开的争斗,这是“环境安全”观点的重点。但是,时常发生在诸如海地和墨西哥的恰帕斯(Chiapas)的环境退化地区中的内部冲突的事实,并不证明环境退化本身是导致这些冲突的一个原因,而且甚至环境安全论点的支持者都十分谨慎地说,环境稀缺只是冲突的一个因素。 贸易和援助,已使得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有谈论全球生态系统的人类承载能力才有意义。关于区域、全国或者地方层面上的分析,很快就会在概念上相互交织在一起。比如,这一概念对于新加坡、纽约、伦敦和洛杉矶几乎不起作用,因为这些城市早已大大超过了它们所属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只要它们为了维持大规模并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能从其他地方得到资源并在远方掩埋它们的污染物。当然,这并不是这些城市拥有庞大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s)的借口。 当把人口生物学应用到人类社会时,另一个复杂化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在动物物种中独一无二的是,每一个人可以施加的生态负担并不是大致相似的——确实,它们看起来相差悬殊。比如,让我们想想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或比尔•盖茨(Bill Gates)这些超级有钱人的挥霍。因此,如果人类的数量持续增长并且每个人的消费总量持续增长,这绝不是好的生态消息。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对于环境是有利的,因为这使得增长的一部分果实转用于环境保护;但是,这种论点应归人一个不同的话语,这种话语将在下一章中展开讨论。现在,让我们集中于对生态极限话语的分析。 人类即将面临由于无限制的自身繁殖与消费而导致的贫困、饥饿和死亡,人类面临的主要的政治挑战是在一个适当的水平确保人类生存。这些预言都不是新的,它们可以追溯到威廉•福斯特•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1794~1852),以及更为著名的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后者被广泛地斥责为“阴险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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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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