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创作论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  作者：薛世昌  页数：383  

前言

　　诗人雪潇要出版他的论诗专著，嘱我在前面写几句话。本来，以我的资历、水平，并不具备为人作序的资格，但这一回却有点义不容辞。我与雪潇同乡、同龄，上大学时又同在一系。我只比他高一个年级。他的宿舍就在我隔壁，平时却没有多少交往，很长时期里甚至不知道他写诗。第一次注意到雪潇这个名字，是在家乡的一份小报上，具体的诗句记不清了，回想起来，似乎是一首以清茶喻人生的短章。也许未必是他的得意之作吧，在他后来赠我的诗集中也没有找到，但在当时，却颇给了我一点惊喜，因而也就记住了“雪潇”这个诗人的名字。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这话听上去颇有几分夸耀的意味，但并不虚妄。从历史看，“诗”确实和我们的文明有着太深的关系。不必说《诗经》、《楚辞》，不必说李白、杜甫，就是在今天，在身边我们也常会碰到许多写诗的人。至于像我一样喜欢读诗的，更是随处皆是。但自白话诗运动以来的中国新诗，所走的却是一条曲折的路，时至今日，就连专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人也都不大说得清新诗到底已经历过几度危机。

内容概要

　　《现代诗歌创作论》对现代诗歌创作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追本求源的研讨，多有独到的见解与发现，既有对现代诗歌创作理论的深度思考，又有对现代诗歌创作可操作性技法的简明总结。论述深入浅出，语言轻松活泼，适合一般现代诗歌的爱好者、创作者、研究者阅读，也可用于普通大学中文系文学理论课及文学写作课的辅助教材。对中小学语文教师进行现代诗歌的美育教学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薛世昌，文学创作笔名雪潇，1965年生于甘肃秦安，198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甘肃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出版有学术专著《文学创作论》及现代诗集《带肩的头像》、思想随笔集《怅辽阔》。本书是作者熔多年现代新诗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于一炉而写成的一本现代诗学专论。

书籍目录

序第一编 历史论第一章 蓦然回首一中国现代诗歌的百年简史第一节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第二节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第三节 中国现代诗歌的未来第二章 如此凉热一中国现代诗歌的情感嬗变第一节 中国现代诗歌的“零上抒情期第二节 中国现代诗歌的“零度抒情期第三节 中国现代诗歌的“零下抒情期第三章 从歌唱到讲述——中国现代诗歌的口气变化第一节 诗歌的音乐性及其现代命运第二节 作为韵语的诗歌与诗歌的音韵第三节 现代诗歌自由内在的音韵追求第四节 现代诗歌从歌唱到讲述的口气变化第二编 本质论第四章 被表现者与表现者——现代诗歌创作内容的两个基本元素第一节 被表现者与表现者：诗歌内容的两个基本元素第二节 被表现者与表现者的特性分析第三节 被表现者与表现者之间的和谐关系第五章 诗意的命名——现代诗歌创作的一种本质过程第一节 文化意义上的命名第二节 诗学意义上的命名第三节 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的还原式命名第六章 一看二想三悟——现代诗歌创作的三个基本步骤第一节 现代诗歌写作的基本步骤：一看二想三悟第二节 一看二想三悟之现代诗歌创作三步法的理论分析第三节 一看二想三悟之现代诗歌创作三步法的灵活运用第三编 语言论第七章 灌注生命的气息——现代诗歌创作的最小意义单位：意象第一节 想象：从物象到表象再到意象第二节 意象之间：从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第三节 意象与词语：从意象到词语第八章 “诗到语言为止”——现代诗歌创作的语言理解和语言追求第一节 “诗到语言为止”，“止”字的意思是：停止、终点第二节 “诗到语言为止”，“止”字的意思是：至高无上之“至”第三节 “诗到语言为止”，“止”字意思是：适可而止第九章 作为诗意模块的诗行——现代诗歌创作的行列摆布第一节 诗歌分行的艺术作用第二节 诗行：诗歌的时间单位、空间单位与意义单位第三节 现代诗歌的“留空”、“提行”与“分节”第四编 方法论第十章 以赋为诗一现代诗歌创作中的“叙列二法第一节 对赋之艺术手法的本质理解第二节 于坚诗歌：以赋为诗第三节 以赋为诗的流弊第十一章 以比为诗——现代诗歌创作中的比喻手法第一节 无处不在的比喻第二节 比喻的绝对原则第三节 诗学意义上的比喻第十二章 以兴为诗——现代诗歌创作中的借物起兴第一节 兴的界说、类型和本质第二节 比兴和点染及比喻的关系第三节 现代诗歌中的以兴为诗后记

章节摘录

　　总而言之，这一次的诗歌冷场，是最庄严也是最伟大最悲壮的冷场，因为它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民族，是为了抵抗异族的入侵。而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是：我们不仅保护住了自己的民族，我们也保护住了自己的现代诗歌。　　【中国现代诗歌曾经面临的巨大考验之二：建国初期的精神狂欢与十年浩劫的心灵重创之考验】　　中国现代诗歌面临的第二个严峻考验即第二次冷场，应该说从1949年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一直持续到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前后约30年。这是一次更具悲剧性的诗歌冷场与诗歌撤退，因为这种冷，竟是因为情感的过热而引起的冷；因为这种退，竟是因为要积极进取而形成的退。　　1949年，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屈辱的历史，建立了自己崭新、独立、伟大的共和国，对此，中国人确实应该感到无比的欢乐，中国的诗人们也确实应该为这个伟大的历史功勋而放声赞美。于是，中国现代诗歌就进入了一个颂歌的年代——一个放声歌唱的年代。于是，在旧中国以“夜歌诗人”而著称的何其芳，他现在就《放声歌唱》了，他写出的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于是，在旧中国的监狱中大写“给予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的艾青，也不再书写咒语了，他写的就是《国旗》、《我想念我的祖国》……连胡风这位新中国文艺忧心忡忡的理论勇士，当时也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欢乐颂》……　　歌声自然是越多越好，大合唱的赞美自然是最为激动人心的赞美，于是，中国现代诗歌迎来了它又一次群众性的参与期。人们开始制造诗歌的神话。这种诗歌神话般的颂歌狂潮一直持续到浮夸至极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驶过不晃荡”；“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类似这样富于“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歌作品铺天盖地，把这一个颂歌的时代推向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