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 编 页数: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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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6年12月1日)胡锦涛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深切缅怀朱德同志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的历史功勋,追思和学习朱德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鞠躬尽瘁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同志是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120年前的今天,朱德同志出生在四川仪陇一个贫苦佃农的家庭。那时,中国人民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之中,蒙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朱德同志从青年时代就萌发了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立下了拯救民众于水火的志向。“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这是朱德同志青年时代的豪迈誓言。1909年,朱德同志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不久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云南起义中,在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朱德同志驰骋疆场,战功卓著,成为滇军名将。然而,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黑暗。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使朱德同志在徘徊和苦闷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22年,朱德同志远渡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并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从此,朱德同志义无反顾地走上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伟大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德同志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朱德同志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功勋卓著,在每一个重大关头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1927年8月1日,朱德同志参加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失利后,朱德同志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整顿,冲破艰难险阻,为人民军队保存了革命火种。随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又领导发动了湘南起义,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进军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朱毛”红军,名扬天下。1930年至1933年,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一起,领导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党领导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在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上,朱德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征途中,朱德同志同红军将士生死与共,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经受住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考验。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朱德同志身处逆境,却“临大节而不辱”,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朱德同志坚决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团结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最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会师。毛泽东同志赞誉朱德同志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同志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的决心,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朱德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战,力挽狂澜,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40年,朱德同志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各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战争。为克服陕甘宁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朱德同志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亲自指导和推动大生产运动,倡导培育了“南泥湾精神”,成为人民军队的一个光荣传统。1945年,朱德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解放战争中,朱德同志参与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各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朱德同志不畏艰险,深入前线,有效解决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后勤补给、军工生产等问题。朱德同志亲自指导解放石家庄战役,为组织夺取大中城市的攻坚战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战略决战和战略追歼阶段,朱德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人民解放军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领导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同志不顾年事已高,在党、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殚精竭虑,奋斗不息,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德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参与领导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朱德同志是第一任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为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纪党风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朱德同志十分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在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和各军兵种创建发展、军事院校建设、部队教育训练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同志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1959年至1976年,朱德同志连任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主持了170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为国家政权机构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朱德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一生。朱德同志参加革命近70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时期,经历过许多磨难和险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称赞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这是人民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同志们!朱德同志的光辉形象和伟大业绩深深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朱德同志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朱德同志在为党和人民的毕生奋斗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崇高思想品格、高超政治智慧,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朱德同志坚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为追求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真理而矢志奋斗。朱德同志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把为党和人民而奋斗看作是共产党人应尽的责任。自树立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日起,朱德同志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有必胜信心,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处境如何艰难,都立场坚定、毫不动摇。越是危难关头,越是多事之秋,越能显示出朱德同志沉着果敢、大智大勇的卓越才能。在南昌起义余部孤立无援之时,朱德同志挺身而出,斩钉截铁地说,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朱德同志作为人民军队的统帅,始终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朱德同志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鞭策自己。朱德同志在耄耋之年,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这是朱德同志光辉人生的真实写照,表达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伟大情怀。朱德同志坚持勤奋学习、善于思索,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朱德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指导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朱德同志是国防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比较早地提出国防工业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朱德同志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国家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建国初期,朱德同志到包头等正在兴建的工业基地视察,提出:“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办不到。”“我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大跃进”期间,朱德同志经过深入调研,建议中央作出停办公共食堂等决定。朱德同志还提出了要注重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等重要观点。这些都为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作出了积极贡献。朱德同志强调党执政后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生产、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适应长期执政的要求指明了方向。这些思想和观点,反映了朱德同志的远见卓识。朱德同志坚持做人民公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中。从佃农之子到共和国元帅,这一特殊的人生历程造就了朱德同志对党、对人民的炽热感情。朱德同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朱德同志强调:“如果不靠搞好社会主义来改善人民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朱德同志强调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练兵必须练政治觉悟,带兵必须“能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朱德同志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坚持真理、顾全大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时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一切建树和业绩都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朱德同志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朱德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始终以普通一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朱德同志对同志敦厚慈祥,关心体贴,以诚相待。朱德同志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教育后代,“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朱德同志模范实践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精神。同志们!朱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了。可以告慰朱德同志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面对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社会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努力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合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同志们!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的历程,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程,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历程。这一伟大历程,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巨大威力,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显著优越性,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本世纪头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继续艰苦奋斗,继续加倍努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埋头苦干,开拓进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内容概要
本书以时间为顺序从历程、交往、珍闻等三个方面记述了朱德同志成长、革命、战斗的一生。其中包括朱德同志的战友、同事、亲人等对与之交往的回顾和评价。也有关于朱德同志的真实的轶事。
三、作者简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编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研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和生平的部门。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名而成。主要职能是:编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及现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党和国家及军队重要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撰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及传记性作品,研究他们的著作、生平和思想;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收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动态,与国内外学术界进行必要的交流;审核或协助审核、审查准备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和现任中央常委未发表过的历史文稿、有关音像制品,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重要图书、文章及音像制品等,以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作品;负责联系中央指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系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和历任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和年谱、传记的撰写工作;承担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具体事务。
书籍目录
上册
第一编 早年岁月
(1886—1908)历程
家世
母亲
曲折求学路
交往
山高水长的清韵——与张澜
“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与席国珍
师生情谊重如山——与刘寿川
珍闻
“我永远想念着她”
在丁家私塾的日子
觅水挖泉
对“吃大户”的记忆
老织匠的故事
迁回大湾
“出水才看两腿泥”
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
把《民报》藏在枕下
在县高等小学堂当体育教习
第二编 投身革命
(1908—1927)历程
考入云南讲武堂
参加护国战争
从黑暗中走出来
远涉重洋寻真理
在北伐革命中
交往
同志?战友?知己——与周恩来
一次历史性会见——与孙中山
相遇贵相知——与孙炳文
良师益友——与蔡锷
“我就是新任警察厅厅长朱德”——与赵镕
两次戏剧性会面——与陈独秀
“应世人间”——与了尘法师
“学好本领,准备挑更重的担子”——与殷长科
珍闻
跟着马帮和“足客”去云南
冒籍考进讲武堂
“红色的品德”
“偷梁换柱,李代桃僵”
一次特殊的操练和表演
打秋操
云南重阳起义
吓跑反动提学司
纳溪大战,百炼成钢
读史籍
惩办税官高天祥
为民申冤捕凶手
亡命天涯
在柏林的革命活动
异国他乡遭驱逐
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
第三编 创建红军
(1927—1937)历程
南昌起义
“赣南三整”
井冈山会师
三占永新城
鏖战大柏地
在古田会议上
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
在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中
宁都起义和 第四次反“围剿”
在遵义会议上
与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交往
朱毛不可分——与毛泽东
从对头到挚友——与刘伯承
“没有文化可以学嘛”——与徐松林
草鞋情深——与黄甫开
“有难大家当嘛”——与杨锦华
挥泪哭军医——与史芳
多做党和红军的建设工作——与伍云甫
军长与老将对弈——与吴子尹
“我真正认识了共产党”——与邱岘章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与王光佑
隐蔽目标,积蓄力量——与范石生
珍闻
祠堂遇险
换房子
排队理发
给老乡送盐
“难怪他这样爱护穷人”
一根扁担
一头抵万金
烤棉衣
给战士洗脓血
“只绑一只手,行不行”
拆桥与架桥
第十次死讯
草地情深
飞马解围
草地钓鱼
司令住帐篷
是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
“要走一着想三着”
“特别展览会”
炉霍运动会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一件皮大衣筒子
球场风波
为部属朱云卿写传
第四编 誓师抗日
(1937—1945)历程
八路军总指挥
创建根据地
指挥东路军
击破“九路围攻”
反摩擦
开垦南泥湾
百团大战
皖南事变
领导军事高级学习组的整风
迎接抗战胜利
交往
特殊的寿礼——与邓小平
“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山河寸寸收”——与叶剑英
“在党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与雷英夫
“到抗日前线去”——与韦杰
赤诚与共——与李根源
……
第五编 走向胜利
第六编 开国创业
第七编 曲折探索
第八编 文革”风云
编后记
说明
本套书还有:下册
章节摘录
把三厅建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193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抗战发展的形势,公布了经过修正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 取消分管政治工作的政训处及军委第六部,恢复政治部的编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部长,同时邀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蒋介石的这一决定,应该说是国共合作在局部发展上的一个积极成果。因为自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的合作虽然建立起来了,但由于蒋介石坚持所谓融共政策,始终不愿以平等的态度同共产党合作,因此,双方尚未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适应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曾就此问题一再向国民党提出建议,同时派周恩来为代表就国共关系以及团结抗战等问题继续举行谈判。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蒋介石不得不邀请周恩来参加国民政府工作,以表明他试图做些改革和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同意派周恩来参加国民政府,就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周恩来也表示,“原则上决定干,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开始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政治部下设三厅: 总务厅;第一厅,管军中党务;第二厅,管民众组织;第三厅,管宣传。除第三厅之外,其他各厅厅长早已安排就绪,均为国民党重要官员。周恩来分管宣传工作,因此,把三厅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就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重要问题。鉴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不充实、不完善、不巩固的统一战线的现实,周恩来以及董必武、博古等同志集体研究决定,利用三厅这点政权机构体现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把它建设成为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动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为达此目的,周恩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耐心说服大家认识组建三厅的意义和作用,在人事安排上充分体现三厅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构的特点和优势。国民党组建三厅的计划是在大势所迫、事非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他们在指导思想上既想适应形势作出点改革的表示,但又不愿放弃一党专政的主张和做法。基于此,他们在组建三厅时,独断专行,企图由国民党实际操纵三厅,从而使三厅成为他们一党专政的工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有些同志不愿在这样一个复杂的阵营中工作,他们认为,过去是同国民党在战场上做斗争,现在要坐在一条板凳上,感到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思想准备。针对上述思想,周恩来及长江局的同志反复向大家说明: 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努力工作,“三厅是个政权机构,政权机构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我们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做很多事情。”在三厅人事安排上,周恩来利用政治部副部长职务,推荐和敦促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把抗战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切实掌握起来。在副厅长入选问题上,经过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蒋介石被迫做了让步,撤走了派往三厅任副厅长的特务头子刘健群,由无党派学者范寿康和国民党人、司法行政专家范扬分任副厅长,国民党妄图架空郭沫若、控制第三厅的企图落空了。关于三厅各处的人事安排,根据动员抗日民主力量共同工作的精神,经过各方面的反复讨论和研究,最后由周恩来集中有关各方的意见作出决定: 管一般宣传的第五处,由救国会以及东北救亡总会负责,处长为胡愈之;管艺术宣传的第六处,处长为著名戏剧家、诗人田汉,其中第一科科长由著名剧作家和著名作家阳翰笙担任。三厅三百多名成员,大都为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名单报上去,蒋介石很高兴。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共团结了社会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团结了思想界、文艺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组成了坚强的阵容。第二,拟订宣传纲领,作为三厅开展工作的依据。由于国民党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共产党,因而他们确定的宣传大纲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以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为核心的一党专政的思想,这显然是同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开放民主、改革政治的愿望相背离的。周恩来及长江局的有关同志经研究决定,不理睬国民党提出的法西斯主义货色,而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代表人民意志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日的斗争中来。1938年2月,周恩来致郭沫若函称,应“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呈蒋先生批准,便可便利我们工作”。郭沫若于6月中旬撰写了《战时宣传工作》大纲,根据动员全国同胞投入抗日战争的总精神,阐述了关于宣传工作者之修养以及言论宣传、艺术宣传等有关问题,阐述了对民众、士兵以及对敌人和对国际宣传的有关问题。大纲经审定后,由政治部制定了实施宣传办法,令各地按照宣传大纲的要求进行宣传工作。宣传大纲的制定和颁发,为第三厅及全国各界开展宣传工作提出了共同奋斗的目标及应当遵守的准则。1938年4月1日,三厅正式成立。三厅的成立,既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又是与周恩来的领袖才能分不开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周恩来在与蒋介石的持续谈判中,从实现国内民主、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出发,对蒋介石的局部改革及时地、真诚地予以支持,并在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正当地拒绝和抵制了蒋介石对中共的限制和束缚,使国共合作在局部上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而,使三厅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当权的政党具体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权组织,为中共的统战工作开创了新局面。主持三厅的战时宣传工作三厅成立之前,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是政训处以及抗战初期设置的军委第六部。抗战开始很长时间,民众动员工作并无多大起色。周恩来指出:“战地的民众缺乏组织,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今天的后方民众,有许多还不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因此,三厅成立后,他特别强调抗战宣传工作的主题应该是:“唤醒和激发民众”,“动员所有民众力量,增强前方抗战的威力”,“巩固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团结,以保证和争取更大的胜利。”关于宣传工作的对象,周恩来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即“扩大到前线,扩大到敌人的队伍中去,扩大到各城市、各乡村去,一直达到中华民族的总动员”。怎样才能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呢?周恩来提出了三点具体要求: 第一,在文字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第二,在口头宣传上,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第三,在艺术宣传上,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三厅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周恩来、郭沫若以“战时首都”武汉为重点,迅速打开局面,进而把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推向全国。从1938年4月7日起,三厅在武汉举行了抗日“扩大宣传周”活动,动用戏剧、美术、电影、演讲、歌咏等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台儿庄的胜利。经过几天的扩大宣传活动,整个武汉三镇的人都动员起来了。这次宣传周是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次大活动,也是抗战以来在国统区第一次举行的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随后,又搞了“红五月宣传”、“抗战周年纪念宣传周”等一系列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救国激情。三厅的宣传效果通过三厅举办的“七七”献金大会得到了检验。五天中,武汉地区参加支援抗战献金的人达五十万人以上,献金和法币一百万元。“献金狂潮”之后,三厅在群众中的威望更高了,都说“三厅了不起”,以致群众只知有三厅,而不知政治部有其他的一厅、二厅。接着,周恩来、郭沫若决定通过第三厅组织文化工作者到前线、到敌后、到广阔的内地乡村去,为宣传和组织广大民众投入神圣的抗战贡献力量。抗战爆发后,各类文化人纷纷到“战时首都”武汉寻求报效祖国、参加抗战的机会,但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害怕文化人接触民众,因而,文化人的正当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周恩来谈及这一情况时指出: 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国共两党都有庄严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对抗敌宣传消极怠工,那么这份工作只能由我们担负起来了。1938年夏,第三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先后到达武汉的五个救亡演剧队和一些进步戏剧团体改编为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直属第三厅第六处领导。“抗剧”、“抗宣”队在武昌昙花林集训期间,周恩来给他们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演剧队和宣传队的任务就是“到各战区的前线去,为巩固部队、动员民众做文艺宣传工作”,他还向文艺工作者传达了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国统区去做统战工作”的重要指示,解决了不少只想“到延安”去的片面想法。周恩来反复告诫他们,“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的口味,你们要随乡入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才能收到预期效果。”第三厅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把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公开地、合法地派往各地。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在周恩来的亲自规划和领导下,分别下到各个战区。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除了经常性的演出外,还举办抗日画展,到街头巷尾书写抗日标语,创办抗日报纸,教士兵识字,代写家书,参加救护伤员的工作等。为了扩大宣传抗日的队伍,他们还协同所在战区的各师政治部组织了许多军中剧队和各地民众剧团,并派出队员教这些新成立的文艺团体排戏,给予理论上的指导。经过短期训练,这些文艺新兵很快能独立演出了。据抗战三周年时的统计,如果把民间剧团计算在内,活跃在全国各战场的新演剧队伍,约拥有三万以上的戏剧兵。广大文化战士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通过第三厅这个合法机构,还广泛开展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们到达各战区后,经常和战区长官联系、汇报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抗宣三队到第五战区后,李宗仁听说是第三厅派来的,表示支持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同意他们到第五战区所属各部队和各县进行抗日宣传,并允许他们在群众中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在李宗仁的支持下,抗宣三队在城乡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了战时教育促进会、妇女会、抗日儿童团等进步民众组织,为支援抗战,贯彻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作出了贡献。抗敌演剧四队在湖北荆门驻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工作,张将军看了他们的演出后,召集官兵讲话,教育大家“要爱国就要抗日,这是军人的天职。”由于三厅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更多的文化人士、学者名流集合在抗战救亡的大旗之下,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1938年10月,重庆话剧界在山城联合演出了大型反间谍斗争的抗战戏《全民总动员》,白杨、曹禺深有感触地说:“让我们鼓起兴头来演戏,笑着演戏,更愉快地演戏,因为在不断的艰苦抗战中,我们的民族是有前途的。”三厅还把加强对日宣传作为瓦解敌军、支援抗战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他们编印了《对敌宣传须知》、《对敌宣传标语口号集》,分发给各级政工人员。三厅举办对日广播,前线喊话,号召日本士兵起义。同时还印制向日本官兵散发的传单、投降通行证以及日文歌曲《日本的兄弟哟》等。这些宣传品在前线被打死的日本士兵身上常常可以发现,足见三厅的对敌宣传工作确实是成绩显著的。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散发传单的事。1938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命令空军某部远征日本散发日文传单。传单的制作任务则落在稍后成立的三厅头上,文字起草工作由冯乃超等人负责,最后由郭沫若修改定稿。5月19日,中国空军一队八名勇士驾机飞往日本长崎等地上空,投下了《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等各种传单一百二十万份,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震动。5月22日,周恩来与吴玉章、罗炳辉、王明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胜利归来的空军勇士进行慰问并献旗,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我国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战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三厅成立前,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执行片面抗战路线,没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炮火连天的阵地更是一片宣传空白和文化沙漠,对日宣传工作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自周恩来和郭沫若分管政治和宣传工作以后,三厅登高一呼,中国爱国的文化人纷纷聚集在抗战救亡的大旗之下,从狭小的城市天地走向战斗的前哨和广阔的农村,将视角集注于抗日救亡的现实,在组织和动员民众支援抗战、激发将士救亡图存精神、瓦解敌方斗志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厅不愧为战时宣传战线的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正是受人敬仰的周恩来同志。处理张国焘叛逃事件此文为邱南章的回忆。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黄陵县)有座轩辕黄帝陵,当时属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国民政府绥靖公署,每年逢清明节就要组织在西安的国民党官员去那里祭陵。1937年,为了推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第一次去黄陵扫墓。我也随同去了。从此,每年清明节我方都要去参加黄陵扫墓。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4月1日,张国焘亲自去找毛泽东谈,要求去黄陵扫墓。毛主席知道他内心有鬼,回答不同意,并对张说:“轩辕黄帝又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必过分地去崇拜他,若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工作的话,边区政府派一个秘书去就行了。”但是,张国焘坚持要去。最后,毛主席说:“好吧!你去扫完墓就立刻回来。”张国焘满口答应说:“是!我很快就回来。”4月2日,张国焘就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经甘泉、鄜县、洛川去黄陵。一到黄陵就看见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以及公署和西安的一些官员及宪兵队乘的汽车也到达了。4月4日祭陵一完,张国焘便对陆秘书和警卫班的同志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去吧!我还要去西安办事处,我有事找林祖涵同志(即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办西安办事处一些工作)研究。”警卫员张海急忙对张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张国焘不答理,由于张国焘早就和他们进行了密谋,就转身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里。张海只好坐上西安公署宪兵队的汽车随同去西安。张海到西安后,听说张国焘他们坐的小汽车在咸阳抛了锚,还没有赶上来。张海到公署仔细一问,才知道张国焘早已住进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西京招待所里了。张海后来说: 在他找到张国焘以后,看他鬼鬼祟祟的行动,很生气,就产生了怀疑。当时他心里想,张国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为什么到了西安不找林伯渠主席,也不到我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却住到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呢?两天后,张国焘办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7日,在临上火车的那天上午,他对张海说:“你先去车站给林主席打个电话,叫他到车站来等我。我马上就到。”张海打通了电话后,林主席很快就来了,张海一见林主席便报告说:“张国焘副主席说他有事来西安找你研究,怎么没见你的面,就办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呢?”林主席点了点头说:“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张国焘来到火车站后,林伯渠也买了张站台票跟他上了火车。这时,张国焘对林老说:“林主席,我要到武汉去了。”林老即说:“中央批准了你去吗?”张国焘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告诉延安一声好了。”林老当面严厉地说:“你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不经过组织领导批准擅自行动呢?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到八路军办事处或回延安去提。”张国焘说:“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去。”林老见他执意要走,也就不多说下去了。当林老走下火车的时候,张海追过去问:“林主席, 怎么办呢?”林老想了想说:“你跟着他一同去武汉,要多长点心眼。”张海回答了声“是”,便上了火车。紧接着胡宗南派来护送张国焘的两个便衣特务也跟着上了火车,坐在张国焘的周围。林老回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后,立即给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发去电报,把这件事情汇报了。中央立即回电,指示林老打电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副主席,说明张国焘去武汉的时间及车次,要周副主席派人去截住他。1938年4月8日上午,周副主席要我找以下几个人到他办公室来: 李克农(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童小鹏(中共中央长江局机要科长、秘书)、邱南章(中共代表团交际科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运输科长)、吴志坚(周恩来同志的副官)。周副主席问:“你们几个人中间有谁认识张国焘?”我回答说:“我认识他。”我先后3次见过张: 第一次是长征路上一、 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两河口会合时;第二次是毛儿盖的会议时;第三次是1936年秋天在保安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及红军大学组织的欢迎朱总司令的大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说:“那好,现在张国焘从延安经西安逃跑就要到武汉来了,你们坐上两辆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截住他。你们对他说,我请他到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办事处来住,估计他不会来,那就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下来也可以,你们要紧跟住他,听候党中央对他的处理。”我们很快赶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后,分别把守在车站的各个站口。可是接了两天站也没有见到他。当时吴志坚同志笑着说,我还没见过他的面,今天我得好好见识见识。我用手比画着说,张国焘是一个大个,背稍驼,肥头大耳,说话还带有江西口音。每一列火车到站后我们都睁大眼睛看着从火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人,但直到出站台的人都走完了,还没有看见张国焘的人影。嘿!这家伙到哪里去了呢?第二天我们又来到出站口守候,还是没见到张出站。必有可疑!童小鹏同志说:“是否还在车厢内没有下车呢?”李克农秘书长说:“好吧!小鹏同志你在站门口盯着,我们3个到车厢内看看。”于是我们就上到列车厢中,挨个车厢查看,终于在靠稍后面的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当时张国焘斜躺在座位上,两个便衣特务坐在他的两旁。警卫员张海坐在张的对面,他背的驳壳枪在上火车后已被便衣特务卸去了。他们到了汉口不下车,是正在等国民党方面派人来接。当时我走到张国焘面前大声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来两辆小汽车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当时把脸一沉,色厉内荏地说:“我不要他请,我来武汉有事,我有地方住。”那两个便衣一见我们来接,便想溜走。当时张国焘也提起小箱子想往外走。我大声提醒张海从便衣手中拿回了枪。 我们就这样截住了张国焘下火车出车站。两个便衣溜走了。张国焘也已知无法脱身了,便要在车站门口一个小茶馆停下来。按照他原来在西安和蒋鼎文的策划,等他来到武汉后即由胡宗南派人接他,先安排他住在江汉关一个旅馆里,然后再引他同蒋介石会面。但由于我和吴志坚紧跟着不放,李克农去向周恩来汇报后很快就回到小茶馆,打乱了张国焘的安排。张国焘只好答应由办事处找地方住,但死活不肯去办事处。我们在办事处与江汉关之间的小街上找了几间平房,让张国焘临时住下来。几天之后又让他搬到太平洋饭店住。这些天都是我和吴志坚负责照料他,并与张国焘吃住在一起。原警卫员张海回办事处招待所待命。晚上有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来到住地整整和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张国焘有时不多说话,有时大发牢骚,说什么中央对他的批评和处理太过分,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公道……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说: 你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点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中央对你的批评和处理有什么不对!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来嘛!为什么你背着中央自由行动呢?你到了西安,不到我们的办事处来住,不和林老联系,就和蒋鼎文来往,你住进他们的招待所,还在他们的护送下来到武汉。来到武汉又不到办事处,你这种行为对吗?你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呢?董必武说: 你是一个较早的党员,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你还不知道你犯过多少错误?如“左”、右倾路线错误,军阀主义错误,分裂党、分裂军队的错误,你认为这些错还小吗?大家为了帮助你改正错误,又有什么不好呢?你还向谁大发牢骚呢?叶剑英在谈话时针对他的错误说: 你在鄂豫皖发展这么大块地方不是丢了吗?到四川不又是发展了大块地区后又逃了吗?你还有什么可说呢?你的错误难道和你的领导作风无关吗?只能从中吸取教训嘛!不能再错上加错,你还在主观地认为自己高明。李克农说: 你是个聪明人,你背着党中央的领导,背着毛主席擅自跑到西安,又在人家的便衣护送下来武汉,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还不愿住在办事处来,你知道自己站到什么位置上去了?你的行动对头吗?秦邦宪在谈话时说: 张国焘,你自己犯错误了,光靠人家帮助是不够的,自己应该认错,改正所犯的错误才是,而你对党和同志们给你的帮助还发牢骚,对大家表示不满意,这种态度对头吗?为什么你到武汉来连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呢?大家都是苦口婆心地说服他,说得张国焘无言以对,呆若木鸡。经过几天谈话之后,周恩来对张国焘说: 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再说吧,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可以提出来。张国焘顺水推舟地说: 我有三个条件请答复,一是到上海去治病;二是回江西老家去;三是在长江局工作。周恩来同志针锋相对地说: 这三条都办不到,假如你愿意,下面几条倒可以实行。一是回延安;二是到苏联去学习;三是可以回到延安或去苏联看病或休息。张国焘摇着脑袋连声地说“不行”,周恩来见张国焘如此顽固,就说:“好吧,你先想想,以后再谈。”便起身走了出来,在临上汽车时他指示我和吴志坚说,“他到哪里去你们跟到哪里,看他要去些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我们办事处他不去就不去吧,让你们两个人给他值班,好好保护他。”由于我和吴志坚一直跟着,张国焘无法与国民党特务直接联系,非常恼火。有次他冷冷地对我说:“你们老跟着我干什么?”我故意拉长腔调回答说:“是周副主席派我们保护你的,你是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嘛。”张国焘恼火地使劲瞪了我一眼。他认为无法摆脱我和吴志坚的监视,便狗急跳墙,阴谋对我和吴志坚下毒手。一天,张要到武昌去,我那天正巧有事出去了,只有吴志坚跟他去了。到了江汉关码头过轮渡时,张国焘走在前面先上船,待吴志坚紧紧跟上船时,船恰好开动了。心毒手辣的张国焘趁机将吴志坚使劲往船外推,企图将吴志坚推到长江淹死,自己好逃跑。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机警的吴志坚一手抓住船栏杆,一手抓住了站在旁边乘警的胳膊,才避免了这场灾祸。事后,吴志坚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件事,并问:“以后能不能趁张推我们下水的时候,我们顺手将他也拉下去呢?反正我们会游泳淹不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人,正大光明,不和他一样,不要这样做。我们要尽量争取他,他若是不肯悔改,不愿回头,你就是用绳子捆住他,他也不会跟着我们走。就是一同下水,将他淹死了,又有什么意义?他的思想行动破坏了,我们不跟他一样,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咱们共产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张国焘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有一天,他伏在桌子上写了半天信,写完之后就要送出去。我们怀疑他是给国民党写信,就赶快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同时,跟着张国焘一起去发信,看清了信封面的字样,看着他把信送进了邮箱。周恩来指示我们想办法把信取出来看看。于是我来到邮局,找一个负责人说,我有封信将地址写错了,请他取出来改一改,那人看我一身军装,还很痛快,不过要求有证明或具保人。我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同志说明情况。周告办事处立即派人送来了具保人证明。我们取出信一看,原来张国焘是给他家里的一个大哥写的,信中充满了悲观情绪,说:“国民党没法救中国,共产党更没办法。”又说他活不长了,等等。看完后,我们又把信放进了信箱。从这以后,张国焘被盯得更紧了。几天后,张国焘提出要见蒋介石,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一些情况。先与蒋联系约定在4月17日下午。我随同周恩来和张国焘去武昌蒋介石的官邸,周恩来同志领张国焘同蒋介石会面,我在副官室等候。张国焘一见蒋介石便以一副“认罪”的姿态,奴颜婢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周恩来同志马上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不糊涂,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干革命是在世界有名的。”说得蒋介石和张国焘目瞪口呆。
后记
在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之际,我们能够编辑出版这本《朱德人生纪实》,感到十分欣慰。作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我馆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一些资深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工作中经常对我们予以指导和帮助。其次,我馆藏有大量有关中共领袖方面的图书资料,这是我们的特色资源。另外,我馆的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熟悉和掌握了许多有关领袖生平业绩及思想方面的知识,积累了不少资料。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编辑有关领袖方面的图书提供了较多的便利。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相继在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诞辰纪念日推出了《毛泽东人生纪实》、《邓小平人生纪实》等资料性图书,将学术界及社会上研究领袖的有分量、有价值的文章著作进行系统的梳理,编辑出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作为我们编辑的领袖人生纪实系列中的一册,这本《朱德人生纪实》从酝酿、收集材料到编辑出版,前后近两年时间。它的出版,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在此,要特别感谢书中所选文章及著作的作者,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不可能有本书的诞生。尤其是研究朱德的专家学者,如刘学民、庹平、姚建平等同志,他们的成果很多,本书从中选用了不少他们的研究成果。还要特别感谢不少原作者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他们曾提出过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希望其他作者及时与我们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编辑体例及编者水平的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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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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