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正义

出版时间：2013-5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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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什么华夏大地生长出国学的参天大树？    为什么华夏大地生长出国学的参天大树？    须从朦胧意识说起。凡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朦胧意识。比如：    古希腊人：奥林匹斯山是人类的中心，诸神居住在这座神山上。    日耳曼人：通过茂密的原始森林的树冠空隙仰望星空，能体会到世界的奥妙。    犹太人：世界上只有一个万能的神，那就是上帝，上帝创造了世界与人类。    日本人：日本有八百万神，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森林有森林之神，这些神统治着人间，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儿子。    中国人：混沌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春夏秋冬），人是自然变化的产物，是在阴阳和合的过程中产生的。    《易经》、《道德经》等著作是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朦胧意识的概括，是用直觉方式，以阴爻与阳爻两个符号为载体描摹自然万象，以展示自然外在规律，进而效法自然的经典。    《易经》告诉人们：自然万象在不停地变化（“易者，变化也”），没有一个“物”会有哪怕瞬间的暂歇。想弄清楚其内部机制是徒劳的，不若观其象而度其意，伏羲就是本着这样的思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画出了八卦。孔子经过反复思考看出了乾卦与坤卦的主要特征，那就是：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    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筒以知阻。    这段话意思是：乾是天下最刚劲的，它的德行就是按照同样的规律变化与运行。坤是天下最柔顺的，它的德行就是以最简单的方法——逆来顺受——来体味天道的艰险。    可以把孔子的话延伸为：人类生活在大地上，应该与大地同呼吸共命运，而不应该站在大地的对立面，用违逆大地本性的机巧（科学）将大地上的物产攫为己有。    老子把自然、万物、人三者的关系总结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刍”是草，“刍狗”是用草扎的狗，古代刍狗用来祭祀，由于草的资源很丰富，刍狗用一次之后便将其丢弃（日本至今仍保留这种原始的祭祀方法）或当柴禾烧掉。老子以刍狗用后被丢弃的现象说明：万物也都是一次性的，转眼再看，已经不是先前的那个了（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说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过同一条河”有异曲同工之妙）。“天地不仁”是说天地没有大仁大爱到把万物永久性地赐予人类，只是让万物像刍狗一样，出现一次之后就不复再现。“百姓”在这里指人类，圣人也没有办法施展大仁大爱，让生命永驻。生命如同刍狗，也是一茬接一茬，每一茬生命都转瞬即逝。    老子对待变化不居的万物的策略是：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    屈，动而愈出。多闻数穷，不如守中。意思是：天地所组成的空间好比一个巨大风箱，虽然内中空虚，它的力量却永不枯竭，外力越大它释放的力也越大。与其作为太多，不如保持虚静的常态。    可见，老子对天地万物的态度是“无为”或少为。    孔子同样观察到天地不仁的一面，但孔子将其概括为“天行健”，“天行健”指天的运行非常刚健，永不停歇。当然也可以将“天行健”理解为是倒装句，意思变为天善于行，就是说天善于变化。那么，人用什么对策回应天的这一特性呢？——“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种以变制变的策略。显然这与老子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思路。    《易经》揭示了“天行健”与君子“自强不息”之间的关系。古人发现，天体是自左向右（顺时针）运行，地球是自右向左（逆时针）转动，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万物——包括人类——永远逆势、逆风前行，须要刚毅与耐性，否则会被这种逆势、逆风刮倒，用现代词汇说就是被外力异化。    孔子提出避免被异化的方法——自强不息，并且以仁人对待自然，以仁心对待同类。许多人望文生义，认为“仁”由两个人字组成，“仁”当然是针对人的，是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理解不符合孔子的原意。    仁字产生于老子、孔子生活的时代，至今我们尚未从老、孔之前的典籍中发现这个字。造字者将“仁”与“忍”（坚韧性）、“姬”（繁衍，转义为生存）同音，寓意深远，坚韧性与人类生存都是天地所赐（“仁”的右半边的上面一横代表天，下边一横代表地），所以要做到仁，首先要尊敬自然，其次才是处理好人际关系。    孟子在孔子仁的理念基础上，着重阐释了“义”。义者，宜也。义就是为人处世的分寸。    荀子发现，光有“义”的理念很不够，须要进行制度建构，以确保义的贯彻执行，于是苟子建构了礼制体系。从此，儒家文化体系的建构基本完成。    孔子、孟子、苟子的学说偏于人性层面，没有和政治制度挂钩。这个工作由西汉的董仲舒完成。董仲舒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提出“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说，提出“君权神授，君权神夺”，这样就把孟子“伐放昏君”的理念具体化了：君主分为有道之君与无道昏君两类，有道之君的统治权是神授予的，如果有道明君变为无道昏君，神可以收回权力。所以，虽然陈涉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他领导的起义发生在秦朝君主无道的场合，还是具有合法性，司马迁要将陈涉列入“世家”。    题外话，中国的这一政治传统对日本政治的影响非常大，日本历史上多次发生过伐放昏君的事情，只不过他们不采用革命的方式处理昏君。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儒家学说臻于完善，所以汉武帝宣布“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说明：    （1）儒家学说与思想可以涵盖道家、农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诸家精华，儒家理应成为华夏文化之代表与主流。    （2）对于欲逆天而动、强行追求与刍狗无异的“物质利益”的学问而言，争论有助于逻辑思维能力的增长；而对于顺从自然规律，顺自然而行的学问来说，争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用直觉的方法观察万物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鸡毛蒜皮的问题上争来争去没有任何意义。    （3）只有确立一种范式，才能形成强大的保守力，甚而形成古今一致的传统。    （4）在多数场合，学术争论只能增加混乱。这个规律被西方人称作“普朗克定律”，可以这样描述“普朗克定律”：    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照例不能用说服对手，等他们表示意见说“得益匪浅”这个办法来实行。恰恰相反，只能是等到对手们渐渐死亡，使得新的一代开始熟悉真理时才能贯彻。    普朗克定律也适用于科学之外的领域。    逻辑理性是单一的，中国的人文文化则是多元的，光有理论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打下理论基础之后，中国人在多元发展方面下了很多工夫，建立了国学（国家设立的学校）、国字（确立国家使用的文字）、国医（中医）、国画、国术（中国武术）、国容（国家之礼仪）、国风（国家之风俗）、国乐、国号、国体（国家之典章制度）、国纪（国家之礼制）、国教（国家之教化）、国本（立国之本）、国史（国家之历史）……这些统统都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广义“国学”之列，体现了国学知行合一的特点。    中国不以儒家为正统，不以孔子为先师，换成其他任何一家或一人都是不行的，这是由儒家与孔子的立场与主张决定的。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普遍缺乏荣誉感，不讲道德，总是用武力说话，以至于社会秩序面f临瓦解。当时的人们发现中国人所遵从的信仰、制度、法律、习俗与各种社会意识都不是出于自己的创造，都是前人遗留下来的，它们越来越不适合“今天”的实际情况，人们普遍存在取缔这些文化遗存的冲动。这时，中国的文化制度、礼仪风俗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你推一下我踹一脚，大厦行将倾倒。    面对危局，志士仁人该怎么办呢？    管子等人巴不得把大厦推倒，好建一个新的、以刑法为材料的新大厦。他主张变法，抛弃陈旧的规章制度与礼仪风俗，建立能使国富民强的崭新的意识形态与法律体系。    老子、庄子看到大厦将倾，一边躲得远远的，一边告诉世人一定要“绝圣弃智”、“掊斗折衡”，意思是永远远离礼乐，过清静无为的生活。    杨朱管不了那么多，只顾自己逃命，千万别被瓦砾伤着，他可是连拔一毛可以利天下的事情都不愿意做的。    墨子谴责推倒墙的人，他反战、兼爱。问题是现在大厦已经十分危险，面对将倾的大厦光喊“住手”无济于事，于是他便组织团体，以保护自己。    唯有孔子的态度特别，他反对墙倒众人推，但他并不一味阻止其他人推，而是趁大厦尚未被推倒，抓紧时间描摹大厦，画出大厦的图纸，准备将图纸留给子孙后代，让后人在条件成熟时重建与原来一样的大厦。    孔子画的图纸就是被后人称为五经的典籍：    《易经》——阐述儒学理论；    《书经》——记录先人实践；    《诗经》——传播教化，纯净风俗；    《礼经》——确立法律与礼仪；    《春秋》——道德立法。    这五部经典构成了国学经典的骨架。    中国人营造国学的目的：    （1）与天恒舞；    （2）增加人生意义；    （3）让社会和谐有序。    为什么华夏大地能长出国学的参天大树？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中国人早早就产生一种朦胧意识：在这个世界中，自然是主人，人是宾客，人的一举一动都不能违背自然的意愿，更不能损害自然。人类唯一能够做的是向自然学习，按照自然的样子制定规章制度，以保证长久地与天和平共处。

内容概要

《国学正义》内容简介：国学囊括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认知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它们或表现为文化，或表现为学术，或表现为典章制度，或表现为风俗习惯，国学常常寓于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与精神，使中国人成为蔑视物质财富而钟情精神建树，主动将“天权”置于“人权”之上，但求长治久安不求一夜暴富的特立独行的民族。

作者简介

王文元，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作有：《和之风》（漓江出版社），《人道绎宗》（燕山出版社），《人与道》、《儒家辨章》、《文房织锦》、《汉字正见》、《日完录》（中国档案出版社），《权力图腾》（湖南教育出版社），《佛典譬喻经全集》（重庆出版集团），《人类的自我毁灭》（华龄出版社），《佛典譬喻经全集》（山西教育出版集团），《佛教故事一百则》、《退化论》（上海三联书店）。

书籍目录

第一篇国学之概论1 一、国学之概念1 二、国学之特色14 三、国学之内容28 四、国学之属性36 五、国学之形成46 六、对国学之攻讦55 七、无用之用62 第二篇人文与理性66 一、中西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互异之原因66 二、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69 三、中国走向人文之路，西方走向科学之路73 四、国学可以消除西学的尴尬79 五、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86 第三篇国学之教化99 一、教化为东方所独有99 二、教化之信仰功能105 三、教化之道德功能112 四、教化之审美功能119 五、教化与迷信125 六、教化对器物的影响135 第四篇国学之经典141 一、国人的经典观141 二、国学典籍分类143 三、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二十九部书147 第五篇传统与文化194 一、传统文化194 二、文化传统198 第六篇国学之命运255 一、清季民初的国学之乱象255 二、清季民初的国学、西学之辨267 三、国学之前途278 跋286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篇国学之概论 一、国学之概念 1.十大误解 误解一：国学是导致中国近两百年落后于西方以及中国人受列强欺辱的根本原因。这种认识混淆了学术文化与军事实力这样两个不可比的因素。如果某甲抢夺某乙的财富，并将某乙打伤甚至打死，法官绝对不会判被害乙方为过失方，更不会谴责他身体不强壮或不谙武功。国家对国家亦是如此。八国联军到中国烧杀抢掠，并不是因为中国有过失，而是因为那八个国家起了恶意，成心要做杀人越货的强盗。强盗选择中国，是因为（1）中国人善良，（2）中国地大物博有东西可抢。这显然与国学并无关系。 有人说，国学严重束缚中国人的思想，使得中国人不谙世事，不能应对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的政治、军事局势。这种说法听似有理，却不符合事实。中国在军事上落伍，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经济总量（GDP）不足，而在于未及时以热兵器替代冷兵器。中国并非没有完成这一替代的机会，遗憾的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与这一机会失之交臂。葡萄牙传教士曾经郑重建议康熙引进火枪，用以替代大刀长矛，但这个极好的建议被康熙拒绝。有些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康熙对火枪的拒绝就是国学对外来文明的拒绝。这种推理大错特错。康熙之所以拒绝火枪，正是因为他的国学功底太浅薄，尽管康熙本人自小熟读四书五经，长大之后聪敏好学，数学、天文、地理等方面颇有造诣，但他终究是一个尚处于野蛮阶段的部落首领，没有掌握国学的精髓。国学确实有保守的性质，在变与不变两种选择中，不变往往成为首选。然而康熙不知道，不变是“道”的基本属性（比如四季轮换与日月交替是不变的），也是国学的基本属性，但这个属性不适用于国际往来，特别不适用工业革命之后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在他生活的时代，不出变招不足以应对变局。《易经》中第四十九卦“革”专门是讲变招的： 《易·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这段话的意思是：革卦的上卦是兑卦（泽，有水），下卦是离（火），水浇在火上，就如两个女人住在一起是不相容的，一定会发生冲突，引发家庭革命（这正是中国长期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根本原因）。“巳日”是日后的意思。孚通服，服从的意思。正当的革命日后能够服众，这是因为下面的离卦的火象征文明，有这个文明的基础，改革就能亨通无阻，进入正轨。进行顺应天时的正当改革是不会后悔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显示了天时的重要性。“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国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表明，中国人并不是一味保守，赋予这种变革或改革合法性，可以不失时机地进行变革或改革。尽管历史上这一原则受到过严重质疑，但总的来说还是贯彻了。 比较有名的一次质疑发生在汉景帝的时候。清河王刘承的太傅辕固生，是齐国人，因为研究《诗经》有成就，孝景帝时拜为博士。有一次他与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说：“不对。那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之心归顺汤、武，汤、武顺从天下心愿而杀桀、纣，桀、纣的百姓不肯为他们效命而心向汤、武，汤、武不得已而做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是什么？”黄生说：“帽子虽旧，必戴在头上；鞋子虽新，必穿在脚下。为什么？这是因为上下有别啊。今桀、纣虽然无道，但身为君主而在上位；汤、武虽然圣明，却身为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过错，臣下不能直言劝谏使其保持尊严，反而借其有过而杀之，甚至取而代之自己当天子，这不是弑君篡权是什么呢？”辕固生说：“照你说，高皇帝取代暴秦即天子位，也不对吗？”闻此言景帝赶紧说：“食肉不食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不算无知。”于是争论止息。此后学者再无人敢争辩汤、武是受天命还是弑君篡权的问题了。《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但是革卦写在号称万经之首的《易经》上，白纸黑字，影响力一直未泯。 回归正题，一般史家认为康熙皇帝是明君，而且对“康乾盛世”津津乐道，殊不知中国近代之衰败恰恰始于康熙（或者说始于清朝）！当初如若康熙能够从谏如流，接受葡萄牙传教士的建议大举引进火枪，以当时中国之国力，即使不能跻身列强，也万万不至受列强的百般屈辱。康熙放弃了在当时形势下最重要的国学传统，没有及时变革，使中国失去最佳的应对列强的时机，实在是可惜。这不仅说明康熙犯下大错，更说明，当一个有着深厚国学教养的群落被一个未经过文化启蒙的群落统治的时候，发生悲剧不可避免。如果说中国近代不善于机变，不能适应世界潮流的话，责不在国学，而在近代以还，政府乃至国人与国学渐行渐远。 误解二：国学有抵触“普世价值”之嫌，属于“中国特色”，应该加以检讨与批判。 这种看法由来已久。早在七八十年前何炳松就说“国学”一词由西洋“支那学”转意而来：国学两个字的来历很有点不清。国学究竟从何而来？我在中国书中总是考察不出它的来历。后来我才想到它大概是由西文翻译出来的。原来西洋学者近百年来对于我国民族、语言、文学、历史等，很有热心研究的人，终因我国典籍浩繁，一时不容易整理出头绪来，所以不得已只好暂时混而称之为支那学。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1号（1929年1月）。实际国学并非洋人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称谓。中国的学术经常发生“行其事而无其名”的事情。国学其事，古已有之；国学之名，近代有之。这一切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与洋人没有什么关系。 误解三：西方文明是评价社会开化与否的唯一尺度，别无其他标准。 实际上国学正是西方文明之外的判别社会开化与否的尺度。现代意义上的“文明”一词是近代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语。“文明”指社会进步，这种进步与野蛮的生活方式对应。由于文明来自于西方，而西方十分重视科学，所以渐渐人们将科学发展水平等同于文明水平，许多人就是以此攻讦中国不文明。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已经到要深刻检讨的时候了。由于文明发展速度过快，文明与文化、信仰、道德以及精神风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严重的畸形。这种畸形使人类面临种种危机。 国学的核心是文治与教化，而文治与教化是文明之外评价社会的重要尺度。文治与教化呼唤的不是人类生存方式的进化，它呼唤人的善良与美丽的心灵，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呼唤人与人之间的关照与爱，呼唤生命意义的充分实现（而非充分享受）……这些正是“国学”所要做的。 误解四：中国传统之学是帝王之学而非民族之学。 近代最先提出这样观点的是梁启超、邓实，后来的多数专家都表示赞成或者默认。梁启超早在1897年就指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盛，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他认为君史“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邓实的观点更加极端，他认为：“……风俗正教，自秦至今，所谓一君主治之天下而已。以故其制度文物，则君主制度文物也；其人材学术，则君主之人材学术也；其历史，则君主一人之历史也；其宗教，则君主一人之宗教也……” 邓实是个复杂的人物，《国粹学报》创刊时他写《发刊词》：“不明一国之学，不能治一国之事。”他还煞有介事地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君学之统以成，国学之统以绝”。在邓实看来，连韩愈都不在国学之列，只能算是“君学”的一个人物。邓实是在20世纪初叶说的这些话，当时否定国学是绝对的主流。只有张之洞、许之衡、马叙伦、章士钊等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张之洞提出“三保”（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许之衡说：“国学出于孔子……孔子之后，国学尤繁。”马叙伦认为国学是“立国之公理”。事实上，中国历代皇帝都没有取得驾驭国学的权力，他们统统在国学的统御之下，换言之，他们能够改变政治制度与社会态势，但没有力量撼动国学。 误解五：孔子思想代表作《论语》都是些闲言碎语 西方对孔子的成见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是个敌视国学的代表性人物，他是这样评价孔子的：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东西。《哲学史讲演录》卷1。 黑格尔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他误将《论语》作为孔子思想的唯一代表作，其实孔子的主要思想还体现在《易大传》等文字中；第二，黑格尔说《论语》里没有一点出色之点是因为他有眼不识金镶玉；第三，他说孔子所说的道德说教各国都有，而且比孔子说的还好，没有一丝一毫的依据。国人以黑格尔为大师，误信了他的话，跟着喊“中国没有哲学”，这是上了黑格尔的当。孔子的《系辞》堪称世界上最早最深刻的哲学论文之一。 误解六：“仁”是孔子思想之核心。 绝大多数儒家文化研究者都认为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孔子五十而学《易》，并为《易经》增添了《大传》新篇，使《易经》完整起来。孔子之前的《易经》版本中是没有“仁”这个字的，“仁”字的使用始于老子与孔子，老子与孔子是谁第一个使用这个字，现在已无从考察，可以断定的是，仁不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从孔子代表作《易大传》考察，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易”，或者说“易”比“仁”更根本、更重要。没有“易”做基础，“仁”就与基督教的博爱异名同物了（一个是不分等级的爱，一个是分等级的爱）。简言之，“易”就是三才（天、地、人）之道（天、地、人所走的路），走路是一种变化过程，所以用六爻代表各种道的变化。爻有阴阳之异、等级之分，阴阳或等级错杂形成文（天文与人文），人文由人来选择。中国人先是进行这种基本的选择（天为主，人宾从）。确立选择之后才谈得上仁爱。即使讲仁，也首先是对天地行仁义，而非对人自己行仁义。所以，孔子的基本思想是敬天，而非爱人。误解七：现代之果乃是由于传统之因。 林语堂是把现代当作传统加以批评的典型，他说：当他察觉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孕之德行：智、仁、勇、信、礼、义、廉、耻，并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将赞许伦敦警察之义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动摇起来了。有许多事情使中国人老大不悦意，使他们震惊，使他们生卤莽粗野之感，如夫妻俩挽着膀子同行街市，父亲和女儿互抱接吻，银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车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么地方都是接吻。此等举动使他确信中国文明诚为万邦轩冕，无以伦比。但是有另外种种事情，像普通贫民都能识字，妇女而能写信，普遍的爱尚清洁，学生的敬爱师长，英国小孩对答长辈之“是了，先生”的随口而出，诸如此类，俱堪无穷之玩味。再加以优良之公路、铁道、汽船，精美的皮鞋、巴黎香水，雪白可爱的儿童，奇妙的爱克斯光、摄影机、照相、德律风，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国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吾国与吾民》。 显然，林语堂所批判的正是孔家店被打倒之后中国的现状，孔家店被打倒，一切都乱了套，社会迅速地堕落，这正说明中国人离不开国学，离开了，道德就会沦丧，人心就会涣散，法律就会失控。 误解八：国学掩盖了对妇女残酷的压迫。 以小概率事件为据否定国学是仇恨中华文化的人惯用伎俩，攻讦传统文化者非常喜欢举烈女殉夫的例子。举得较多的例子包括张天锡宠妾阎氏、薛氏殉夫的故事，杜嶷令妾剖腹取信的故事，房玄龄妻子自剜其目的故事。张天锡宠妾阎氏、薛氏殉夫的故事梗概：十六国时前凉王张天锡自觉病重，召宠妾阎氏、薛氏于病榻前，对她们说：“我死后，你们不可再嫁。”二妾听罢一起举剑自刎。后来张天锡却痊愈了。《晋书·烈女·张天锡妾阎氏薛氏传》。 杜嶷令妾剖腹取信的故事梗概： 南朝梁时有个叫杜嶷的人，纳了个貌美的妾。有一天，这个妾收到父亲来信，她正在看信时杜嶷归家，妾惊慌之中将信吞入腹中。不想被杜嶷发现，杜令妾剖腹取信。信取出时，其妾一息尚存，眼巴巴看着丈夫读，等丈夫知道冤枉了她时，她已经气绝身亡。《太平广记》卷129。 房玄龄妻子自剜其目的故事梗概： 房玄龄年轻时得过一场大病，自以为不久于人世，嘱咐妻子说：“你还年少，不必为我守寡。”妻子听罢大哭，自剜一目以示将来守节不嫁。 没有人会怀疑史书记载的真实性，问题是这些例子并不足以得出中国传统社会是男人天堂、女人地狱的结论，因为这些都是个案，不足为据。为了保证家庭稳定与和谐付出些许代价再正常不过了。上面讲到的女人不幸的小概率事件，比起现代社会女人受到的摧残真是沧海一粟。 误解九：《山海经》是重要的国学经典。 许多人把《山海经》视为国学经典，其实《山海经》在国学之外，《山海经》自有其价值，但它在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之外。 类似情形很多，比如有人把王船山也算作国学大师，很成问题。王船山是中国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近代科学思维的开始，已经脱离国学，倒是具有了一些西学的倾向，把王船山的学说划入国学很勉强，毋宁说王船山的创新是国学之反动。 误解十：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好的都归入西学，不好的都算在国学账上——这是崇洋媚外者惯用的伎俩。 萨特对美的本质的认识登峰造极，认为万物因为有人的见证才显示为一个统一的风景。其实柳宗元的“美不自在，因人而彰”比萨特说得更明白，也更精练，而且早萨特一千多年。 海德格尔有一个这样的观点：世界是人活动于其中的世界，人（此在）是“澄明”，是世界万物的展示窗口……其实这个说法完全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展开。 里普斯被认为是现代美学“移情说”的首倡者，他说审美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自己。这分明是庄子“与物冥合”的翻版…… 国人是宁信洋人，不信自己。 2.国学正义 “国学”一词自古有之，只是意思与今天大不相同。《周礼·春官·乐师》曰：“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最初的“国学”指国家学校。汉朝改国学为“太学”，晋朝又更名为“国子学”，北齐称其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直至清朝终结。宋明以还，国学被赋予新意，代表中国特有的传统学问（儒、释、道、文、艺、杂）。 西周国学设在王城或诸侯国都。国学分为小学与太学（大学）两个学部。中央政府设五所太学： 南面的太学称“成均”，为学习乐舞之所； 北面的太学称“上庠”，为学习经典之所； 东面的太学称“东序”，为习武之所； 西面的太学称“瞽宗”，为学礼之所； 中间的太学称“辟雍”，《诗经》提到了辟雍。帝王承师问道之所（在五学中地位最高）。 按照重要性排列，六个学习科目为礼、乐、射、御、书、数。 《礼记》把太学的教育方法总结为：（1）防患于未然；（2）合乎时宜；（3）循序渐进；（4）切磋琢磨。 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儒家教育是“成人之教”（教人做人），而非“技能之教”（教人技能），这一点与西方大相径庭。过去一百年，绝大多数人认为西方的“技能之教”优于中国的“成人之教”。现在，随着工具理性的弊端不断显现出来，中国的“成人之教”的价值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同。据《礼记·学记》记载，西周的国学在给毕业生做评定时，分为大成、小成两种。 小成在学习七年后达到：学会给经文断句、理解经文旨意；专心学习、团结同学；知识渊博，尊敬师长。大成在学习九年之后毕业，除完成小成的指标外，还要达到触类旁通、遇事有主见、不为物役。师氏（分为大师、小师）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教师，教授音乐、礼仪、道德、射箭等课程。商周以及其后的大学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与其说是学府，不如说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而且入学是有门槛的（贵族子弟方可能入学）。真正的以教化为目的的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据《三辅黄图》记载，西汉太学在长安西北，距都城有七里地，每届的生员为五十人。到王莽统治时，太学的生员逾万。可见，中国的太学教育从汉武帝到西汉末年有很大发展。西汉的太学一年一次考试，叫做岁考。考试采用“设科射策”（抽签）的方法。晋之后增加国子学，与太学并列。“国子”指公卿大夫（五品以上，含五品）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入太学是一种重要的士族特权。六品及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则可以入太学。这样，国子学变成为当时的国学。后来隋文帝设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废黜国子监。自此，传统的国学体系消失。 近代，国人开始用“国学”表达全新的意思。称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为“国学”始于章太炎，他在《国学概论》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亡，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章先生的概括是精准的，可以为后人所据，可以用国学一词代表中国古代的人文文化或学术思想。 ……

后记

《国学正义》，顾名思义，是一部为国学正名的书，不是全面讲解国学的书，也不是国学讲义。随着年事的增高，为人师讲国学的勇气我是越来越小了。国学这东西越接触越觉得自己浅陋无知，涉及国学问题时总是如履薄冰，倘若真的以师自居侃侃而谈，恐怕真会坠入冰窟。话虽这样说，也不能把国学神秘化，认为一点不能碰。正因为如今半文盲们忙不迭地大讲国学，我才有了为国学正名的机会，对被歪曲的地方做些拨乱反正的工作。    由于是讲稿，文字有些口语化，虽非我愿，想来也是不可避免的。若有机会，再对文字进行润色，那倒不是太难的事。    王文元    庚寅年季冬    于北京社科院哲学所

编辑推荐

《国学正义》编辑推荐：著名学者王文元先生梳理了当下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国学观，分析其利弊得失，同时又扼要地点评了近三十部最重要的国学典籍，可视为简明的中国文化史。从整体上而言，《国学正义》是一部极具特色的国学读本。一部最全面、最简明、最鲜明、最流畅的国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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