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白先勇 页数:462 字数: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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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牡丹因缘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先勇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因“牡丹亭》而开始结缘。二〇〇四年由我领队制作的昆曲连台大戏三本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一炮而红,我们在演出的同时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姹紫嫣红牡丹亭》,此书由我策划,收编了我们改编的二十七折青春版《牡丹亭》剧本,并有学者专家的阐释文章。书中汇辑多幅历来饰演《牡丹亭》名角影像,尤为珍贵。此书出版,在台湾反应甚佳,第一版一售而罄。同年青春版《牡丹亭》赴大陆巡演,到苏州、杭州、北京、上海等地。我们觉得《姹紫嫣红牡丹亭》应该出犬陆版。远流找到合作对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机缘,天作之合。我原籍广西桂林,由自己家乡的出版社来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特别有意义。出版后,刚巧五月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这是出版界的一个盛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刘瑞琳女士邀请我到桂林,为《姹紫嫣红牡丹亭》开新书发布会,我当然高兴,因为又可以乘机返乡一趟。发布会的场面多少出我意料之外,一下子来了五六十家媒体,记者发问非常热烈,《姹紫嫣红牡丹亭》的知名度也就从此散开了。 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有多重意义:首先这是大陆出版第一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对这出戏起了先头宣传部队的作用。这部书最大的特色是用繁体字直排,这样书本身便蕴涵着一种古籍雅意。而这部书的装帧又特别精美,设计大方,图片悦目,难怪二〇〇五年这部书夺得了南方报业集团举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殊荣。早些年大陆有些出版社出版古籍采用繁体字直排,这些年比较少见,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Ⅸ姹紫嫣红牡丹亭》竟用了繁体直排,而又获得大奖,我认为有其深远的文化意义。我很佩服出版社领导人的眼光。 接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选集“青春·念想》,我跟出版社以及出版社的同仁们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为这些年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经常到北京演出,我亲自领军到北京就有五次,每次演出我们都需要各界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驻北京的同仁在这方面,上下一体,对我们可说是做到仁尽义至,从联络媒体宣传到人员协助,无一不全力以赴,当然,演出时,出版社的同仁们一直是我们最热烈的啦啦队。出版社同仁给予我如此坚定的精神支持与鼓励,我想他们一定也认同我们推广昆曲是在兴灭继绝抢救我们的文化瑰宝,他们努力出版,一样在从事文化大业。其实我们的追求殊途同归,所以能够彼此欣赏。二〇〇六年适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社庆,在桂林总部盛大举行。为了替出版社庆祝,我们特地把青春版《牡丹亭》送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校园连演三天,那真是盛况空前,每晚演出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前一年我在广西师大演讲,曾经许愿,有机会我一定要把我制作的《牡丹亭》带到桂林,让广西师大的同学及乡亲们看到这出戏。第二年,我们真的做到了,而且还替出版社热闹了一番。我跟出版社结的可说是“牡丹缘”。 中国出版业竞争激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前茅,诚非易事。国外如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英国的牛津、剑桥,这几家名校的出版社在英美以及全世界的学术文化界举足轻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影响不仅普及全国并能跨越海外,像余英时、许倬云这些海外学术界大师们的作品也被网罗旗下。广西师大出版社能够建立如此优良声誉,绝非偶然,我还没看见他们出版过一本浅俗媚众的读物。家乡能产生如此高层次的文化亮点,我深引以为傲。当总编辑刘瑞琳来跟我商洽出版我的作品集,我欣然同意,并感到义不容辞。刘瑞琳女士刚刚被《中国新闻周刊》选为“十年影响力人物”。在此,我特别要向她致谢,同时也要感谢为这套书花费大量精力的执行编辑刘哲双及曹凌志。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内容概要
《树犹如此》是白先勇的散文自选集,主要收录他回忆个人经历、亲友交往的文章。其中纪念亡友的《树犹如此》将至深痛楚沉淀六年,被称为“以血泪、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另收两篇写友人的新作:画家奚淞修佛之旅《寻找那一棵菩提树》,救助上万艾滋孤儿的杜聪《修菩萨行》。可见白先勇近年心中所系。
书中作品多成于白先勇“五十知天命”之后,董桥曾“惊讶他已然像自在、放下的老僧,任由一朵落花在他的掌心默默散发瞬息灿烂”。写至友王国祥、三姊先明,平实中蕴藏波澜壮阔,人间悲悯。桂林、上海、南京、台北,文化乡愁叠加,难觅归处。在倾注心血和青春的同人杂志《现代文学》,白先勇以文会友,情笃一生。他也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困境,艾滋病患的挣扎和勇气。生命繁华之欢喜,伤逝消亡之不舍,白先勇的天真执着和无可奈何,在散文中化为真实的有情世界。
作者简介
白先勇,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剧作家。1937年生,广西桂林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Writer's
Workshop)文学创作硕士。他的小说被译成英、法、德、意、日、韩等多种语言文字,在海内外拥有读者无数。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蓦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电影剧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最后的贵族》等,重新整理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的戏曲《牡丹亭》、高濂《玉簪记》,并撰有父亲白崇禧及家族传记。
书籍目录
至念
树犹如此
第六只手指——纪念三姊先明和我们的童年
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
上海童年
石头城下的冥思
岂容青史尽成灰
青春
明星咖啡馆
《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
不信青春唤不回——写在《现文因缘》出版之前
白先勇、李欧梵对谈台大外文系的那段日子——兼谈我们的老师
我的创作经验
师友
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先生
天天天蓝——追忆与许芥昱、卓以玉几次欢聚的情景
怀念高克毅先生
忧国之心——余纪忠四平街之憾
仁心仁术——一个名医(吴德朗)《理想的国度》
人间重晚晴——李欧梵与李玉莹的“倾城之恋”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
殉情于艺术的人——素描顾福生
走过光阴,归于平淡——奚淞的禅画
寻找那一棵菩提树——奚淞的佛画
画中有诗——谢春德的摄影艺术
冠礼——尔雅出版社二十年
克难岁月——隐地的“少年追想曲”
摄影是他的诗——因美生情,以情入镜(柯锡杰)
邻舍的南瓜——评荆棘的小说
凤凰花开——古蒙仁的写作轨迹
知音何处——康芸薇心中的山山水水
关爱
写给阿青的一封信
山之子——一个艾滋感染者出死入生的心路历程
修菩萨行——杜聪与河南艾滋孤儿的故事
瘟疫中见真情——保罗?莫奈的艾滋追思录
附录
白先勇回家/林怀民
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Playboy杂志香港专访白先勇/蔡克健
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访白先勇/刘俊
章节摘录
白先勇回家林怀民白先勇回来了。六月底回来的。他只是回来玩。文艺的公开聚会根本见不到他影子。耕莘文教院举办的暑期写作班请他讲两堂课,这位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讲师一再叫苦:“讲些什么呢?我从没用中文讲过课——非讲不可吗?”余光中拍拍他的肩膀:“在台北,作家演讲是常事。你再待上三个月,电视、电台统统会找你来了!”但白先勇不会待那么久。九月初,他就要回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上课去了。《幼狮文艺》希望写一篇关于他的访问记。白先勇在电话中急着摇手:“我没什么好写的!你们找别人去吧。上期《现代文学》硬把我推出来,已经出尽洋相,好像唱戏的没化好妆就被推上台,这回还是饶了我吧……该说的,想说的,都在小说里说过了。我真的没什么好写的。”打了几次电话,还是那句话:“没什么好写的。”不要人家写他,却反过来向人拉稿,要《幼狮文艺》主编痖弦为他办的《现代文学》写篇诗评。推来拉去,白先勇终于在这期“上台”。内幕似乎是:痖弦答应写稿,白先勇接受访问。坐在嘉新大楼顶层的蓝天餐厅。大玻璃窗渗进八月的午日,窗外是栉比鳞次的大厦,楼下中山北路流淌着香烟盒大小的车群。《台北人》的作者喟叹道:“台北变了好多!”白先勇说起话来,跟他小说里的文字一样,干净利落,清楚明白,用不着人费心去猜,斟酌字眼时,他就:“我想——”“我想——我想我可以这么说,台北是个很奇怪很奇怪的都市,跟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都不一样——不不,我不是说房子景物这些的。我想台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命力很充沛的一个地方。你看看,夏天这么长,这么热——真的好热!——而那么多人就——”他直着两根白净修长的食指,一上一下比划着,春草争先萌发的模样,“——就这样地生出来,长出来……”第一次到台北,白先勇才十四岁。一住十一年,然而他说台北不是他的家。他说,在美国七年,一身如寄,回了自己房间,也不觉得到家了,飘飘浮浮的。白先勇是广西桂林人。“可是,我也不觉得我的家在广西。那时候抗战嘛,我们最先住在桂林,后来到了重庆……”他父亲,已故的白崇禧将军,当时是叱咤一时的抗日英雄。白先勇幼年很少见到父亲。“胜利了,我们搬到南京,后来又到香港住了两年。”——大陆的事还记得吗?“怎么不记得?清楚得不得了。北平、上海、南京——好多地方!长江啊,黄河啊——那些山呀水啊,拉船的伕子……好清楚好清楚。特别是出国了,这些记忆变得愈来愈清晰。好奇怪的——对,也许我想得太厉害了,不能自已的用想象来夸张那些记忆吧。不过,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他有点茫茫然地笑起来。白先勇的笑很奇特,呵呵呵,有点像小孩的笑,呵了三五笑,恍若要断了,忽然拖着长声又扬高了。为一点点小事,他就能断断续续笑上一分多钟。尽管台北不是他的家,白先勇仍有一大筐属于台北的记忆。在香港,白先勇上过两年教会学校。到了台湾就进建国中学。他说,中学时代的他并不快乐。“那时我孤僻得厉害。”他很少和同学往来,整天躲在自己的小天地,读他的诗赋词曲,还有——写东西。对这些早期的作品,白先勇是不提的——“小学生作文嘛。”这种“闭关自守”的情形,一直等他一九五七年考入台大外文系,才有了改变。“我们那一班人才济济,真的是少有的群英会。”喜欢耍笔杆,又真把写作当回事的同学,数一数,竟有十多个。例如: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戴天、林耀福、陈次云。由于对文学的热爱,白先勇立刻和他们结成“死党”。除了好同学,还有好老师:已故的夏济安。在夏济安的指导下,白先勇这伙人开始在夏主编的《文学杂志》崭露头角。大二下学期,夏济安去了美国,《文学杂志》编者易人。这群“死党”觉得《文学杂志》没以前好。喟叹之际,“为什么不自己办个刊物”的念头就冒上来了。年轻人,说干就干,筹钱,写稿,跑印刷厂,加上刚由美国回来的余光中,以及何欣这些人的协助,一九六〇年春天,《现代文学》创刊了,白先勇是发行人。在发刊词里,他们强调,这个杂志将有系统的介绍西方近代文学的优良作品,并致力新文学的创作。第一期,他们推出当时在台湾鲜为人知的卡夫卡,以及九年后的今天依然站得住脚的几篇创作:丛苏的《盲猎》、王文兴的《玩具手枪》、白先勇的《月梦》和《玉卿嫂》。“那阵子我们真疯啊!正课不念,光看自己喜欢的小说。读过了,大家一起讨论、批评、吵嘴。考试到了,就在印刷厂一边校对一边翻笔记。”印刷厂临阵磨枪考出来的成绩还是在班上名列前茅。一九六三年初,白先勇得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创作班留学。一九六四年得硕士学位后,到加大教书迄今,这一次是他第二度回国。一般认为,白先勇的作品是去国外之后,才真正成熟。“说起来好奇怪,我去了美国以后,才认真读中国的东西的。”而他的“台北人”与“纽约客”也就一篇比一篇的中国起来。这两个专题下的一系列作品全部发表在《现代文学》。白先勇不大愿谈自己的作品——“那到底有些embarrassing。”提起《现代文学》却止不住地亢奋起来:“那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要是九年前不曾办《现代文学》,现在会不会再办个文学刊物?“不!”三十二岁的白先勇翻翻大眼睛,拂了拂覆额的浓发——“不不,这不算披头,披头还没出道以前,我就留了。我母亲常常催我上理发店,她去世后,我就乐得留长了。”——吸口烟说:“现在老了!没那股劲儿了!”如果白先勇台北之行真的纯粹回来玩,那他挑对了时候。白家兄弟姊妹共十人——先勇排行第八——从胜利那年在南京聚过一回后,各分东西,离散海内外,再也不曾聚齐。八月里,十弟结婚,几位兄姊都赶回来,一下子很难得的湊了八个人。一家热热闹闹地玩了几天。大姊从香港回来那夜,白先勇兄弟为她接风,十一点多,又上国宾饭店十二楼陶然亭喝酒聊天。陶然亭有一座浅红的钢琴。白家一群人便围着钢琴而坐。灯光黯黯的。琴音流出一束束教人心暖的魅丽。白先勇足蹬凉鞋,穿了一件橘红细格子衬衫,一条米色短裤——“台北的男孩子怎么不兴穿短裤?”——啜口酒,从杯中捞出那枚红樱桃,趴过半个钢琴:“大姊,这个cherry给你!”每个人兴致都很高,却有些倦了,只有白先勇精神十足的——“十二点一过,我就复活了。”钢琴弹出一支蓓蒂佩琪的歌,二十多年前的老歌。白先勇眼睛一亮:“大姊,你的歌!记不记得……那年我多大?”“十二岁。”大姊说。大家漫漫哼唱着。白先勇缠着要大姊弹琴,大姊不肯,他转移目标:“那二哥唱个歌。”二哥指指酒杯:“等我喝了这杯不要脸的药再唱!”大家笑了。白先勇笑得最响,呵呵呵——呵呵呵……“唱一个嘛,”他说,“老沧桑,唱一个嘛。”白先勇管他二哥叫“老沧桑”。二哥也喊他“老沧桑”。二哥唱了。唱了一半,推推白先勇:“老沧桑,你也唱!”白先勇举起杯子,一饮而尽,点了一根Salem,抬抬手:“再来一杯Manhattan!”——记得《谪仙记》里的李彤吧?“她抽出一张十元美金给那个侍者,摇摇晃晃的说道:'你们这儿的Manhattan全世界数第一!'”“嗨,老沧桑,你唱啊!”二哥催道。白先勇呵呵笑了笑,吐出一口烟,听着二哥高声唱出:“今夜且让我放纵,哪管明朝!……”“人有很多面,像球一样,”那天,在“蓝天”,白先勇说,“经过一些事,人会变的。”他觉得去国七年,自己长大了,也改变很多。许多年轻时认为很重要的事,现在都漠不关心了。“活到三十岁,我发现人活着,实在不必care别人对你的看法,对你的闲言闲语……不必在乎!”——连写作也可以不在乎吗?“不,那是不同的。”——那么读者呢?——白先勇沉吟着,说写作是一种非常personal的事。一个作者不必、也无法讨好每一个读者。“我有几个朋友,他们了解我,也了解我的作品,我对他们的意见非常尊重。”这几个友人中,包括夏志清与欧阳子。“……认真想想,自己实在不重要,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比自己可怜,值得我们去关心、同情——不觉得生命本身就是很可怜的吗?”——那你想过自杀没有?——白先勇愣一下,说这个问题太personal,他不能回答。过了一会儿,他看看远处说:“经过一些事,人会变的。”七年的时光,由年轻人水仙花的自我中心渐臻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大千世界,这种心境上的转变,形诸作品,大概始于《上摩天楼去》。那以后,白先勇的作品,再也找不出早期的《月梦》、《寂寞的十七岁》、《青春》里的感伤色彩了。在众多作品中,白先勇独独偏爱《游园惊梦》。不是因为外界对这个短篇有超乎寻常的好评。而是“也许那里头的人物我太熟悉了……我想我了解他们”。这个短篇,他写了半年,前后删修重写五遍之多。——你笔下的故事全是真的吗?那些人物你全认识吗?——“我想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写出来的。故事都是编出来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呢?——白先勇笑了,笑得有点得意地说,有人以为他是老舞棍,“其实我只去过一次舞厅,第一次回国时……我看到一个大班,他们说她以前是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我忍不住就替她编了一个故事。——你会不会这样?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人物,就会替他编故事。看人实在很有意思!”从《永远的尹雪艳》到最近的《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台北人”已经写了九篇。白先勇说他不知道还要写多少。“写到没得写,写不出来为止。”——那么“纽约客”呢?为什么写了两篇就搁下来了?——“我想'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种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白先勇挥伸着手臂说,“一去不复返了。”提到“一去不复返”,白先勇说了一个“故事”:“前些日子,我带几个小孩——其实不小,十几二十了——到外双溪博物院玩。有一个就不肯进去,他说那没什么好看的,一大堆破铜烂铁!”“……从旧金山到东京,到夏威夷,到香港,回到台北,一路过来,我发觉这一代的年轻人在衣着举止或想法上几乎没有太大的不同,完全美国化——或者国际化了!”他觉得文化不是摆在博物院,用冷气、玻璃柜,小心保护起来,给人看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已经和真正的中国人生活逐渐脱节了。谈起这些,白先勇没有对现状的气愤,仅有对过去的惋惜。回台北两个月,白先勇只字未写。“我是回来玩的,”他说,“而且,我住在哥哥家,没有自己的书桌,人太多,清静不下来。我写东西需要很静的环境。”在圣芭芭拉,他喜欢深夜写作。写得不顺手时,就一壶壶茶往肚里灌。心里有话,一时又无法表达得很妥切是很痛苦的。白先勇认为,文学作品形式与技巧高于一切。至于内容倒不那么重要:“不管怎么写,我们还是在重复老祖宗说过的话。”因此,他敢于把刘禹锡的《乌衣巷》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摆在《台北人》与《纽约客》卷首,直截了当的点题。“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如果能以各种角度,不同的技巧,把这两三句话说好,那就没白写了。”即使他最喜爱的作家,如乔伊斯、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D. H.劳伦斯——“你知道吧?劳伦斯也是个画家,他不喜欢自己的画。——他的画,跟小说一样,full of vitality!”——他以为,也只是说了两三句话。——那么,你觉得你说出自己的话没有?——他想了想,摇摇头,换个坐姿说:“没有。至少还没说清楚。”——有没有夜半梦回,为这件事发急的时候?——“怎么没有?急啊!急得更睡不着。”在加大,他教美国学生念唐诗宋词,讲《红楼梦》——“好了不起的一本书!跟任何一本世界名著相较都不逊色!”——讲中国近代小说:从“五四”说起;也讲当代作家的英译作品:像欧阳子的《网》,于梨华的《柳家庄上》。“用英文讲中国东西,有一种戴了面具的感觉。可是,讲到有些地方,他们就跟不上来了。许多东西跟他们讲不清。中国对他们到底太陌生了,他们没办法了解的。”白先勇说,比较起来,美国人比我们放得开,因为他们是很年轻的民族,中国人的生活环境,还有教育,都使人无形中有一份对五千年文化的awareness。“真的,在国内不觉得,出去以后,往回望,就会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多么渊博、深沉。每一回顾,就会感觉到自己肩上的burden。这么说,也许有人会觉得可笑,可是我真的是这样,我自己或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我也不想改变。”午夜两点,弹钢琴的女孩子下班了,陶然亭打烊。笑够,唱够,也喝够了Manhattan,白先勇和家人走出国宾饭店,又上新亚吃过消夜,才叫计程车回家。计程车在街头飞驰着。白先勇说,台北的夜晚比白天美。又说,台北变了很多。他当学生时,大学生骑脚踏车,现在摩托车满街跑了。他说,将来有一天不再写东西,他要好好地活,要到处旅行。他说,台北不是他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不是任何地方,而是一份好深好深的记忆与怀念。白先勇只往回看。白先勇知道他回不了家。——因为他想回去的“家”,正如计程车后,消逝在夜黑中的长路;那些属于中国的辉煌的好日子,那——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我们五千年的五千年的五千年的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PLAYBOY杂志香港专访白先勇蔡克健一九八八年四月底,白先勇经香港到广州参加《游园惊梦》前后几天的排练工作。在香港逗留的三天里,他既要参加香港电台的节目,又要到中大演讲,在时间的安排上自然是左支右绌。四月二十四日,也即是他起程赴粤的前一天,他一个早上要接受十多家报刊的访问。负责安排访问事宜的香港电台腾出了半个小时给我们,算是特别优渥。只有那么一点时间,当然谈不出什么头绪来,幸而他答应在广州继续跟我们谈下去。四月三十日是《游园惊梦》首演的日子。白先勇又忙个不可开交。可是,他还是抽空在酒店房间里接受我们访问。这回我们断断续续的谈了一个多小时。不过,当时《安徽日报》的一位记者何华亦在场。何先生从前读复旦大学时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白先勇,这次白先勇在广州期间,由他权充秘书。虽然访问内容没有什么“机密性”,可是有第三者加进来,总是有点不方便,而且电话又不时的响起来。翌日,我们一起坐直通车回香港。在车上,白先勇安排我们坐他旁边,继续未完成的访问。他谈到他的父母亲、他对同性恋的看法……当然还兴奋的跟我们谈论前一晚首演的情况。他把《游园惊梦》由小说到戏剧的整个演变过程,从头到尾向我们讲了一遍。可惜因为篇幅的关系,只能把这部分谈话省略了,留待下期另文介绍。由于时间仓促,访问其实并没有完成,只可以说是告一段落。在车站与他道别时,我肚子里还有一大串问题,例如《孽子》人物的出身和生活圈子与白先勇本人的阶层可谓有天渊之别,他怎么能够对他们的生活、语言等等那样了如指掌呢?也许,日后再向他提出吧!P:你这次到广州参加《游园惊梦》四月三十日的首演,之前你又曾访上海。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不知你方不方便回答?白:你问什么我都会回答。P:有许多台湾学生到了外国之后,思想变得颇为激进,可以说是“左倾”吧。你到了美国之后,思想上有没有出现同样的变化?白:我有,但我想我的改变跟他们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我是在一九六三年到美国的,六〇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等等,我都适逢其会,可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能是因为我历史感比较强,注意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光着眼于目前。因此,可以说我的“定力”也较强,没有那么容易随着潮流被卷进去。出国之后,最重要的变化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我在台湾的时候,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很大。那阵子,我们提倡现代文学,自己也搞现代派的创作。到了西方之后,却反过来追求传统文化!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说是西方现代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我的作品也有意无意地显露这种融合。P:文革之后,人们可以比较冷静地去检讨中共历来的得失。关于你对中国目前情况的意见,已有许多人问过你,你也说了不少。我倒想知道,你在一九六三年到美国之后,那时文革还未发生,你对中共和共产主义的看法又怎样?白:我记得中共在一九六四年试验原子弹的消息公布后,我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很“中国”起来,忘记了政治、共产党什么的,只知道中国人也有原子弹了,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事情。那光景,我对中共仍然很不了解,当时一般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情况也很糊涂。当Felix Greene那套题为《中国》的电影在美国上演时,我也去看了,好像是在纽约的Little Carnegie Hall看的。那部电影令我十分激动。现在当然知道片中的情况完全是安排出来。电影拍的是一九六二年的中国,当时大陆上的人吃也吃不饱,可是电影里人人都显得幸福快乐,十分乐观。P:Felix Greene在五〇年代曾写过一本书,记述内战前后的中国政局和社会,据他自己说,目的是要打破美国特务和国民党宣传所制造的假幕。他自己后来却制造了另一个假象。白:总之,传播媒介真的是一个制造幻象的工具!P:你看是不是因为在美国可以享受更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而且也更容易接触中国大陆,所以许多台湾作家到了美国之后都不愿意返台?白:我想那是原因之一。台湾的政治是最近几年来才大幅度的开放的。在六〇年代,一切都十分保守,诸多禁忌,我们当时对于政治中的种种限制十分反感。不过,那只是原因之一,个人的事业等等因素也很有关系。P:在你早期的作品里,有许多篇是描写少年与成年、暮年男人之间的爱欲关系的,例如《青春》、《月梦》、《寂寞的十七岁》等等。可是,到了美国之后,你有好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再写这个题材,直到《孽子》为止,那是为什么缘故?白:我真正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发表的是《金大奶奶》,在《文学杂志》上刊登;第二篇是《月梦》;稍后的《青春》,与《月梦》的主题基本上是一样的。当时可以说正是我的浪漫主义时期,现在回头想,那时我虽然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一二岁,可是对时间已特别敏感,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从那时开始,时间的流逝一直是我最关心、最敏感的一个题目。施叔青那天在《明报》上说:白先勇写的其实是时间。欧阳子的分析(《王谢堂前的燕子》,一九七六年,台北——编者注)里也经常提到这一点。时间有几种,一种是抽象的人生过程,是不断的变化,也就是佛教所讲的“人生无常”,我觉得整个佛教充满了一种悲感,悲悯人生的无常。可能我年轻时已经有了相同的感觉,《月梦》和《青春》所写的都是老年与青少年的对比以及同性之间的爱恋关系。可是,从更高的层次去看,两篇小说所描写的是对青春不再、对时间、对时间的变动而造成的毁灭的惧畏——一切都要随着时间的洪流而消逝。不过,我当时对于这种种问题恐怕并不是很自觉的。我后来回头看,也觉得很奇怪:那时自己还那么年轻,怎么会有那种感受。曾经有人说我是受了托马斯o曼的Death in Venice的影响,可是当时我还没有看过那本小说。P:记得当时在台湾和香港,人们谈论的是托马斯o曼的其他作品,例如他的巨著《魔山》,《威尼斯之死》是拍成电影之后才受人注意的。白:也不完全没有人知道,但没有《魔山》那样有名。当时我自己还没有读到《威尼斯之死》,而且对德国文学也没有什么研究。我也曾思索过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我小说的题材是否改变了呢?我的看法是:《月梦》、《青春》等与我后来其他的小说表面上似乎不同,但在主题上却很一致,例如《游园惊梦》写的也是时间。P:但说到底,写《威尼斯之死》时的托马斯o曼以及把那本小说改拍成电影的维斯康堤都已在迟暮之年,而你在《青春》和《月梦》里描写老年人对少年肉体所象征的青春和过去的追念与眷恋时,年纪才不过二十一二岁。你认为你这种对时间的敏感是天生的呢?还是与你的家庭环境有关?白:我想,与《月梦》同时发表的《玉卿嫂》,表面上与前者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实际上也有相同的地方。在《玉卿嫂》里,一个成熟的女人爱上了一个年纪较轻的小伙子,因此时间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事实上,爱情与时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P:可是,你对时间的敏感是怎样来的?白:是不自觉的……P:尽管是不自觉的,但总有个理由来吧?白:我老觉得美的东西不长存,一下子就会消失,人也如是,物与风景也如是。那当然并不是我个人独有的感觉,所有的艺术家、文学家都不例外。中国文学的历史感特别重,诗词歌赋里头充满对古往今来、朝露人生的咏叹。欧阳子说整部《台北人》讲的都是时间——过去与现在。其实,我从开始写作起以至现在,也许就只讲了那么一点。P:你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缺乏历史感。白:我的看法是那样。现在的作品缺乏时间的深度。你是念历史的,对中国民族的历史感应有所了解吧,你的看法怎么样?P:我碰过许多从国内出来的艺术家、作家,他们老爱抱怨中国两千年封建什么的,可是,他们对中国历史却似乎颇欠认识。白:欧阳子说我的小说讲的是过去现在的对比,我想我历来所写的东西的确都是这个主题的引申。你问我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没有继续写类似《月梦》、《青春》的题材,其实我不过是以另外一个方式、从另外一些角度去写同一个题材,例如《谪仙记》写的也是人对流逝的时间的怀念与追寻,不过其中还加上一点历史。《台北人》就更是同一个主题的延伸了。是吧?其中的《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可以说是《月梦》的重现。到了《孽子》,我更扩大来写这个题材,那是我一直想要写的一本书。由《月梦》到《孽子》,可以说是我的写作过程的自然发展。你刚才问我为什么对时间那样敏感,与家庭环境有没有关系?我猜是有的。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父亲是个军人,母亲也出身于官宦之家。我们家与国民党的关系很密切,家运随着党运而起伏。我是在抗战中出生的,可以说是生于忧患吧。十一二岁时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从一个世界跑到另一世界。我那时刚开始了解周遭的人和事物,但童年时代认识世界的依据一下子就改变了,我在自己心目中所建立的世界刚开始就毁灭了。目睹人事变幻得那般迅速,令我产生了一种人生幻灭无常的感觉。我刚到台湾时,看看新居,肚里不禁呐喊:哎哟,怎么住进一个小茅屋子里去!去年重访上海时,我请朋友吃饭的饭馆碰巧就是我家的故宅,除了觉得巧合外,还不免觉得有沧海桑田之叹,真个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后来我为此写了篇《惊变》,在十二月号的《联合文学》上发表,后来又在香港的《百姓》和上海的《文汇》月刊上刊登。P:你家信佛吗?白:不,我家是回教徒……P:呀,对,你是广西人。白:对,广西人,我们是回族。可是,我个人的宗教感情相当复杂。家里信回教,我在香港念的却是一家天主教中学——喇沙书院,要跟着洋和尚念圣经、教义问题。那时,我差点信了天主教,其后虽然没有入教,但天主教给我很大的启发。到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基本的宗教感情是佛教的。P:你笔下的人物也似乎大都是信佛的。白:对,基本上是中国的佛道。佛道的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愈来愈深。我之所以那么喜欢《红楼梦》,与书中的佛、道哲理很有关系。不光是《红楼梦》,汤显祖的戏曲,例如《游园惊梦》,也充满了佛道的感情和思想,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头,佛道与儒家是一而二、二而一,一体的两面。P:你说时间的流逝是你一切作品共有的主题。不过,从题材的选择来说,你的作品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早期的《月梦》、《青春》、《寂寞的十七岁》等是一个,《纽约客》是一个,《台北人》又是一个。一九七七年开始发表的《孽子》再回到青少年的身上去。为什么?白:为什么?因为我很同情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也许那和我青少年时代的遭遇有关。我自己经历过一个非常困难的成长过程。据我母亲说,我小时是个很霸道、很外向的小孩子,脾气很坏。七八岁时生了一场大病,令我觉得自己被打入冷宫,被整个世界抛弃了……P:可是,小孩子生病一般都受到家人特别细心的照料……白:对呀,家人对我的照料无微不至,但因为肺病是传染病,那时候人们对肺病十分恐惧,不敢接近患这种病的人。因此,当时我觉得被别人遗弃了。从那时起,我对人特别敏感,自己的性格也因此而变得内向。我的童年——其实可以说我并没有跟其他小孩子一样的童年——就在上海郊区一个偌大的院子里度过,整日与花草和小动物为伍,平日总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日子。看见院子里的梧桐落叶,竟会兀自悲起秋来,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呢!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有点滑稽!但无论如何,我那时候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P:也许那就是佛家所谓的“佛根”吧!白:哈哈!我也曾跟朋友开玩笑的说:世间烦恼事那样多,我不如去当和尚好了!后来我的病好了,我再回学校上课。可是,我那时已变得非常敏感,也训练出对别人心事的了解能力。P:观察力?白:对。旁人不注意的事,我也能感觉出来。因此,我不能忍受别人的痛苦,别人不快乐,连我也会感到不舒服、不好受。这方面给我很大的心理负担,另方面也许亦构成了我今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动力。法国《解放报》曾经向各国作家提出“你为何写作”这个问题,后来把回答结集出版。当时他们向我询问,我的回答是:我之所以创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英文原文是:I wish to render into words the unspoken pain of the human heart。你问我为什么要写青少年,我的答案也是一样。我重回“人间”之后,就碰到一连串的动乱,随着家人不断迁徙,从上海到广州到香港再到台湾。你知道,青少年每到一个新环境,总会发生适应的问题。而且当时我在语言上也不适应,一下子是上海话,一下子是广东话,一下子是台湾话,令我更感觉无所适从,到处都自觉out of Place。P:对于性格内向,惧于孤独的小孩子来说,适应新环境的困难就更大了。白:对。不过,我原本是十分外骛的,大病之后才变得内向。中学的时候,我的确相当孤僻。在台湾读高中,三年下来,跟三分之一的同学从未打过招呼!那并不是因为我骄傲,不理睬人家。我想我是害怕走进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世界跟我的很不相同,我指的是内心世界,与社会阶级、家庭背景等无关。P:你念的是男女校?白:不,是男校。总之,那时我很怕跟别人打交道。因此,对于青少年——尤其是在成长过程中发生适应问题的青少年——的内心世界,我是很能了解的,因为我自己也曾挣扎过。在另一方面,那也令我变成一个不接受世俗价值观的rebel。P:新公园那班“孽子”的天地,“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白:是的,我的内心世界也许也是这样的一个国度。不过,为了要在现实世界里生存,我必须接受政府、法律等等的束缚。P:你说你小时十分霸道,大病后变了另一个人。其实,除了变得内向之外,根本的性格也许并没有完全改变。例如你笔下某些人物关系往往十分狂烈。白:对,对,对!那是passion的流露,那也是我性格的一部分。P:在港、台作家的作品里,极少出现你笔下的那种狂烈冲动,一爆发起来就……白:不得了!从《玉卿嫂》开始,就是这样。P:对了,《玉卿嫂》中那些做爱场面,好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白:的确如此。我觉得爱有时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到了某个程度。有些人也许宁愿轻描淡写,我却觉得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真的是天轰地裂!我有这种感受。我想写的时候出于感受多于真实的经验……即使是《玉卿嫂》里头的那种肌肤之爱,我看也是内心感情爆发的表现。P:在几篇文章里头,你对母亲流露出深厚的感情,除了母亲之外,你一生中有没有对其他女人产生过强烈的感情?在现实里头,你有没有认识过玉卿嫂、钱夫人、金大班……?白:哈哈哈!我对饱历沧桑的女人很感兴趣。我觉得成熟的女人味道特别足。她们就算没有亲生的儿女,在人世间都代表着一种母亲的形象。风尘女子往往都很母性,而我们对母亲总不免怀抱或多或少的眷恋。P:你其他的作品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了,我想专门跟你谈谈《孽子》这本书,一来那是你唯一的长篇小说,而且也是你最近期的创作,其次,这部小说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实在令人觉得有点意外……白:对,在中国出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北方文艺出版社的,另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刚出版不久。这书在大陆竟然会有两个版本,你说奇怪不奇怪。P:奇怪是奇怪,但很有意义。白:《孽子》出了两个版本,而且读者的反应非常positive。我想他们是从较广的角度去看这本小说。虽然里面写的人物是同性恋的,可是……这样自己说自己的作品,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孽子》传达了作者对人的同情。这本书如果有一点成功的地方,我想就在这里。也有人从文化的观点去研究这小说,着眼于其中所描述的父子关系和父权社会的状况。这书除了讲述一群人的故事之外,也许还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共相。《孽子》所写的是同性恋的人,而不是同性恋,书中并没有什么同性恋的描写,其中的人物是一群被压迫的人。中国读者也许是由于经历了过去的动乱,虽然实际情况和问题不同,但感受却一样:一种被压抑、被中心权威束缚、被流放的感觉。P:毛泽东曾经是不少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辈——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孽子》所描写的那种父子之间的爱恨关系,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也许有着双重的意义?白:对啦!我想也很有关系,打动了中国人基本的恋父情结。P:《孽子》令人联想到法国的Jean Cenet(让o热内)和意大利的Passolini(帕索里尼),尤其是后者。Passolini也反叛社会,把他的爱放在浪荡街头的穷小子身上。你有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例如说Ragazzi di vita?白:没有。《孽子》并没有受到其他文学作品的影响。不过,在写这书之前,美国出版的一本报道性的书,For Money or For Love,却给予我很大的启发。我忘了作者的名字,好像是一位记者。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被坏人拍摄了一些Gay Porno的照片,被他发现了。打听之下,他才知道有许多年轻的男孩子做那样的事,就决定进一步调查这个问题。美国每年有近百万十三岁到十七岁的青少年离家出走,其中不少在大城市里沦为男妓。调查的结果,发现许多男孩子当男妓并不是为了金钱,因为在美国要生存并不困难,十来岁的小伙子年轻力壮,可以随时找到工作。他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同时也为了爱。他们许多在家里得不到父爱,反而从光顾他们的一些成年男子身上找到爱情。书中谈到一个十一二岁小男孩的故事,十分动人。这个小男孩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客,经常给他钱。后来男人被警察抓住了,控诉他与未成年的男童发生关系。男孩出庭作证时,苦苦哀求法官不要惩罚中年男子,因为那人是他世上唯一的朋友。书中的人物可以说是一群得不到父亲的爱与谅解的“孽子”。在法律之前,与未成年的孩童发生性关系——尤其是当这种关系牵涉到金钱的时候——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法律之外还有人情。那些男孩子往往不是为了金钱,许多是为了找寻那么一点爱、一点温暖,即使是短暂的。书中所说的是美国,但其实台湾亦有同类的情况,而其中也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我自己就认识一个这样的孩子。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唱得一口英文歌。其实他根本不懂英文,并不明白歌词的意义,但唱起来倒是有腔有调的,很好玩。他的身世十分可怜,旁人听了都替他难过,他自己反而不觉得怎样。他的父亲是个老军人,为人十分粗鲁,母亲是个台湾女人,没有受过教育。父亲对他很严厉,后来还把他赶出家门。有时偷偷回家探望母亲,如果给父亲碰上了,就会连骂带踢的撵他走。他跑在前头,父亲在后面一边喊骂,一边追打,母亲夹在中间,好歹要把两人分开。这类故事多得不可胜数。天下间有无数孩子在找爸爸,《孽子》可以说是寻父记吧。书中的人物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伊甸园,在乐园之外流浪,沦落为娼。但他们并不放弃,为了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园,他们找父亲,找自己……P:男女之间的关系,有时也可以是男的要在女的身上重温母爱,或者女的要在男的身上找到她所需要的父亲形象。过去,同性之间只可以有伦理的关系,现代文明却似乎要打破这种界限和规范。白:我的看法可相反。我们知道在古代的西方,例如希腊,同性之间的爱情是十分崇高的,甚至得到诗人和艺术家的赞美。男的例如柏拉图、亚历山大大帝,女的如诗人Sappho,都是同性恋者。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倒不见得昔不如今,古代不比现代“封建”。我们中国的古代,同性间的爱也很重要,往往诗词里流露出来,反正性别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楚。P:可是,你说的是古代的情况,西方进入了基督教时代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在儒家的影响之下,同性爱也愈来愈受到约束。讽刺的是:养男嬖的风气反而在捍卫伦常制度的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白:在清代,那是公开的。不过,我认为应该分开来说,你所说的是有钱人养伶人、蓄男妓的风气,但在其他阶级里,男与男之间也可以有很亲密、很强烈的关系。P:也许那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除了“伦常”之外,似乎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许同性相恋。白:对。在中国,同性恋并不是一种罪,顶多被社会认为是“伤风败俗”,没有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制裁。我想基本的不同就在这上面。P:《孽子》是在美国写的,台湾公园里头真的有书中所描述的那些角落和情况吗?白:我想有的,报刊上也有报道。不过,小说里的“新公园”的象征性大于真实性,人物的“王国”必须在别人眼中的黑暗里,在心灵的原野上才能存在,因为那是一群被文明都市放逐的人。P:你去美国之前,或者从美国回台湾的时候,是否也亲眼见过?白:也有,“新公园”一直都存在,具有“新公园”那种象征意味的地方一直都存在着。P:那你为什么要等到《孽子》才把这个世界写出来?白:其实我早就着手写这本书,在七〇年代初便开了头,故事都有了,可是拖了很久。书中的意义很复杂,必须透过一个适当的形式去表达,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我认为适当的形式。原稿前前后后经过好几次改动,尤其是下半部,写得好辛苦。过去我写的,都有一个预定的framework,有其他作品做参考。《孽子》却不然,中国文学里没有可供参考的作品。然而,我坚持要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同性恋的问题,去写一个中国人的世界。你看过题材类似的欧美小说吧?你觉不觉得《孽子》所描写的感情和问题与它们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那是因为书中人物的处境既有其普遍性,但同时又因为社会和传统的不同,也有特殊的一面,我希望在书中兼顾二者。中国不是没有讲同性恋的小说,例如清代的《品花宝鉴》里头就有同性恋的描写。可是,我要从另一个角度去写。《孽子》并不单是描写青少年的问题,全书的大架构是中国的父权中心社会以及父子——不只是伦理学上的,而且也是人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上的父子——的关系。P:我的感觉是:你早期的作品以女性的形象最为突出,从《台北人》起,父亲的形象开始比较显著,《孽子》则主要是一个男性的世界,跟你刚才说的一样,父子关系成为主题。白:这是我第一次那样去写。我早期的作品里也曾触及相同的问题,例如《寂寞的十七岁》。不过,《孽子》是我第一次深入地处理中国的亲子关系,并且把这关系从家庭扩展到社会,把父辈的形象提升至父权象征的层次上。美国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正在把这书翻译为英文,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教授也曾向我表示他有意把它翻成法文。P:你的作品里多次描写“父亲形象”,但似乎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白崇禧,你小时候与父亲的关系如何?白:我的父亲对我有多重意义,因为他的身份很复杂。一方面,他高高在上,经历了北伐和抗日等大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英雄人物。但他在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抽象的。作为一个父亲,他有非常人性的一面。他在我眼中往往好像是一而二的两个人,或甚至是几个人。对于这几个“白崇禧”,我的反应也不同。P:对你的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哪一面?白:对我都有影响。我父亲既慈爱、厚道,但同时又是一个律己甚严、要求甚高的人。他对自己很苛刻,因此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P:他对你很严厉吗?白:对我呢……我在家中的地位算是挺高的……P:你们几兄弟?白:我们七个。我在家里的地位挺高,那是因为我功课好的缘故!我总是考第一,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成绩一向都很好。P:所以父亲特别疼你?白:他也不是特别疼我。其实他最爱的儿子不是我,妈妈最爱的也不是我,可是他们两个都很爱我。你知道,有时候孩子们受到父亲的宠爱,却不一定也得到母爱,或者相反。我却得到两方面的爱,而且他们都很尊重我,那是尤其难得的。有些人看了《玉卿嫂》,以为我小时候跟父母相处得不太和洽,很怕父亲,或者父亲对我不好,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适好相反。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被父母重责过,更不要说体罚了,也许是因为我小时有病,他们对我多体恤一点吧,我也很努力做一个好孩子。说起来,我父亲是我们大家族的patriarch,他对自己一丝不苟,而且他很聪明,成就很大,因此对人的要求也很高,达不到他的要求的人就惨了!P:对他的手下呢?白:他对下人倒很宽。他自己出身于乡下的穷苦人家,吃过许多苦,因此也很体恤下人,而且从小便教导我们,绝对不许对下人有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尽管父亲当时的地位很高,但他总是严格地管束我们,不让我们有自高于人的感觉。抗战时,我们家在广西,当时国事艰难,整个广西一片穷困,虽然我们并不致穿不起皮鞋,但父亲规定我们要跟别人一样穿布鞋,也不准我们乘坐军队给他用的汽车,因为当时真个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移居台湾之后还是老样子,我们都是坐脚踏车上学的,除非是下滂沱大雨。我们习以为常,以致下大雨坐汽车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停在校门口,宁愿在老远下车,走路到学校!P:你跟母亲的关系呢?白:她跟我父亲不大一样。她很漂亮,很美丽,而且是一个很热情,拥抱人生的女人。她有了我们十个儿女,还老觉得不够!她既是一个很母亲型的女人,同时却又胸怀广阔,刚毅勇敢。几次在重要的关头上,她都能当机立断,不输于男人。父亲是个求全的人,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母亲却宽容豁达。不过,她是小事宽容,对大事可也不马虎。虽然他们早已去世,但每当我在情感上或事业上碰到大挫折的时候,我总觉得父母在给我很大、无形的支持。我觉得在构成我的个性的成分中,父母所各占的比重都很大。可以这样说吧,我父亲极理智、极冷静,我母亲却是一个非常富感情的人,虽然也有她理性的一面。这两种成分在我的性格里造成很大的冲突……P:你时常感觉到理智和感情的冲突吗?白:可以说既是冲突,也是优点吧。P:你可以举个实例?白:我跟母亲一样,是个很容易用感情的人,但同时也可以很理智、很冷静地去控制自己。有些人完全感性,那也很好,另外有些人则是完全理性的,那也满容易,我呢,却是两者参半,经常斗争。P:你在什么时侯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白:我想那是天生的。P:在外国,尤其是在英国,中学、大学的学生之间的同性恋现象相当普遍。在台湾和香港,由于社会和道德的压力,这种事至少在表面上不常发生……白:那也不见得。台湾的中学,因为男女分校的缘故,同学之间有亲密感情的也不见得会太少,尽管这种感情是过渡性的。你可以问问台湾的男孩子,他们在中学时期,大都有形影不离、分不开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很暧昧,也许是不自觉的。香港的情况不一样。说到香港,我倒要问,香港到现在(同性恋)还是违法的吗?P:还是不合法的。白:就是嘛,有了法律的规定,就不一样了。台湾没有那样的明文规定。P:不过,香港的青少年未必都知道有那么一条法律,他们只是有一种犯罪感……白:但犯罪感还是因为法律而生的,法律上规定不许那样做……P:在大陆,许多男孩子牵着手在街上走……白:对,满街都是。P:外国人见了一定会以为他们是同性恋的,但在中国,那却是很自然的事。白:我觉得那是一种珍贵的感情。人与人之间,发诸自然的感情都是可爱的,自觉地去扼杀这些感情倒是污辱人性。P:你刚才说,中学生之间近乎相爱的感情往往是过渡性的。事实上,无论过渡是自然而然,抑或是自觉的压抑,绝大部分人到了一个阶段就会改变。白:绝大部分都是如此的。对同性的爱慕是青少年时期的感情,大部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把感情改放在异性的身上,当然也有人继续下去。改变的原因复杂不一:对异性的渴求、对家庭的向往,又或者由于社会的约束和压力。美国的情况很有意思,一方面很开放,许多州都取消了反同性恋的法条,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对这问题的态度虽然比较香港宽容得多,但也要看哪个圈子。文艺界、文化界基本上是相当宽容的,所谓straight society的“端正”人士,却仍旧相当忌讳这个事情。我觉得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一样呢?人生下来,本来就各有不同嘛,即使是异性恋,每对恋人的爱情都不一样。我觉得凡人都需要爱,无论是怎样的人,而且除了在感情的领域之外,同性恋者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P:同性恋跟对异性的畏惧有没有关系呢?《寂寞的十七岁》里的杨云峰害怕女孩子,你自己年轻时是否也有过这种心理?白:我想一般年轻的男孩子对异性都有或多或少的惧畏。成熟之后,这种心理就会消失。不光如此,我觉得同性恋不但不怕异性,而且往往能够与异性结成好朋友,建立很积极的友情,也许那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吧?当然,肉体的结合是一种很宝贵的经验,但有时候,不论是同性还是异性之间,超肉体的、精神上的结合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很可贵的。美国诗人Allen Ginsberg(艾伦o金斯堡,“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之一)与他的男朋友……P:Peter Orlovsky。白:对,Peter Orlovsky。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Ginsberg后来在回忆里称那次交谈是soul exchanging,灵魂交换,好像在这世上找到另一个自己。我对同性恋是这样看:异性恋所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找寻的往往是自体、自己、self,在别人的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异性恋一个基本的不同。P:男女相爱而结婚或同居,生孩子,好歹是一辈子的事,一对同性恋人却似乎很难保持一生一世的关系。白:那是一定的,因为异性的结合有家庭的鼓励、社会的保障、法律的约束、对儿女的牵挂等等因素把两人锁在一起。感情因素当然很重要,但夫妇关系的维系并不单只凭感情。相反地,一对同性恋人在一起生活,可以依赖的却只有互相的感情,而人的感情是多变的、脆弱的,往往禁不起考验,再加上外界的压力,就更难长期地维持下去。因此,同性恋人要长久在一起,必须克服加倍、加倍的困难。不过,在同性恋人中也有白头到老、终身廝守的动人故事。我写过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文中所论很能代表我个人对同性恋的看法,题目是《贾宝玉的俗缘》,希望你有机会找来看一看。我觉得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神秘的东西,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真的百分之百了解人性。人性中有许多可能性,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一样,一百对男女有一百段不同的爱情故事。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规定一夫一妻、结婚年龄等等,人的感情却不可能因此而理性化、制度化。同性恋,同性之间所产生的爱情也许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同性恋不是一个“突变”,而是一种超文化、超种族、超宗教、超阶级、超任何人为界限、自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的现象。其实我也不懂得其所以然,只知道它的存在。世俗的法律规定只是为了方便于管理一群人,这些规定往往能够适合大部分人,但不一定适合其余的那一小部分。法律如是,社会的习俗也一样。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异性恋——金赛报告说,人类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异性恋——因此也难怪全世界都以异性恋为正常,世界各国的法律都以异性恋为标准。然而,从来没有一套法律、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灭人性中同性恋这个部分。对于同性恋,像对人性中其他的因素一样,我们应该深入地去了解,了解也许可以助长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容忍。同性恋者也有权去表达他们人性上的需求,因为他们也跟任何人一样,都需要爱情、友谊和沟通。我的看法是这样。我并不同意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中某些人的言论,他们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同性恋者高人一等。我并不认为有特别抬高同性恋的必要。其实,大家都是人,平等的人,最要紧的是互相了解,了解之后就会产生容忍。P:虽说人人平等,但在实际的社会里,人却并不平等。在世人——社会上的大多数——的眼里,同性恋始终是一种异端邪行。你小说中的人物,就往往处于“边缘人”的位置。白:我就是觉得marginal man最有意思。我最不会写中产阶级、“典型”夫妇的生活,可能我不擅于描写“大多数”。P:在西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之中,同性恋多得不可胜数,有人甚至认为同性恋是艺术家和作家的“理想人生”!白:其实那也有点道理。同性恋一向是社会上的少数派,社会的道德习俗都不是为他们而设的,有时甚至是反对他们的。因此,他们不从俗,对事物有独特的看法。那的确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材料。艺术家不能自囿于成例、俗见,必须有独往独来的感性。处于“边缘”的个人以及民族,如犹太人、爱尔兰人等,有大成就的着实不少。这同时也因为他们受到中心社会的排斥,经常要提高警惕,注意四周,因而对人和事物往往都比较敏感。P:但被排斥、受压力,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处境是不好受的吧?你从来没有想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随俗而安?白:我当然体会到、感受到外界的压力。不过我想我自小便是一个满能保持自我的人,即是说,我不会因外界而改变自己,也不会有任何外来的压力足以改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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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夏志清白先勇是一位令我们赞叹佩服的中国小说家。——胡菊人早就听说白先勇去年年初在台湾发表的《树犹如此》是至情至性的百年佳作,苦以错过了找不回来补读。台北九歌出版社《八十年散文选》挑选一九九九年发表在台湾的作品,选了我五篇。昨天收到两本赠书,翻开一看,《树犹如此》也在,一口气读完一遍,真的大好!——董桥我本来想撰写一篇大概题名为《白先勇与王国祥同性之恋》,但始终停留在草稿之中。我与淡莹一再请他自己撰写,因为用自己生命去完成的文章,才是最美丽感人的。现在白先勇刚完成的《树犹如此》便是这样以血泪、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王润华他不经意地掉进了一个群落,那里沉淀着已逝年代的全部繁华,激荡过现代中国最剧烈的变迁。于是他心中涨满了远远超越他年岁的历史风波,他笔底涌现出一个个曾经沧海的各色人物。他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手指灵巧极了,但从手指间流泻出来的,分明是苍凉的迷雾、深沉的喟叹。——余秋雨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欧阳子白先勇属于在台湾成长的一辈出色文艺创作家。白先勇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大学著名的“作家工作坊”,想必也曾吸取了亨利•詹姆士、乔伊斯、福克纳和费滋杰罗等西方大家的写作经验。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在腐蚀中保存天真——可以为这点作证;他的故事里对耀眼的铺张、佳肴美酒的描写也使人不免要拿来和《大亨小传》里主角盖茨比的华筵相较。——乔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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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犹如此》编辑推荐:1、名家专访——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本书收录Playboy杂志、云门舞集林怀民、传记作家刘俊的三部长篇访谈,白先勇从不同角度坦陈心迹,谈父母家庭、少年经历和创作,对同性恋的看法……林怀民近身描摹出32岁的白先勇,天真洁净如赤子。2、经典新作——个人经历,亲友交往,人生散文,其中名篇《树犹如此》是至友亡故六年后沉淀而成的悼念之作,董桥赞其“没有一字一句不炼得凝华生情,读来竟平实得像负暄的人影”,而“作者痛到最痛处”,仍“不让任何一句话流露他们的泪痕”。另收两篇写友人的新作:画家奚淞修佛之旅《寻找那一棵菩提树》,救助上万艾滋孤儿的杜聪《修菩萨行》。3、至念真情——纪念对人生影响深远的至友王国祥,三姊先明,平中蕴藏波澜壮阔,人间悲悯;辗转桂林、上海、南京、台北、纽约,文化乡愁叠加,却不知归于何处;在倾注心血和青春的同人杂志《现代文学》,以文会友,情笃一生;也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困境,艾滋病患的挣扎和勇气。篇篇可见白先勇内心最真的大爱大恸。4、时尚精装——素封珍藏,书衣翩翩,由香港著名设计师陆智昌装帧设计,白先勇作品在内地首次出版的精装系列再添一员。书内配有白先勇甄选的亲友老照片,部分是首次发表,弥足珍贵,由桂林“乡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率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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