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二十一）

出版时间：2012-3-30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瑞林  页数：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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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引退，至1950年3月1日于台北宣布复职，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期间，中国大陆以至台湾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飘零迁台。
　　1949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父亲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台湾。那正是大陆失守、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谣诼四起，许多人劝阻父亲入台，认为台湾政治环境对父亲不利，恐有危险。当时父亲可以选择滞留香港、远走美国甚至中东回教国家，但他毅然到台湾。用他的话说，这是——向历史交待。
　　当时朝鲜战争未起，海峡对岸军队随时可以渡海，台湾正处于险境环生的形势。父亲入台，就是打算要与之共存亡。父亲参加过武汉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抗战抵抗外敌护卫国土，国共内战后父亲由武汉战退到南宁，打到不剩一兵一卒，虽然最后无力回天，但牵制彼军数月，让国民党军有时间迁台，期间曾数度提出“局部和平”。入台与共患难，是父亲当时唯一的选择，流亡海外，或老死异土，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当然了解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亦深知他入台后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但他心中坦荡，回台湾，是报到归队。
　　他在台湾的晚年过得并不平静，作为一位曾经对国家有过重大贡献的军人，没有受到应该获得的尊重。父亲并未因此怀忧丧志。在台湾，他于逆境中，始终保持着一份凛然的尊严，因为他深信自己功在其国，他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一些猥琐的特务跟监动作所能撼摇。最后他死在中华台湾的土地上，是他求仁得仁。台南天坛重修落成，他替郑成功书下“仰不愧天”的匾额。综观父亲一生，这四个字，他自己也足以当之。
　　论及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现在台湾及大陆一些人往往喜欢夸大两人之间的矛盾，而且把矛盾变得琐碎。其实蒋、白两人之间的一些冲突，首先在二人的个性，二雄难以并立，两个强人相处，冲撞势必难免。且古有明训：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其次，是两人在国家政策方面意见分歧时起的冲突。比如徐蚌会战，蒋介石与父亲在这关系民国命运的战役上，出现激烈争执，前后因果，使两人关系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但论者往往忽略了，蒋介石与父亲也曾有过长期紧密合作而得到良好结果的关系，父亲在北伐、抗战所立的战功，亦是蒋充分授权下得以完成的。蒋介石与父亲分合之间的关系，往往影响国家的安危，他们两人在国共内战期间，军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协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遗憾。父亲曾感叹过：“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有听。”他所指的，大概是他对四平街之役、徐蚌会战的一些献策吧。

作者简介

白先勇、亮轩、刘平章、张耀杰、沈芸、苏小和等。

书籍目录

〔特稿〕专栏
　刘平章《我的父亲刘文典》
　……不能不提一下沈从文的事情了。沈从文在昆明的那段时间，住在丁字坡旁边，也就是以前的唐公馆对门，而我们家住在龙翔街。住在丁字坡的人跑警报，往往是跑以前的英国花园或现在的圆通山后面。我们跑虹山，他们两人是不会遇到一起的，而且我们没跑几次就搬到了官渡。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这个故事。而且沈从文评教授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联大到了云大，所以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冰云《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两个大起大落的历史人物》
　……托洛茨基是世界各国托派组织的精神导师，而陈独秀是中国托派中最知名的领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思想及后半生命运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托洛茨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历程。
〔人物〕 专栏
　张耀杰《胡适与辜鸿铭的精神碰撞》
　……胡适与前辈文化人辜鸿铭之间，一度处于激烈碰撞的敌对状态。辜鸿铭离开北京大学英文门一级教授的职位，也主要是出于英文门的教授会主任胡适的提议。但是，离开北大之后的辜鸿铭，与胡适之间依然保持着相互尊重、彬彬有礼的“君子”之交。
　孙卓《裴文坦的故事与事故》
　……胡美筚路蓝缕在中国湖南开创现代医学教育之基业，曲折悲壮，继其后献身于中国医学事业的外籍人士更不乏其人，为此殒身蓝天的裴文坦就颇值得一书。
　苏小和《财会知识分子顾准》
　……历史，对顾准真是恩惠有加，似乎自始至终就是想把顾准培养成中国最杰出的财会知识分子。当王志莘、潘序伦、孙冶方、骆耕漠、吴敬琏这些卓越的名字，集体出现在顾准的世界里，他成为中国最杰出的财会知识分子，几乎就是一种必然。
　沈芸《两代人的“战争”与和平--回忆李子云阿姨》
　……王蒙有过一说，夏衍是高度被政治化的，却保留了自我的私人空间，没有被彻底地政治化掉。我想他的这一准确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李子云。爷爷的“四合院”大门一关，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
〔影像〕 专栏
　白先勇《白崇禧将军台湾岁月》
　……1949 年最后一天，12 月 31
日，父亲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台湾。那正是大陆失守、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谣诼四起，许多人劝阻父亲入台，认为台湾政治环境对父亲不利，恐有危险。当时父亲可以选择滞留香港、
远走美国甚至中东回教国家， 但他毅然到台湾。用他的话说，这是--向历史交待。
〔往事〕 专栏
　张振文《一百年前孙袁会》
　……1912 年夏，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进京共商国是。在北京，孙中山逗留了二十五天 （8月24日至9月17日） ，
前十三天几乎每日与袁世凯面谈，最高记录从下午 4 点聊至次日凌晨 2 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阿班《铃木的使托》
　……近卫文麿是甘愿被日军中的好战派当工具使的。但因为性格关系，他对此也常有疑虑，患得患失。他至少有两次暗中行事，希望做出妥协，终止在华战争。其中一次，他让我充当他的密使，向蒋介石面陈他的想法。
　孟卫东《新四军与泰州二李》
　……新四军进入苏北。紧挨着叶飞部队的是苏北国民党军第二大势力，泰州两李的人马。所谓两李就是李明扬和李长江，他们的职务是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统领着一支号称三万，实则两万多人的杂牌军。
〔记忆〕 专栏
　杨嘉实《1938 年 ：湘黔滇之旅》
　……两百八十五名学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旅行团行程共约三千五百华里，历时两个多月。
　秦宝雄《往事杂忆--从父亲秦汾和丁文江先生说起》
　……人生的情感，充满了喜怒哀乐，人生的滋味，有甜酸苦辣。活了九十三年，这些我都尝到了。
　亮轩《最后的张白帆--兼述六十年前的陈素卿旧案》
　……陈素卿案的现场情境到底如何，再高明的警探也无法重建，因为陈素卿无法起死回生。
　周素子《西域探夫记》
　……我们不仅侥幸存活，而且后来合家团聚。但在那段岁月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却大有人在。
　吴大年《劳动大学遇险记》
　……就在我们出逃的那个晚上，家里还发生了一件怪事，那只漂亮的大公鸡忽然挺身叫了起来，令人诧异不已。
　张砚山《我住过的四合院》
　……四合院，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回忆。再见了，前英子胡同 11 号。再见了，我住过的四合院。
　陈仁德《张幺姐》
　……她年少时无父无母孤苦伶仃流落街头， 我们家收养了她，我爷爷还特地给她取名“巧云”。
　郑必珍《四季》
　……我家就在桂花庙子旁。庙子的看门人喜欢养花种树，门前房边有几棵桂花树而得名桂花庙子。
　李绍明《村中人物》
　……这回该正正经经列数我那小村的才人了。心里的第一号才人，是本家兄弟绍敬。

章节摘录

[美]阿班《铃木的使托》对于近卫文麿其人，欧美各国的认识向来不准。他财富不多，但血统几乎与当今的日本皇族同样高贵。日本各派系都巴结他，想攀上关系，因为谁都知道他是日本政坛的“未来红人”。在海外，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反军国主义的自由派人士，事实却远非如此。1936年，一名位高权重的日本将领在沈阳告诉我说，其实，早在1935年，他就与日本军方私下勾结了。从那时起，军中的好战派已将他视为手中的“王牌”。近卫亲王首次荣任日本首相一职是1937年初夏的事。消息一经公布，《纽约时报》马上发电报到上海，指示我写一篇一千五百字的通讯稿，介绍此君任首相后，对日中关系会带来何种影响。我的文章于1937年6月底登在《纽约时报》。其基调及立场，与各报围绕此事的相关文章及社论迥然对立。我写道，若以为近卫是热爱和平的自由派人士，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升任首相一职，恰恰说明军中的好战派已准备进攻中国。秋天之前，日中的敌对行为必将升级。 不出我的所料，7月7日，日军就在北平外围的卢沟桥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三星期后，即7月底，我到天津采访战事，正值日本飞机对该市狂轰滥炸，将南开大学炸成废墟。在外国人聚集的天津总会，我发现登有我那篇文章的《纽约时报》已经运抵，大家正争相阅读，非常抢手。近卫文麿的个性颇为奇特。他意志不坚，缺乏动力。但正如所有软弱犹豫者一样，他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变得格外固执。近卫还是个随波逐流的老手。他在首相的位子上三起三落，多次患上“外交不适症”，以此为借口引退，让陆军和海军中的对立派系自己去斗个你死我活。等双方斗出了眉目，近卫亲王就康复了，变得格外矫健，干脆利落地作出决断。而他的立场，永远站在胜者的一边。近卫文麿的玉体似乎也欠康健，频繁地感染风寒。每当官方宣布首相因罹患感冒，不能见客时，东京便谣言满天飞——他是真的病了，还是又发生了新的内阁危机？总体而言，近卫文麿是甘愿被日军中的好战派当工具使的。但因为性格关系，他对此也常有疑虑，患得患失。他至少有两次暗中行事，希望做出妥协，终止在华战争。其中一次，他让我充当他的密使，向蒋介石面陈他的想法。那一次，他确实想背叛军方的极端派，尽管正是那些极端派，将他推上了首相的高位，又让他在位子上坐稳。此事发生于1938年10月中旬。十个月前，日军攻陷了中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临时迁往武汉。不久前，即1938年夏，日军又海陆空三军配合，沿长江西进，先是攻下安庆，继而拿下九江。到秋天时，武汉已是岌岌可危了。10月13日，一个叫铃木文四郎的日本人到我的办公室拜访。虽然铃木常在美欧旅行，但他在美国罕有人知。在日本，他却是闻名遐迩。他是东京和大阪多家日文报纸的大股东，也是个著名作家和评论家。铃木与我交谈了半个小时。他倒是畅所欲言，无所顾忌。他指出日本在华的几场战役进展都太缓慢，代价也太高；又批评军界将领贪婪腐败。他还说，日方对待华人太残暴，即便对有地位的华人，手法也极其拙劣，剥夺了他们最起码的自尊，不断将这些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等等。铃木的这种举动，在日本人中是极不寻常。我不禁怀疑，他可能就是军方极端派的密探，故意在我面前说主人的坏话，想套出我的真实想法。因此，我每句话都小心翼翼，以免被他抓到把柄。这么漫无边际地谈了许久，我对他说，非常抱歉，因为另有重要约会，恐怕要失陪了。他一听，慌乱起来，道：“可是，我还有急事跟你商量，是件高度机密的事情。我这次来的身份，是近卫亲王的使者，”说着，从衬衣口袋里摸出一叠纸，“这是我的身份证明，日文和英文的都有，请过目。”我连串问：“这是怎么回事？近卫亲王怎么会派你来找我，你的任务又是什么？”铃木道：“是这样的，首相很想停止这场战争。他认为，攻下武汉，只不过是种军事上的手淫行为。因此，他希望在武汉陷落前，可以背着陆军，先跟中方达成和平。”铃木暂时只能透露这些。他坚持说，我必须专门为他拨出两个小时，以便他向我详细解释整个计划。于是大家约定，各自先忙自己的事，当天晚饭后，再到我的住所聚首。他叮嘱道，我必须利用这段时间，先去验证他的身份。我可以把他的文件给时任日本驻华无任所大使的多仁过目，也可以给日本驻沪总领事过目。我不敢大意，赶紧让无任所大使和总领事分别验证了文件的真实性。两人都确认说，信是近卫首相的亲笔，信中说，铃木此人百分百可信，他的任务，是向我传递口信，其内容具有“最高等级的重要性”。这下我才确信不疑。当晚便再度与铃木碰头。那时是1938年10月，整个世界都在赞叹所谓“外交新技巧”。张伯伦专程飞往慕尼黑会晤希特勒，号称要赢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但铃木进门后就说，张伯伦的思路，其实比近卫首相晚了整整一年。因为一年多前，近卫就提出要飞赴南京，亲自与蒋介石达成中日和平协议。铃木道：“去年7月，北平附近爆发冲突后，我去见当时的外相广田。广田是我多年的密友。我敦促他说，赶紧给蒋介石将军发电报，表示原意飞往南京面晤蒋介石，以便尽力化解中日之间的争端。我当时的提议，与张伯伦上月飞慕尼黑的做法，其实是如出一辙的。广田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与近卫首相商量了此事。近卫也认为，这建议很好。他还提出，应该由他亲自出面，飞往南京见蒋介石。随后，内阁中的文官成员就此事进行了冗长的讨论，最后否决了我的建议，理由是，这么做的话，日本会‘太没面子’。”此事可以视为近卫首相第一次尝试改变对华政策。此举对于军内的激进派，可说是一种背叛。近卫默许了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而事变的后果，又使他慌了手脚，进而对此事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不知任其发展下去，会将日本帝国引往何处。所以他才急着要去南京与蒋介石谈判，期望达至长久和平。此事之所以胎死腹中，估计是内阁中的某些文官成员向陆相和海相报了信，后者出面阻挠，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终于无疾而终。近卫这次的动作，可算是他的第二次和平努力，也是他第二次背叛军方中的极端派。他做出的安排，通过铃木之口说出来，让我听了，觉得几可媲美好莱坞电影中的国际间谍战情节。铃木说：“近卫亲王知道，你是蒋总司令的朋友。只要你向蒋总司令保证这确实是近卫亲王的建议，他就会认真考虑。既然你已经验明了我的正身，我就要冒昧请你陪我去一趟汉口，向蒋介石提交我的身份证明，同时向他提交首相制订的日中和平建议。首相的意图，是要限制陆军肆意扩张，以免他们发展得过于强大，危及日本政府的存在。“首相担心的是，如果陆军攻克了武汉，继而征服整个中国，日本自身也会置于赤裸裸的陆军独裁统治之下，日本帝国就会彻底被毁。这是因为，一旦日本征服了中国，我国的军国主义分子就会挑战美国及欧洲列强在远东的地位，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应该不惜代价，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日本人民对这场战争已经非常厌倦了。这种情况下，如果近卫亲王突然公布了一项合理的日中和平协议，陆军是不敢硬将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拖延下去的。”我打断铃木说，上海和武汉之间的通讯已经全部切断了。中国各地通往武汉的铁路，只有粤汉铁路还在运行。长江已完全被日本海军控制，加上两岸战事激烈，因此水路根本无法通行。即便人不去，采用邮寄，也行不通，因为邮寄的话只能绕道香港和广州，又慢，又不可靠。至于上海和武汉之间的有线和无线电报，要么已经被破坏，要么完全受日本检查人员的控制。虽然可以将近卫首相的建议通过有线电报发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发到武汉，但这么一来，就完全无秘密可言了，因为日本的间谍和情报人员无所不在，并且掌握了所有的密电码，包括远东美国海军和外交使团使用的密码。我问铃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与蒋总司令取得联系？就算联系成功，蒋总司令也愿意接见我们，我们又如何前往武汉？没想，东京方面早就通盘考虑了所有情况。铃木说：“如果蒋总司令同意见我的话，我想请你陪我飞往武汉，或飞往他指定的任何地方。近卫亲王会作出安排，由日本政府派一架京沪线的民航客机送我们。如果蒋总司令对这一安排不放心，他可以自派任何中立国的飞行员，比如美国飞行员及机组成员，开自己的飞机来接我们去内地。无论是谁的飞机，机身标志可以由他事先指定，以便飞行和降落时不遭到攻击。“在飞行过程中和在武汉期间，我愿意被蒙上双眼，只在与蒋总司令会谈时除去蒙布。在武汉期间，我同意放弃行动方面的自由。我们的计划是，飞机起飞后，先假装朝北平方向飞，等飞出了日本观察员的视线范围后，再折向西面，飞往武汉。万一日本观察员发现飞机改变了方向，或无线电监听人员听出了异常，再要求日本战斗机追击的话，由于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前量，足够摆脱他们。“如果蒋总司令不同意这个安排，我愿意和你一起乘美国轮船去香港，然后从香港搭英国飞机或中国飞机去武汉，具体由蒋总司令安排。”我说，飞行方面的安排看来已甚为到家，但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将我们登门拜访一事，先知会蒋总司令。目前的形势是，日军正沿着长江快速向西推进，中方在各地的防线许多已岌岌可危了。若以信件方式通知的话，邮件经香港转武汉，最少也要一个星期至十天左右。 对此，铃木早有答案。他说：“我们至少还有六个星期时间。我国陆军不可能在11月底之前攻下武汉。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雅内尔海军上将目前人在上海，他的旗舰奥古斯塔号就停泊在黄浦江，每小时都和停泊在武汉的美国炮艇通一次电报。你们《纽约时报》在武汉有一个记者。为什么不能请雅内尔将我们求见蒋总司令一事以密码发给《时报》驻武汉的记者，然后让他亲自转交给蒋总司令呢？”我告诉铃木，我必须先征得《纽约时报》总部的同意，才能介入这种谈判活动。我会给《时报》驻香港记者写一封信，让他照我拟就的稿子，给《时报》总编发一封电报，汇报此事，并征求批准。我的信将搭明天的班轮寄往香港。《时报》的回电批准我参与此事。收到《时报》回电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泊在黄浦江的奥古斯塔号，在雅内尔上将的舱房里，与他关上门密谈。我将近卫首相的倡议摊在他面前，巨细不遗地公开了整件事。但雅内尔海军上将却拒绝替我们拍发无线电报，认为使用美舰设备从事这项工作，非常不妥。他举出了种种反对的理由，其中一条是，他相信日本陆军早已掌握了他的密码。若背着日军拍发和平倡议，必将遭到日军的报复。一旦日军采取报复行动，日美两国就会因此爆发战争，此事非同小可。经我再三说服，雅内尔最后折衷说，我可以经香港给《纽约时报》驻武汉记者写信，由他将日方的会面请求转达给蒋介石。他将允许该记者到驻武汉的美国炮艇上，将蒋介石的答复发回奥古斯塔号，再转交给我。但电文只能有一个英文字：“接受”（Accepted）或“拒绝”（Declined）。前者表示蒋介石愿意接见铃木，后者表示拒绝接见。谈妥之后，雅内尔上将送我到跳板边，准备乘他的渡轮上岸。奥古斯塔号这时泊在黄浦江中央，对面便是外滩。他伸手按住我的肩膀，为了不让身边众多军官听见，压低嗓子道：“阿班，我希望你别飞武汉。我知道这是个非常刺激的冒险行动，说不定能让你写出一篇年度最佳的独家报道。但我觉得，日本陆军十有八九会事先得到消息。估计你的飞机还没飞出上海一百英里，就会被击落。即使侥幸逃过了，等你回上海后，还是会给他们暗杀的。你得想仔细了。”我的信先走海路到了香港。寄抵香港时，是10月17日。次日，信就搭上飞机送往武汉。19日，《纽约时报》驻武汉记者就将信亲自交到蒋介石手里，蒋夫人也在场。驻武汉记者对信的内容一无所知。20日，该记者从驻武汉美舰上给旗舰奥古斯塔号发来电报。雅内尔上将亲自打电话给我说，回电的内容是“接受”。我马上将回电内容转告铃木。当天晚上，铃木就乘船赶回日本，以便另获近卫的手札，并具体聆听近卫提出的最新停战条款。但近卫的和平行动开始得太迟了。10月25日，保卫武汉的国军防线被日军攻破。26日晚，日军全面占领了武汉三镇。蒋总司令、国民政府及大部分国军将领都撤往陪都重庆。近卫的努力，终于功亏一篑。近卫亲王犹豫不定，精力也欠缺，不适合任战时的首相。因此，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个月，日本陆军将他踢到一边，另推东条英机为首相。日本加入罗马—柏林轴心国集团，固然是近卫文麿首相和松冈洋右外相的手笔，但对于日本军方来说，两人的作用，也就仅此而已。日本人一般都认为，战争时代，首相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在军事独裁和军事戒严时期，近卫及松冈这样的文官，实在是百无一用的。只有当日本希望谋和平时，他们才能体现其阴谋家及谈判家的价值。（杨植峰编译自[美]阿班的《太平洋约章》）

媒体关注与评论

沈昌文（出版人）——我们现在学习外国，还是要回头看看，而不能一味地往前看。冯克力（出版人）——随着岁月的流失，历史的记录或许难免变得陈旧、破损，但历史却将永远鲜活。而这大概也就是《温故》的生命所在了。雷颐（文史学者）——我觉得历史大量的是被遗忘，只有少数的被记忆，尤其说让国民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实际上主流媒体是有选择的，是有控制的。它想让你记住什么，忘记什么，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对历史失去了记忆，对很多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谢泳（文史学者）——我觉得《温故》的意义，以后要偏重于把那些过去说错了的事情，或者说是主流话语过去比较强烈地想让人接受的那些东西，尽可能给予校正。卢跃刚（文史学者）——《温故》一方面是要锻炼大家恢复记忆，要重温记忆，我觉得好像一方面是要告诉很多人，他们的所有行为是要被记忆的，正在被记忆的，即使把它抹去，最终也会被挖出来，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必要。所以我经常讲，人们要有点儿起码的历史感，如果没有这历史感的话，后果就特严重。刘方炜（文史学者）——有很多人物，很多历史过程，但这东西呢在这之前并不进入正史。但是你会发觉，你把这一块儿挑出来，把它表述一遍，非常有意思。它对于中国的大的历史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张冠生（文史学者）——过去秘而不宣的，可借温故来显影；过去吞吞吐吐、显影不足的，可借温故作“加厚”显影；以往过分渲染、显影过度的，温故可起“减薄”作用。通过温故，围绕某事件的基本事实澄清了，就可以进入定影程序了。傅国涌（文史学者）——“温故而知新”，从《老照片》的风行到《温故》在书刊丛中脱颖而出，决不仅仅是迎合了这个浮躁时代一部分人的怀旧心理这么简单，关键还是“知新”，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带有温情的新材料、新见解，虽不是高头讲章、宏大叙事，却让历史真相在细节中慢慢浮现出来。范泓（文史学者）——我们在"温故"时一定要持有开放平和的心态，若一味地剑拔弩张，或"单向度"地要和谁去较什么劲儿，"温故"便会失去它本来的意义。说到底，"温故"是为了"知新"，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赵克风（文史学者）——《温故》里写历史，没有人云亦云，观点也许不同，但真实严谨。我也有这种要较真的劲。秦风（老照片收藏家）——这么多年着意于材料的收集，目的是创造一种多元的对过去的认识，因为这是整个中国人走向心智上成熟所需要的一种教育过程。无论如何，历史有一种呈现自我的自然力量，它不会完全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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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67条)

•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引退，至1950年3月1日于台北宣布复职，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期间，中国大陆以至台湾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飘零迁台。
  　　1949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父亲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台湾。那正是大陆失守、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谣诼四起，许多人劝阻父亲入台，认为台湾政治环境对父亲不利，恐有危险。当时父亲可以选择滞留香港、远走美国甚至中东回教国家，但他毅然到台湾。用他的话说，这是——向历史交待。
  　　当时朝鲜战争未起，海峡对岸军队随时可以渡海，台湾正处于险境环生的形势。父亲入台，就是打算要与之共存亡。父亲参加过武汉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抗战抵抗外敌护卫国土，国共内战后父亲由武汉战退到南宁，打到不剩一兵一卒，虽然最后无力回天，但牵制彼军数月，让国民党军有时间迁台，期间曾数度提出“局部和平”。入台与共患难，是父亲当时唯一的选择，流亡海外，或老死异土，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当然了解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亦深知他入台后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但他心中坦荡，回台湾，是报到归队。
  　　他在台湾的晚年过得并不平静，作为一位曾经对国家有过重大贡献的军人，没有受到应该获得的尊重。父亲并未因此怀忧丧志。在台湾，他于逆境中，始终保持着一份凛然的尊严，因为他深信自己功在其国，他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一些猥琐的特务跟监动作所能撼摇。最后他死在中华台湾的土地上，是他求仁得仁。台南天坛重修落成，他替郑成功书下“仰不愧天”的匾额。综观父亲一生，这四个字，他自己也足以当之。
  　　论及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现在台湾及大陆一些人往往喜欢夸大两人之间的矛盾，而且把矛盾变得琐碎。其实蒋、白两人之间的一些冲突，首先在二人的个性，二雄难以并立，两个强人相处，冲撞势必难免。且古有明训：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其次，是两人在国家政策方面意见分歧时起的冲突。比如徐蚌会战，蒋介石与父亲在这关系民国命运的战役上，出现激烈争执，前后因果，使两人关系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但论者往往忽略了，蒋介石与父亲也曾有过长期紧密合作而得到良好结果的关系，父亲在北伐、抗战所立的战功，亦是蒋充分授权下得以完成的。蒋介石与父亲分合之间的关系，往往影响国家的安危，他们两人在国共内战期间，军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协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遗憾。父亲曾感叹过：“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有听。”他所指的，大概是他对四平街之役、徐蚌会战的一些献策吧。
•   收集〈温故〉已经多年，一共21本一长排，在我的书橱里是始终保留她存放的一席之地的。具体内容不打算评论，只要看我多年来如一的态度大概已经足够的了吧。只是最近二年来，出版的周期越来越长，使人的耐心快要发生变化了。不过，我还是要一如既往的耐心的等待着下一本的到来。请出版社理解我们的心情。
•   温故，内容详实平和。能让人静下心来读。
  但有一点，从第一期到现在，不过21期，却有3个尺寸的版本。既喜欢，又多少有点无奈。
•   温故，内容详实平和。能让人静下心来读。 能了解到真正地历史。
•   久违了，“温故（二十一）”。清新面容，好文多多。尢喜白先生 忆父文，图文两绝。
•   这套系列都没啥说的，喜欢的人都不太需要理由。二十一辑关于白崇禧的那些图片，很值得看看。
•   喜欢历史，就要温故！
  我们中国的故事，真相太重要了。
  值得读，我们的历史。
•   从二十期开始改版了，封面及主色与前面不一样了，但内容依旧吸引人，让人思考！
•   由于诸多不可辨解的原因，一个近现代和当代的真实的中国，现在大多数已面目全非，《温故》的编辑同仁们，用一颗颗诚实的心，为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正承担着风险，为国人普及民主和自由思想，这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出路所在，也是当今青年人的中国梦！
•   这套书已经买了十几本了，还在继续中，希望自己可以一直读下去。感受近现代时期的风起云涌，与当时名流对话。
•   还以为温故到二十期停刊了呢，好长时间没关注。没想到是改版了，增加了许多单页照片，内容也比以前多了。
•   温故温故，真的很温故，一段段历史，一份份珍贵的记忆，很好。
•   《温故》从土黄色封面改变为白色封面，似乎减少了些许历史的沉重，增加了不少清新自然的味道，当然内容还是相当实在，依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   此为《温故》改版之后的第一期，版式、内容、作者群体都有所更新，在等待了一年多时间之后，终于见到，令人欣慰！
•   穿过历史的尘埃,感受时间的重量
•   另一个视角了解历史人物，不错。
•   好书，打算集齐
•   温故，非常有内涵的作品
•   等了一年，改版的《温故》终于见面。文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封面的设计也明朗大方。
•   温故收齐了
•   温故终于出21集了，等了很久。
•   温故系列，很值得收藏
•   终于盼到了。希望《温故》不要间断，每年多出几本
•   一本自己看，一本赠友人。希望《温故》能一年出个三四本。
•   期待很久的21期终于出版了，每期都买，民间个人的记忆，另一种角度的历史，感觉很真实，离我们很近。
•   很好的一本书。回忆历史能帮助我们今天更好的提高认识。
•   一直都看这本书，喜欢
•   非常喜欢广师大的这套丛书！
•   帮同学买的　他很喜欢
•   内容和有料，故事很精彩。期待这本书很久了终于到手后很快就看完了，很精彩啊
•   速度很快哦，书也不错，正品
•   都以为不出了，终于等到第二十一了，书不错，但是当下的市场，此类书太小众。
•   这个系列值得阅读，推荐！
•   每本都买，已成习惯，不错，支持！
•   好书！值得一读！图文并茂！很好！
•   很不错 内容很丰富 主要是事件当事人的回忆 有点类似《老照片》
•   还是那么的好书，。值得收藏
•   无情未必真豪杰，白崇禧的爱子之心，挥之不去。
•   一直看
•   也是每期必买的，没啥好说的
•   与读库的风格差不多
•   自第一集开始收藏，继续下去，必须的。
•   哈哈涨价了
•   时隔一年多出了这新的一册，装帧印刷内容都好得很！
•   给老父亲买的，他很满意
•   好不容易出新的了。
•   属于怀旧系列,适合于中高层知识分子去品味,去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   温故而知新。。。。。。这《温故》可以让你知何新呢？看了就知道。
•   拨开历史迷雾，给予人文解读。
•   大开本，不是很硬很白的纸张，喜欢。
•   刚到手，翻了翻，内容比过去厚实了！纸张神马的都不错，只是个人还是喜欢原来那种黄色的封面。
•   記憶中,好像從我們的視線消失有近一年了,今天看到新出的一期,一切還是沒變,可讀,有深度,有內容,有價值.不錯.
•   温故知新，好书
•   还没细看内容，所以给个4
•   内容如何不清楚
•   时隔一年多，终于出新的了，装帧设计改变了，但是可读性还是一如既往的强。这和《读库》不是同一风格。
•   很喜欢这套系列书，以后还会再买。。
•   大开本，封面封底都是双图片，文章中也有很多照片，都是珍贵的历史留存，黑白的，很有故旧的感觉。文章都是关于从清末到民国的历史片段回忆，有文学和史料的双重价值，非常值得收藏的一套书。很佩服主编刘瑞琳女士的眼光，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许多人文精品图书，独树一帜，堪称楷模。
•   装帧插页都很有品位。更值得称赞的是内容，强烈推荐？亚马逊服务有口碑，送货及时！
•   一贯的好书，改版显温润。
•   希望《温故》能一直出下去
•   等了好久好久了，以为没了呢
•   不错，用券买的，便宜
•   换版了又，挺好
•   温故二十一
•   二十元三角买入
•   等了很久的温故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