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路伟良 页数:517 字数:493000
前言
并不遥远的记忆 父亲是1991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从桂林一所很少人知道的军队疗养院那间宽大的病室里走的,生命的归宿地与他过去的军人身份挺相符。 父亲一生里有过几种截然不同的身份:25岁—35岁,他做过国民党桂系军校的教官、国民中学的校长,但隐蔽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支部书记。35岁—41岁时,他已不必潜伏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而是解放军在云南的一支正规游击队里,拥有自己心爱的美式卡宾枪的司令员。直到1954年,当上一机部司长的父亲,才上缴了那支随身多年的勃朗宁小手枪,军人情结似乎也到此为止。后来,他从北京调回广西,身份是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搞教育、搞运动成了父亲后半辈子的专业。不过,在伴随我们成长的许多个周末里,父亲也会技痒难耐,他带着我们几个小兵到郊外打鸟,枪也换过好几种:小口径、猎枪、气枪。“文革”初起,红卫兵给他戴了一顶奇怪的帽子:“打鸟书记”。 后来,当我开始翻检那一大箱“文革”后退还父亲的档案材料时,我发现,尽管父亲的身份几十年中发生过很大转换,但他骨子里似乎更认同他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本色。这个秘密注释就藏在一册绛红色的64开日记本的扉页上,落笔时间是1949年11月16日: 在……中国人民可以子孙万代享……幸福了。纬!将来我们……飞的计划吧,在西子湖……的江南,渡着我们写作…… 这个被38岁的父亲称作“纬”的昆明姑娘叫张世纬,时年21岁,是父亲任司令员的那支部队里的一名教导员,毕业于著名的昆华女中,后来成了我们的母亲。 早年就读广西师专时,父亲就是墙报、校刊和《民国日报》富有激情的投稿人。1986年父亲在南宁养病,我随侍身边。一天,我在广西图书馆查到一篇署名“芦苇”,发表在1935年4月24、25日《出路》副刊上的文章,75岁的父亲依稀记得,这正是他当年常用的笔名之一。在父亲的一篇回忆大学时代的文章中,我知道,那个发表苗山乡村调查的“芦苇”,一年之后(指1936年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同样是在南宁,又成了《广西学生军宣言》的几位起草人之 父亲走了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墙壁上的镜框——那是父亲1957年离开北京回广西前的照片——是母亲为他在家中留下的位置。每次回家看望母亲,我们都会沐浴在父亲的目光下。有时,与墙上的父亲默默对视,那一刻,我感觉目光穿透了时空。但我分明意识到,假如父亲仍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时空,这种交流似乎要平淡许多。 也许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交流,是一种血液遗传里包含的沟通,是一种动物性很强的嗅觉,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审视和仰望,却似乎仅仅在家族成员缺席的情况下才被诱发出来。 其实,我们兄妹四人,在孩提到成年的记忆中,母亲的身影倒是一直伴随左右。至今已属于50后、60后的小同学之间那些亲密无猜的日子里,最让人记忆的场景,莫过于寒暑假时家中叽叽喳喳的学习小组了。那时,总是母亲替我们张罗,嘘寒问暖,遇到保姆煮了红薯,包了饺子,乃至那几瓮泡菜缸又腌出酸萝卜、茼笋、蒜苗、辣椒什么的,母亲会把云南人殷情待客的本领发挥到极致。导致许多年后,我们的同学仍能大谈在“杨书记家”吃的经历……不过,每逢这种场面发生时,似乎父亲总不在场,即便在,留给我们印象大多模糊不清。父亲来去匆匆,秘书有时跟着进家门,见我们在后院打闹,最多是秘书过来与母亲打个招呼。如果哪一次父亲也走到我们围坐的小圆桌,同学们便怯生生地站起来,说一声:“杨伯伯好”或“叔叔好”就噤声了。 父亲谨言少语,但我们并不害怕他。有时候,大哥三五和弟弟小山缠着他,要求带他们到郊外打乌,并且坚持自己扣动扳机,这时候,父亲便会露出慈祥而得意的笑容,伸出手来摸摸他们的小脑袋,用夹杂着普通话的桂林腔说道:“礼拜天我带你们去鸟山……”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许多鸟类的名字,如肥硕的斑鸠、敏捷的鹞鹰、傻乎乎的“包鸟”、谨慎的白鹭、小不点的绿豆鸟、狡猾的麻雀、孤傲的老鹰等等。只有小妹超英从不参与这种“血腥”的活动。 好多年了,家里总是放着一两支那种漆成深枣红色的小口径步枪,我们爱看父亲擦枪的样子,并且第一次弄懂了“来复线”为何是螺旋状的。小口径子弹装在一种特制的纸盒里,打开抽屉式的盒,蜂巢似的小格里排列着黄铜和铅做的枪弹,令人禁不住屏住呼吸…… 每当父亲带着我们,骑着那辆北京带来的东德产倒闸自行车,兴高采烈地奔赴郊外,钻进当时人迹不多的树林子,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目标。把标尺缺口与准星连成一线,指向枝头跳跃的斑鸠或小绒球似的绿豆鸟,指向水田里觅食的白鹭或独秀峰上孤独的老鹰时,我们的心脏就怦怦乱跳……最揪心的还是那“啪”的一声,如同拍巴掌似的枪响——现在想起来还对那些无辜的生灵心有内疚。但当时最令我们兴奋与困惑的便是“应声倒下”这种画面,因为我始终闹不懂:一粒小小的子弹何以能让数十米开外的猎物瞬间栽倒? 另一个与父亲记忆有关的场景是游泳。 尽管长大以后对父亲的“栽培”记忆犹新,按照顺序,最先是学会游泳,其次是骑单车和打鸟,然后是照相。上小学,我们已懂得摆弄相机,初中时更是自己放大照片了。遗憾的是,除了上述几项生存本领,我不记得父亲是否要求过我们练习书法或阅读某一本书。 对于游泳,生长在南方的父亲天生就喜好,并且似乎从小就把游泳视为洗澡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游泳的目的是锻炼身体。“锻炼”两个字,也许是我们听到的父亲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我们非常乐意跟父亲到漓江里游泳,那清澈见底的江水,铺满鹅卵石的沙滩,自由自在的嬉闹正是我们童年的乐趣也! …… 第二次是1942年,那一年桂林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七九事件”,由于中共南委叛徒的出卖,广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组织部长罗文坤(苏曼夫人)、交通员张海萍三人,为保守党的机密集体自杀身亡。苏、罗、张被捕后曾被当作诱饵放回他们所在的桂林逸仙中学,准备抓捕前来联系的人。第三天晨,苏、罗、张被发现已在宿舍内自缢身亡。后来,地下党内部传达的通报是:苏曼担心罗、张两女同志恐难承受敌人严刑逼供,三人议决用牺牲保住组织机密。当时,父亲因先后担任桂林两所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与苏曼、张海萍均有秘密联系,这些足以证明,由于战友的献身,当年31岁的父亲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事件后,地下党纷纷撤离桂林,而父亲因未暴露身份而继续潜伏,直到一年后,组织上对他重新审查,并派人接上关系。 第三次发生在1946年,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广西全州中学校长,由于内战已开,桂系与中共对立,地下党派人通知父亲择机撤出广西,怎样撤?自己想办法也。父亲的办法是,先到重庆朋友所在的学校谋职过渡,以避免引起广西的注意,然后再辗转到香港,与组织接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审干时父亲才知道,通知他撤离广西的人后已牺牲,在香港为他恢复关系的地下党领导人也在新中国成立前病逝,这段“脱党”的空白缺少直接的证人。 这些“脱党”情节,显然成了父亲个人历史中政治纯洁程度的伤疤。我想,父亲内心深处对那些伤疤一定保持着适当的警惕性,比如,他保存了1952年从云南调入北京之前,第一次审干时填写的履历表副本,1957年他调回广西前一机部对他作出的审查结论,以及1956年写的《自传》初稿等等,这些手稿凡涉及那三次“脱党”的,包括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问题,必不厌其烦,记录在案,坦诚面对组织,不可谓不由衷。 关于“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这两部分的手稿,都是当年的检查认罪材料,语言风格是经历过那个“急风暴雨”时代的人十分熟悉的,之所以要把它们原汁原味地留下来,恰恰是因为这是历史原物,同样的文字用不同的组词造句习惯、不同的情绪和心态写成文章,便保留了时代情状和历史现场的信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在阅读的时候不至于太费劲,我尽可能地作出注释和说明。 以我过去和现在对父亲的了解,他的本意也许并不愿意让研究者以外的后人看到这些文字,在他还活着并且还有预期心愿的时候,他一定不相信二十年后,人们已经在用正常的眼光和心态,来看待那些扭曲的前辈和扭曲的历史。 扬三五 杨小肃(执笔) 杨小山 杨超英 2012年2月1日于桂林
内容概要
我们的父亲以“杨江”这个化名--中共地下工作时的假名--行世,他的本名叫“路伟良”,这是广西融水县古鼎村路氏家族的“序列号”。
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大苗山做过先生,入广西师专后学习唯物论,选择革命救国之路,成为广西早期中共地下党员。
其后在粤、滇敌后打游击,创建滇桂黔罗盘区根据地,迎解放,任地委书记。50年代,在一机部任司长,搞经济,后任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搞教育至“文革-前夕。
本书绝大部分内容以“文革”后发还的父亲档案材料为主,禀真据实,编缀而成。
《南国生》之名,取自母亲生前最爱的小诗,诗云“红豆生南国……”,而父亲读大学的校园(桂林雁山西林公园)内,便曾有一株这种罕见的相思红豆树。
作者简介
'路伟良,广西融水县古鼎村人氏。曾在大苗山做过先生,入广西师专后学习唯物论,选择革命救国之路,成为广西早期中共地下党员。其后在粤、滇敌后打游击,创建滇桂黔罗盘区根据地,迎解放,任地委书记。50年代,在一机部任司长,搞经济,后任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投入教育事业。
书籍目录
并不遥远的记忆(代序)
自传
陶保桓烈士传
附一:从苗山中出来
附二:融县罗城苗山拾零
广西师专概况
附:我所了解的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
我所了解有关广西地方建设干校的情况
附:我的历史问题交代
我所了解的广西地下党的情况
我在广东及云南工作情况的交代
附一:板桥日记
附二:录音记录
附三:钟山乡纪行
上海通信
附:对大量生产类型工厂工作的意见“文革”前笔记
我在广西师院几年工作的初步检查
附:十年历程我的检查
附一:“文革”初期几个问题的交代
附二:张云莹逝世前后的情况汇报
关于三个问题的交代
附:关于处理秦似、赵佩莹问题的检查
思想汇报
附一:对支部大会所提意见的补充意见
附二:对杨江同志三次失掉组织关系及参加国民党等问题的审查结论
附三:关于杨江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
附录
往事的回忆
杨江与罗盘区
章节摘录
贺县中学、桂林师范和全州中学 当时,省教育厅是黄朴心当厅长,他是政学系的人物,广西贺县人。当时贺县中学办得不好,他要求物色一个能干的人去办好贺中,我经过汤有雁——师专同学,大革命时脱党,脱党后倾向进步——的介绍,在1943年下半年到贺县中学当校长。 由于“七九”事件后,苏曼、罗文坤、张海萍自杀,伪省训团的地下党员分别离开,当时,我始终在伪省训团工作,但组织上没有人来联系,我的组织关系也暂时中断,直到我去贺县中学后,吴赞之同志(现在南宁市委工作)到贺县中学和我取得联系,经过上级审查以后,继续接上组织关系。 我到贺县中学后,陆续请了一批进步教师到贺中,如陈贞娴、萧敏颂、曹国智、何明、冯娱修、吴帆波等来校教书。1944年桂林沦陷,贺县中学处于敌后了。但贺县八步有平乐专员公署,专员李新俊,他是李济深的旧部,李济深正酝酿在梧州、八步一带搞武装。当时,由桂林疏散到八步的,有民主同盟的一些人,如陈此生、陈劭先、莫乃群、梁漱溟等,他们在昭平办《广西日报》(昭平版),也在积极活动。我党也在平乐专区内搞农民组织工作。组织上当时给我的任务是,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逐步设法向伪政府搞一些枪支自卫,必要时,听组织上指挥,组织学生搞武装斗争。 由于敌人始终未到贺县,我也没有暴露过。学校在情况紧张时,停课一下,在平静时又复课教书。由于有进步教师在学校教课,地方反动势力把我看成眼中钉一样,他们几次发动学生在校内闹风潮,但由于黄朴心的关系以及地方进步力量的支持,他们没有得逞。 在贺县中学时期,处在沦陷区的形势下,我们在学校的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抗战必胜的教育,稳定敌后人心,做必要的准备,以便在敌人到达后发动武装斗争和敌人对抗。但日寇始终没有到过周围县份,贺县也没有沦陷,一直搞到日寇投降,抗战胜利。 当时组织上和我联系的是吴赞之,吴赞之是我们融县人。以后另派一个同志来,这个同志记不起名字了。粟稔当时在家,也和我联系过。组织上和我都是个别联系。在校工作的地下党员有陈贞娴、冯娱修(粟稔的爱人),她们和我都没有组织联系,我的组织关系,她们也不知道。 1945年下半年,我辞了贺县中学校长职务,到桂林师范学校教书半年。汤有雁任桂林师范学校校长,在学生中我党势力占绝大优势,学生们阅读进步书刊,研究抗战胜利后的实际问题,十分活跃。 在教师中,地下党员有张镇道、陶保恒、毛恣观和我四个人。开始时,没有建立支部,和学生也没有联系。后来,钱兴同志和我联系,他指定张镇道当支书,建立教工中地下党支部,逐渐与学生中党员建立联系,这时,我已离开桂师了。 我在桂师工作时间只一个学期,在桂师工作时,通过汤有雁的关系继续得到黄朴心的保荐,1946年,我就到全州中学当校长去了。 全州中学是一个反动势力控制比较强的学校,有伪专员陈恩元及蒋综逊等反动势力,充当学校反动教师的后台,校内又有赵经武、赵钦武兄弟是中统特务。我初去时,即受到反动势力的抵制,后来终于坚持进去了,安排了一些进步教师去教书,如王松(现云南新华报记者,共产党员)、李仲良(云南宁洱地委宣传部工作,共产党员)等,反动势力又发动学生来排挤王松等进步教师离校,斗争是比较复杂的。 当时,组织上和我联系的是陆翔和张镇道同志。1946年下半年,张镇道同志通知我,组织上要我考虑,如广西无可靠后台作依靠,即坚决撤出广西:我研究的结果,认为我在广西当了两次校长,主要是靠汤有雁向黄朴心推荐的。此外,我还到伪中央训练团受训过。除此之外,并无什么靠山可以依靠。而且,我和黄朴心的关系,只是一般关系,他想利用我来办好学校,作为他升官的工具而已。 考虑的结果,决定坚决执行组织上的决定,马上离开广西。当时正有朋友在重庆乡村建设学院工作,经过他们的介绍,我在1946年7月左右,便辞了全州中学校长职务,到重庆乡建学院去了。 我到香港后才知道是广西省委书记钱兴同志经过张镇道(也是1946年从广西撤退到广东打游击,他是一个主力团团长,在攻笆江时牺牲)通知我的。 重庆乡建学院 重庆乡村建设学院是晏阳初靠美元来办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叶德光是一个进步人士(叶德光留美后,在解放后由美国回国,在我外交部工作。叶德光及其爱人都擅长英语,是否党员不清楚,因我和他只有到乡建学院时有过一面之识)。因此,他聘请了一批进步人士在那里教书。正因为他办得比较进步,我到乡建学院不久,晏阳初借故把他送到美国去留学,另派人来接替他的工作。在欢送叶德光去留美的欢送会开过不久,乡建学院学生正掀起一个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反动政府即派来大批军警,对进步学生与进步教师进行大逮捕。 当时,我到学校只有一个月左右,与学生、教师接触不多,我的职务是讲师兼注册主任。后来,因许多进步教师与进步学生被捕,我即和进步教师的爱人及留校学生再组织起来,搞营救被捕师生的活动。那时,在学校搞营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是刘天行的爱人俞淑清。当时,晏阳初已新派一个教务主任来了,此人姓屈,什么名字记不清了,我被推选为留校师生代表之一去和他谈判。当时,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师生,他答应同重庆警备司令部交涉。 后来,由此人担保,当局释放了乡建学院被捕的一部分教授、讲师及部分进步学生。我的朋友刘天行、徐坚等被释放后,马上搭飞机到香港。我亦被学校辞退。当营救运动得到一定效果后,我就和刘天行的爱人俞淑清等一道离开重庆,经广州到香港。到香港后,通过粟捻介绍和钱兴同志见面,接上了关系。 我在乡建学院只搞了三个月的工作。在乡建学院时期,和香港的粟稔同志有个别通讯联系。在乡建学院和刘天行、俞淑清夫妇有过工作关系,刘、俞都是共产党员,现在广东茂名县工作,刘任文教局长,俞任卫生局长。 在十一年的广西地下工作时期,我对于如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搞革命还是不甚了了。广西地下党大革命以后的工作一直是浮在青年学生中,只在抗战时期才有一部分转到农民中去。因为没有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为基础,斗争就没有力量。我在城市中工作,对长期隐蔽、蓄积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有所体会,但对武装斗争这一主要的方面,由于缺乏实践知识,实在了解不多,对于如何利用敌人矛盾,发展我们的革命力量,如何逐步把敌人的统治推翻,我在广西地下工作十一年,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P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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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生——路伟良(杨江)图文存》为路伟良(又名:杨江)先生的遗稿和生前图片结集。路伟良先生1911年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年青时期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长为优秀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投入祖国教育事业建设,为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南国生——路伟良(杨江)图文存》取名自“红豆生南国”,表达路伟良先生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全书生动地反映了他饱经沧桑的一生,以个人奋斗史折射出中国现代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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