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解西厢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黄天骥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04出版)  作者：黄天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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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戚世隽 说起黄天骥老师对《西厢记》的研究，不能不提到他在20世纪80年代所写的《张生为什么跳墙》。这篇文章虽发表于1980年，但观点的形成时间却早在60年代，后因时代的原因，20年后才得以在《南国戏剧》杂志发表。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何在戏卫，莺莺的情诗明明白白地写了“迎风户半开”，张生还是傻于乎地来一番“跳墙”赴约呢？问题似小，却引出了《西厢记》艺术创新的重要命题，也显示出天骥师常常别出一格的研究旨趣。 在大骥师的学术道路中，研究课题虽或会有转移，但文学研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却足他一直以来始终关注与思考的。时隔40年后的这部《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也是欲以一部经典作品的再解渎，来阐述他的文学研究观和戏剧研究观，如一言以概之，可说是：以文学的眼光看文学，以戏剧的眼光看戏剧。 何谓以文学的眼光来看文学、以戏剧的眼光来看戏剧？何所谓文学就是要关注《西厢记》的文学本质与戏剧木质，最终说明《西厢记》的文学意义与戏剧意义。 陈独秀在1920年到1921年间，曾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排印本的《红楼梦》作丁一篇新叙，他在叙中批评当时的研究：“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叙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这使得我想起在20世纪20年代，俞千伯也曾向他的老师胡适进言，希望胡适换上文学的眼光来读《红楼梦》。(《〈红楼梦辨〉的修正》，《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1925年2月7日)可见，用文学的眼光来看文学——去除理论与主义的迷思固然重要，而考证的方法，也不能完全解决文学的问题，还要有用文学的眼光来支配和使用考证的能力。 以文学的眼光来看文学，或会遭人诟病的是，文学的批评如何与主观式的批评甚或无根之谈划清界限？这其中或有误解的成分，文学的批评，并非不要考证，它仍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础和前提的，仍然需要把握作者生平家世以及写作的文化空间，需要处理版本问题，需要对文献材料做去伪存真的甄别工作，只不过并不满足于考证本身，其最终目标，在于更真实地还原文本、解读文本，最终打开作品全部意义的大门。文学研究中的这种追求，比之于仅止于事实的历史考证，可以说是一种更有境界的文学考证，这种文学考证，对浅学之士来说，固然危险，但对行家里手而言，其高妙处也正在于此。 文学的本质，不外乎“情理”二字。我以为，天骥老师的《西厢记》研究，都在说明这个婚恋喜剧里的情与理。然而，要能说明文学作品中的“情理”，而且并非无根据无分析的直觉感想，文献的处理与使用自不在活下，而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讲，好的鉴赏趣味与理解能力也是相当重要的。鉴赏固不是研究，但鉴赏却是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这是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的根本点。文献的能力或尚可通过后天训练获得，而有一个好的鉴赏趣味与理解能力却常是人力不可为的。在天骥师看来，文学研究者应该在研究中把自己的审美感受表达出来，感受虽因人而异，也未必准确，但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能力和艺术修养，这正是文学研究的独特个性所在。 《西厢记》不仅是个文学文本，还是个戏剧文本，是要拿到场上表演的。因此，除了文学的眼光，还要再加以戏剧的眼光，才能凸显《西厢记》作为戏剧文本而不是诗歌或小说文本的独特面貌。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戏剧学科建制的原因，分属大学中文系及艺术院校，戏剧研究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格局。艺术院校注重场上表演研究；文本的研究以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为主。而对文本的研究，又比较注重作品的思想道德开价和现实意义，这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也未能和诗文、小说甚而和话剧、西方戏剧的研究形成本质的不同。对戏剧的研究者来说，若仅止于此，显然也是不够的。 天骥老师常常对我们说：“先师王季思先生教会了我如何对古代戏曲作考证校注的工作；而先师董每戡先生教会了我怎么看戏、编导。”在较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关注戏曲这一体裁的特殊性，注重从表演来看戏剧。从《张生为什么跳墙》到《长生殿的意境》、《闹热的牡丹亭》等论文看，他一直致力于突破一般从中文系出身的学人对传统戏剧研究路数的局限，即使讨论剧本，也注意时刻把它放在舞台的背景下，从而揭示中国戏剧所独有的美学标准和创作特征。 自觉的舞台感、动作感与画面感，使天骥师不是从读者阅读的角度，而是用观众观看的角度在审察古人的戏剧创作。在舞台与剧场的环境下，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之间的暗流涌动，究竟该是如何地展示?围绕这一思路，自然能看出许多新问题。从戏剧叙事、戏剧张力的角度，再品味诸如张生的出场、吊场方式、“赖婚”中的敬酒等诸多细微之处时，便觉搔着了痒处，赋予了原本没有生命的文字以全新的意义。中山大学古典戏剧专业的开拓者王季思先生，曾以不注五经注西厢之举，引领了戏剧研究的一代之风。而学术理念的建立，需要对学术传统的继承，需要有新观念新方法的引入，更需要通过具体的学术实践宋探索与形成。天骥师曾说，真理是越探索越明晰的，他的这部《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便倾注了他对文学研究、对戏剧研究的一个方法论的思考与总结。 天骥师近年来的著述，全部是用电脑一字一字地敲出来的。他常称自己是电脑“小学生”。在写作这部论著的过程中，尚发生过因为“小学生”式的操作错误，而误删了书稿事情。而他也是一边懊恼不已，一边却又坐在电脑旁从头再来。他那不断挑战自我的愿望，对未知领域无限可能性的探索兴趣，是除了问学之外，我们从老师身上得到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读完天骥师的书稿后，完成的这份“读后感”，只是以学生的角度，为老师的著述作些缘起与背景的说明，深恐并未能彰显老师著书的深意，好在同道者慧眼素心，自会体悟，兹不赘。

内容概要

　　《情解西厢》讲述了张生莺莺故事得以流传，主要应归于杂剧《西厢记》的原作者王实甫。是他以生花妙笔，振聋发聩地表达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普适性理想；是他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具有共鸣意义的典型形象；是他安排了波澜跌宕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喜剧性冲突；是他写下了通篇让人齿颊留香的清辞丽句。

作者简介

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过《冷暖集》、《深浅集》、《俯仰集》、《纳兰性德和他的词》、《诗词倒作发凡》、《黄天骥自选集》以及十多种古代戏曲、诗词的校注书籍。

书籍目录

序 戚世隽楔子第一章 西厢记天下夺魁——《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山西古剧场作者的身份年代的归属多人的增改第二章 始乱之，终弃之——莺莺原型的悲剧性《会真记》写的是爱情悲剧“始乱终弃”悲剧的根源写出了人的复杂心态第三章 自是佳人，合配才子——《董西厢》对“始乱终弃”的颠覆宋人对张生态度的变化婚姻阻力来自何方《董西厢》的题旨婚恋观的嬗变第四章 若无新变，不可代雄——《王西厢》的新格局从“掏幻”到“剧幻”开场两个关键性的改动楔子的两支曲子第五章 临去秋波那一转——佛殿奇逢和莺莺的主动追求五百年前风流冤孽“临去秋波”是全剧的关窍三次“回觑”和年龄改动第六章 老孙来替老张作伐了——戏剧冲突的契机孙飞虎事件和尚的作用三计和五便惠明的粗豪张生的机敏老夫人的态度第七章 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两代人的正面交锋红娘的转变和“闲笔”的妙用环绕着敬酒的细节老夫人的两重性格第八章 隔花阴人远天涯近——人物心灵的对话第九章 赖柬的前前后后——兼谈重复手法和戏曲道具的巧妙运用第十章 张生为什么跳墙——描绘喜剧人物性格点睛之笔第十一章 今宵端的雨云来——怎样看“酬柬”中的性描写第十二章 我直打死你这个贱人——戏剧高潮的处理和红娘的“侠气”第十三章 景外之景，象外之象——“送别”“惊梦”中叙事性与抒情性第十四章 是狗尾续貂吗——关于《王西厢》的第五本收煞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暮春三月，我们的车子在晋南的公路上，向永济普救寺的方向飞驰。苍山如海，直道如坻，三晋雄风，奔来眼底。公路的两旁，树影婆娑，柳阴中，有人摆摊叫卖，摊上堆放着鹅黄色的杏子，晶莹可爱；槐树下，间或有红男绿女，携手同行，情态亲呢。山川的豪壮和人文秀美的风姿，融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怡。在撩人欲醉的春风里，我的脑海中掠过了700年前的一幅景象。那风流倜傥的才子张生，不是豪气满怀，高吟着“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的诗句，在这一带徜徉流连么？这里的山影河声，草光花影，一定像磁石般把他吸引到普救寺来，让他不期然地演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幕。我们所坐的面包车，在普救寺的山门边停了下来。普救寺坐落在永济西南10公里的峨嵋塬上，据说这寺在隋初已建，《续高僧传》卷三十载：“先是，沙门宝澄隋初于普救寺创营大像。百尺万工，才登其一，不卒此愿，而澄早逝，乡邑耆艾请积继之。”后来唐、宋、元、明、清，历代都有维修。“文革”以后，人们更搜求大量的数据，征集大量文物，尽量按照隋唐时代普救寺的旧貌重建。如今山门雄壮，法相庄严，古柏森森，瑞烟绕袅，好一派禅林气象。我们循例首先进入伽蓝殿。这里香客不多，殿门边，一位司职解说签卜的庙祝，闲得发慌，在那里似睡非睡地闭目垂眉。偌大的一个佛寺，门庭显得如此冷落，我不禁有点纳闷，有点感慨。可是，随后从侧门转入花园，眼前陡然一亮，原来，游客们都聚集在这里。只见一大群人，老的少的，俏的村的，男的女的，在这里唧唧哝哝，指指点点。看来，到这里拈香礼佛的人，更热衷的是要参观传说中崔莺莺的旧居。展目看去，在那西厢角门的两侧，挂着先师王季思教授书写的对联：“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秀雅的书法，颇能使人感悟这里曾经是风光旖旎的院落。可惜，门掩重关，我们没法张见院内“花落水流红”的景色。不过，在墙东，真还有杏花一树，树身粗如碗口，它歪在墙根，似乎斜躺着睥睨今古。传说当年的张生，就是在明月之夜，攀着树身，滴扑刺跳过墙去私会莺莺的。到如今，年轻的游客都对这树产生浓厚的兴趣，纷纷在树边留影；有些上了年纪的人，童心大发，还做出攀援欲跳的模样。几百年前的扶疏花树，今天一样能撩拨人们的心，你不能不惊叹莺莺、张生故事的魅力。当下，我也写了芜诗一首凑趣：迢迢千里访西厢，草色花光照短墙；三晋雄风回秀气，五羊游侣忆华章。当年老衲怜才俊，今日狂生看佛堂；也欲攀垣成一跳，春心难系柳丝长。后来，校友黄竹三教授拿它去《黄河》杂志发表了。诗并不工，只记下当时愉悦兴奋之情，也供读者一粲。说实在的，人们到普救寺参观，原本也不在乎这里供奉的菩萨有多么灵验，不在乎这里飞阁流丹，檐牙高啄，庙宇的建筑是怎样的辉煌。人们之所以趋之若鹜，无非是在这梵王宫殿里，发生过一椿惊天动地的风流韵事。这里的通幽小径，石上苍苔，也许曾留下莺莺浅浅的鞋印；这里的白：五栏杆、半旧事台，也许是张生流连踯躅梦魂萦绕的去处。于是，伽蓝殿里飘过来的袅袅篆烟，倒能让人们引发出无边的遐想。想当初，张生和莺莺在普救寺萍水相逢，神魂颠倒地度过了一个春秋，似乎是菩萨灵光荫庇，让他们圆了一场好梦。从此以后，普救寺便和莺莺张生结下了不解之缘。说实在的，普救寺并无多少有关菩萨灵验的传闻，倒是依靠了张生莺莺一段“五百年前风流冤业”的故事，名传宇内，让菩萨的香火，得以延续了百千年。到底是谁沾了谁的光？是我佛有灵，还是情留万古？不用说，人们很容易得出自己的答案。不难推想，张生莺莺的故事能流传多久，普救寺的香火便会延续多久。“闷杀没头鹅，撇下陪钱货”，谁料莺莺这被老夫人视为“陪钱货”的女孩儿，竟成了菩萨的衣食父母，成了后世从事旅游业者的摇钱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普救寺之所以成为名山名刹，不就是因为《西厢记》里写到有着仙子般美貌、被视为“南海水月观音现”的莺莺，曾在这里寄居吗？直到20世纪，普救寺依然成为人们流连忘返的胜地，正好说明《西厢记》这一部杂剧，其影响之大之深之远。“系春心情短柳丝长”，到普救寺参观去吧!让那檐影下绚丽的灵幡、软风里翠绿的柳条，和你青春的心旌，-起摇动吧!

后记

后记这本小书，算是写完了。我也舒了——口长气。半年前，我差一点就放弃了对它的写作。而现在，总算让这险些流产的“胎儿”面世了。说来好笑，这部书，去年七月开始动笔，一路写来，还算顺利。写到今年年初，在还差一两章便呵杀青的时候，有一天午夜梦回，打开电脑，想继续东涂西抹。谁知睡眼惺忪，老眼昏花，不二知道按错了哪一个键，竟把即将完成的书稿，一下子删除了一半。我大惊失色，手忙脚乱，赶紧设法恢复。但我使用电脑的水平，实际和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差不多。心愈急，愈在键盘上乱按，便把错误搞得愈复杂。我鼓捣了半夜，始终无力回天。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等到天明，求助于几位校内电脑高手；高手们替我恢复的一些章节，却是一堆乱码。人家踌躇无计，只好拿到校外，付款请专业的电脑“医院”救命。又过了两天，群医经过会诊，表示敬谢不敏，连手续费也没有收下。看来，我这低水平的“搞手”，竟搞出了让群医束手的高水平的错误，实在可笑可怜。这一回，轮到我像张生那样叫一声“我死也”了!几个月的劳动，被我手指轻轻一按，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到如今，我实在没有写下去的劲头了。可是，再一想，这书的前-半，保存在另一个U盘里，没有删掉。如果我就此撒手，半途而废，岂不是连同更前一段的劳动，也都丢到东洋大海了吗？想到这里，又心有不甘。怎么办呢？是回头补写失去的章节，还是就此打住？这哈姆雷特式的“死去还是活着”的问题，真叫我“两下里做人难”了! (红娘语)经过好几天的思想斗争，我咬咬牙，终于下决心补写失去的部分。这段期间，有时忽有所悟，有时又兴致索然，写作进行得很不顺利。使用电脑时，则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如此这般，算是捱到了可以撰写“后记”的一刻。今年的三四月间，我实在倒霉得很，除了这椿电脑事故以外，还差一点上了电话骗子的当。细想原因，看来是由于我的思想只专注于一点，结果，在许多事情上弄得七颠八倒。其实，只要是“人”，这样的毛病是常会发生的。由此推想，《王西厢》里的张生，在热恋莺莺时闹出许多笑话，实在一点也不稀奇。有趣的是，我们研究张生，却难免发生“张生式”的失误。此无它，但凡是“人”，人性，包括其弱点，都有其共通之处。我在1956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而引起我对《西厢记》的兴趣的，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看到由石凌鹤先生率领的江西赣剧团，到穗上演赣剧《西厢记》。演出后，广东戏剧家协会组织了座谈会，我有幸陪同王季思教授出席。在会上，人们纷纷提出对《西厢记》的看法，我也发表了——篇名为《张生为什么跳墙》的文章。其后，王老师主编全国教材《中国戏曲选》，我校注的是有关《西厢记》部分。本来该有进一步探索《西厢记》的条件，不过，当时频频和学生下乡劳动锻炼，正常的教学也断断续续，遑论科研!“文革”过后，我以古代戏曲作为研究重点，也发表过一些有关的论文。到了80年代中，我感到过去研究路子走不通了，离开了对一定时期戏曲形态的了解，离开戏曲演出的特点，把它和一般叙事文本等同起来，那么，所谓戏曲研究便只能隔靴搔痒，不着边际。在彷徨无计之际，也为了配合当时隋唐文学史的教学工作，我把目光稍稍移向古代诗词领域，也胡乱写了一些文章。害得有些学术界的朋友以为我走投无路，已经放弃了对古代戏曲的学习研究了。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我觉得应该先把注意力，集中对戏曲形态的研究方面上。由于解放后学术界一味强调理论分析，对文献和材料的发现不够重视，研究戏曲形态的工作更陷于沉滞。于是，我尝试从研究角色名称入手，在20世纪80年代中写了《旦、末和外来文化》一文，其后也跟着发表了一些与戏曲形态有关的论文。不久，康保成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他在这些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到90年代中，保成从日本讲学三年后返国，我们有更多共同切磋的机会，在指导研究生时，也分头合作，多从这方面给予引导。于是，我们这一个研究团队，积累多年的功夫，便有了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的成果。不过，我也意识到，探索戏曲的形态，毕竟也只是戏曲研究的一个方面。我常对同学们说，戏曲，作为艺术，而我们又是作为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如何发掘戏曲的魅力和价值，让读者全方位地理解戏曲作品，是没法回避的问题。当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弄清楚其形态的基础上，就应当进一步探索作者如何创作的问题。当然，研究戏曲，我们需要与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沟通，但文学艺术的研究，毕竟又有自己的特点。文学是“人学”，戏曲归根到底是表现人的性格，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这里就有作者如何写“人”的问题，特别是如何通过戏曲艺术表现“人”的问题。如果我们离开了对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也等于取消了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上述的道理，应不难理解。但如何进行研究，如何把剧本与场上演出结合起来，我实在也茫茫然。我又想，与其只说不练，不如大胆试水，于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在主持编写了 《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交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就尝试写下了这一部不成熟的著作。在写作过程中，詹拔群、倪采霞、李惠、徐燕琳、孔颖琪、刘春晓诸君，给了我许多帮助。书成之际，蒙远在日本讲学的戚世隽博士赐序，在此，一并致谢。黄天骥写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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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虽然是一本专业的学术书籍，但是丝毫没有沉闷感，反而是笔调活泼。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西厢记》，比一般的论文更有人情味了。通过这本书不仅能够很深入的了解《西厢记》的创作，还能积累其他方面的知识。这是一本让人收获颇多的好书。PS：安意如的《观音》和这本书根本就没有可比性，真的不要看《观音》，看专业老师的精彩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