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2 出版社: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美术出版社 作者:黄懿陆 页数: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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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阳殷墟发现之后,商朝晚期都城所在地随之尘埃落定。但是,商族之根何在?甲骨文在哪里起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争讼最多的问题。本书开篇,罗列了中国抚仙湖水下遗址诸多考古探秘照片。抚仙湖位于云南省省会昆明市东南60公里之处。抚仙湖水下有一个上古遗址,它和数千公里之外的殷墟有联系吗?据初步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划代的上下限距商朝约分别有1.4万年和0.5万年。在这么遥远的时空距离里,甲骨文没有与中国本土其他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挂钩,而独与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接轨,说明商族约有5000年的时间一直游离于中国本土其他文化遗址的时空距离之外。商族从天而降似的一夜之问突然出现在古代安阳,为后世学者研究其起源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推理和猜测。根据本书列举证据研究得出的结论,殷墟商都所具有的文明起源四要素:大型祭祀中心、文字、青铜器和5000人以上的聚居点,一一可以在抚仙湖水下遗址2.4平方千米的石质建筑群中找到可联系之处。这些有关联的每一痕迹连接得几乎是天衣无缝,吻合无痕。而且,这些文字符号和图案还可以澄清传世文献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是文字学方面。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即有一个最显赫的以帝王一贵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其后发展为帝王一贵族、官僚集团,牢牢地控制着社会。这个集团的最高统治者是王,这个“王”字怎么写?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解释:“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王”字都是上下结构。甲骨文“王”字上为“上”,下为“△”;金文“王”字上为“工”字,下为“△”或月形,写法上显然与董仲舒讲的“王”字结构是两回事。往上追溯,董仲舒讲的“王”字结构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字吻合;再往上追溯,从西周的金文上溯至殷墟甲骨文,“王”字结构和表现方法就与董仲舒解释的不一致了。但是,西周金文与殷墟甲骨文却可与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接轨。在二者之间的研究中,我可以知道甲骨文“王”字上面的“上”,下面的“△”来自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金文的“王”字下面的“△”或月形为表意文字。
内容概要
《商族源流史》内容简介:抚仙湖水下遗址时代的上下限距离朝约分别有1.4万年和0.5万年,在这么遥远的时空距离里,与中国本土其他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挂钩,而独与抚仙湖水沔遗址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接轨。说明商族约有5000年的时间一直游离于中国本土其他文化遗址的时空距离之外。商从天而降似的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古代安阳,为后世学者研究其起源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推理和猜测。殷虚商都所有的文明起源四要素:大型祭祀中心、文字、青铜器和5000人以上的聚居点,一一可以在抚仙湖水下遗址2.4平方千米的石质建筑群中找到可联系之处。这些有关联的每一痕迹连接得几乎是天衣无缝,吻合无痕。而且,这些文字符号和图案还可以澄清传世文献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作者简介
黄懿陆,出生于云南省富宁县城的一位百越民族后裔。1982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喜欢文学创作之余研究民族历史文化。曾任中共文山州委办公室秘书科长文山州文联秘书长、副主席,《山梅》,《含笑花》文学期刊主编,一云南政协报社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云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商族建国始末 第一节 文献中的商王朝 一 中国文献中的商王朝 二 国外文献中的商王朝 三 结语 第二节 发现殷墟 一 殷墟的发现 二 再现辉煌殷都 三 商族起源地的争论 四 结语第二章 抚仙湖水下遗址是商族发祥地 第一节 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发现和探秘 一 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发现 二 抚仙湖水下遗址第一次探秘 三 抚仙湖水下遗址第二次探秘 四 结语 第二节 抚仙湖水下遗址考古调查 一 金属錾刻的出水文化遗存 二 抚仙湖水下遗址的重要性 第三节 抚仙湖水下遗址年代研究 一 抚仙湖水下古迹与文明起源研讨会 二 抚仙湖水下遗址发现錾刻“V”形符号的石头 三 根据“▽形符号判断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年代 四 世界各地的“V”形符号及其代表意义 五 判断抚仙湖水下遗址上限的文献依据 六 结语 第四节 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思考 一 文明起源的讨论 二 文明起源研究的三个阶段 三 结语第三章 寻找商代文字的源头 第一节 中国文字起源的神话传说 一 仓颉、黄帝、神农说 二 伏羲八卦说 三 结语 第二节 中国文字起源的考古探索 一 起源于西部的指事符号 二 起源于东部的象形文字 三 起源于中部的舞阳贾湖 四 起源于山西陶寺 五 结语
章节摘录
既往的砌究史,我们注重的是文献,但文献对最早历史的记载都是神话。后世方家对历史神话的解释,都仅仅限于自己的理解,表达的都是他们对古代社会认识的观点,是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这点而言,他们和当代学者相比,听到神话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不同点在于:他们听到的是同代人口耳相传下来的神话,然后他们把神话故事记录下来,并表达了自己对待神话故事的理解和看法。这个时候.神话故事传授的时间和空间便静止了。当代学者看到文献上的神话故事时,大多接受的是古代记录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其记述奉为经典而顶礼膜拜。其实,我们都犯了一个道听途说的错误。这些神话传说,都不是历史本原的同代记录,而是历史开始之后社会群体记忆丧失的一种朦胧性解释。由于社会集团聚居地的不同和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神话故事流传的内容便大同小异,经过代代文人的不同理解载之文献辗转流传到了今天。于是,我们在此基础上展开人类文明抑或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其依据的产物并不是来自历史的本原,而是建立在前人对远古社会口耳相传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换言之,我们只是在流的基础上来研究历史,而非站在历史之源头来研究历史。采取这样的方法和手段来研究历史,得出的只能算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果。考古学引进中国之后,出土文物不少,学术界在文献指导下结合考古文物开展研究,其结果也不甚令人满意。原医在于遗址发掘出来,大量文物出土之后,文物的内涵并未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认定,基本是就事论事,在不清楚文物本义的基础上,学界便匆匆忙忙将文献和文物结合起来展开对远古历史社会的研究,其结果势必与文献一样似是而非。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文物表达的内涵我们不清楚,只凭表面现象或一个大概的意思就展开对文物的研究,结论能够准确么?考古学兴起百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展开过有组织、有系统的文物内涵甄别工作,基本上是各吹各打,对同一文物的理解,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甚至是在诸多存疑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得出的结论,根本不能服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对固有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和认识论产生警觉,重新梳理出一条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路子。我们还在文明或文字起沥错误的认识流程巾沾沾自喜而不能自拔。对于文明或文字源头的认识,我们尚有非常遥远的距离。认为中原才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当在一些偏远地区发现文明的火种时,便又认为中国文明满天星、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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