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方督抚-刘坤一个案研究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社：崔运武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10出版)  作者：崔运武  

内容概要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方督抚:刘坤一个案研究》以现代化的业绩为标准，将置身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督抚划分为业绩较为突出和较平淡两大群体，以个案研究的方法，依据翔实的史料，对晚清重臣，在早期现代化中总体上表现平平的刘坤一进行分析研究。在全面剖析刘坤一一生事功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刘坤一在早期现代化中之所以平淡的制约因素，同时，还对清朝中央政府在现代化方面的制度创新，特别是咸丰之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的实况及其对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地方利益集团的冲突及其与早期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作者简介

崔运武，男，1959年12月出生于昆明。先后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留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数年。1993年作为引进人才到云南大学工作。现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云南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教授，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民族政治与行政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公共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及公共事业管理分委会主任、全国政府绩效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电子政务研究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学位委员会管理学科组成员、云南省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目前主要从事公共管理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教学和科研。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青年教师奖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国家面向21世纪教改项目（3项）、国家新世纪重大教改项目、国家级教材规划项目10余项，并主持完成省级科研项目多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和委托项目各1项，主持省软科学项目和省政府委托项目多项。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和个人编著的国家级教材7部，出版合著、主编的著作和教材11部，发表论文100余篇。主要学术荣誉有：国家级教学名师、教育部青年教师奖、全国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一类特色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负责人、省部共建公共管理教学实验中心建设负责人和中心主任、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教育部）、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社科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等，多次获得省级社科成果奖和教学成果奖。

书籍目录

导论地方督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第一章异途进身的封疆大吏 一、读书登科与经世思想 二、抛弃儒冠觅封侯的湘军悍将 三、异途跻身封疆及影响 第二章不求高远的抚赣十年 一、休养生息与不求高远：抚赣十年经旧世的大政方针 二、整饬吏治：强化江西封建地方政府的权威和效能 三、“宽猛得宜”的“安民”之术及效果 四、财政上的经世举措：循例与变通及其意义 五、抚赣十年未涉洋务运动的原因透析 第三章在洋务运动中的学步 一、从“经旧世”走向“创新世”：新景况下对洋务大潮的观察与体认 二、处理同孚洋行拐招华工案：“守定条约”办交涉及对华工出洋的基本态度 三、筹措经费办海防及对粤海军发展的影响 四、购船坞与变制度：促广东新式军事工业的发展 五、支持招商局广东分局与捐资兴西学 第四章学步后的徘徊与平淡（上）  一、浚黄导淮：晚清实施导淮工程之绝唱 二、遵旨筹议铁路：忠心之论与客观效果 三、架线开矿：言行差距及其原因 四、在购置铁甲舰上与李鸿章的争执 第五章学步后的徘徊与平淡（下）  一、处理招商局弹劾案：倡官商合办争集团利益 二、介入“崇厚案”处理：主释崇与反签约、重备战 三、二任两江被罢免的真正原因 第六章重返政坛后的再徘徊 一、“开源不如节流”方针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制约——以坚阻内河行小轮船为例 二、“节流”指向与南洋海军的发展 三、对张之洞被劾案的查复及其特殊意义 四、甲午出任钦差大臣及结果 第七章新态势下的洋务复兴 一、适时而出的洋务新方案 二、在筹造铁路的热潮中 三、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新模式：“官为调护，以图厥成”——以大生纱厂创立过程重点说明 四、接办自强军及对江南军务的改革 第八章在晚清政坛上的崛起（上）——在戊戌、己亥年的政治风云中 一、“百日维新”中的从消极到积极 二、抗朝命维护江南“维新”成果 三、干预清室帝位更动：从戊戌到已亥 第九章在晚清政坛上的崛起（下）——在庚子、辛丑年的社会大动荡大变迁中 一、联张引盛筹施“东南互保”  二、联李、张、袁、盛消除“议和”障碍 三、联张责李阻俄约 四、“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谋划：政治现代化的认识与表达 结语 后记 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一，“自强”活动并非清廷交予刘坤一在这时必须完成的任务。 审视刘坤一的抚赣十年不难发现，虽然这时的“自强”被称为大事，但这一大事并没有通过作为国家大政方针的谕令等方式，成为处于江西一隅的刘坤一必须完成的政务。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虽然这时清王朝设立了总理衙门，并由此支持或通过一些地方督抚练新军、造枪炮、设洋务学堂，从而客观上开始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甚而也多次讨论过铁路、电线等在中国实现的可能，但清中央政府主观上对现代化之于那时中国的必需至少是没有形成统一而明确的认识，其所为只不过是要通过实施“自强”来维系自己在近代世界中的命运；而练兵、造枪炮并不需要举国为之，设洋务学堂这时也仅仅是培养急需的“舌人”和用洋枪、造洋枪的人才而已。其次，既然这时的“自强”主要是支持或通过某些督抚为之，因而行“自强”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地方实力的增强，加大中央控制地方的困难，与清廷这时恢复和强化封建中央集权的方针相矛盾。因此，清廷对这一“自强”大事既不可能作为号令于全国的大政方针在政治系统内输出，更要在施行范围和强度上持之有度，小心谨慎。 这样，在没有对地方政府施行现代化至关重要的国家政治制度创新和供给的情况下，刘坤一失去了他极为重视的清王朝政令这一外在推动力，从而也就少了涉足洋务运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其二，闭塞的环境和保守的氛围造成了刘坤一认识上和行动上的迟缓。 洋务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次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拯救以清王朝为首的封建统治的活动。显然，要涉足其中，必须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本身乃至社会价值有所认识，而要达到这一点，对个人来说最直接和有效的莫过于耳闻目睹了。就刘坤一而论，他出生在自谓是“余邑僻陋，向学者少”的湘南之地，以及其后的行军征战之所，均不具备他目睹的有利条件，这不能不说是他认识条件上的“先天”不足。 那么，为官十年的江西是否对此有所改善呢？也没有。从地理环境看，江西是一个长江擦北面而过，东、南、西三面群山环绕的内陆省份，这就造成了江西几乎与世隔绝，难受外界影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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