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变迁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婷婷  页数：261  

内容概要

　　《断裂与变迁：1949－1979云南罗平县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云南省罗平县1949—1979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法院档案为基础，对我国基层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作者在全面细致地查阅罗平县法院档案的基础上，总结了基层纠纷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基本原因．对完善我国基层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作者简介

　　刘婷婷，1972年生，湖南永州人。1993年获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云南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纠纷解决机制和法律文化研究。参与编著《中国法律思想史十讲》，发表论文多篇，部分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参与过多项国家级学术课题研究并主持一项省部级学术课题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一、问题的提出二、主要概念的说明三、学术回顾四、材料与方法第一章 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理论一、纠纷及其形成根源二、纠纷解决类型与官方表达三、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特征四、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逻辑第二章 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一种互动型解纷机制一、传统社会的特征二、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变迁三、消极解决纠纷的官方运作机制四、积极解决纠纷的民间运作机制五、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有效性的成因分析与评价第三章 罗平县的自然条件与社会背景一、自然条件与建制沿革二、社会背景三、断裂与变迁——1949—1979年罗平县的社会状况分析第四章 1949—1979年罗平县政治司法——动员型司法运作机制一、1949—1979年罗平县人民法院概况二、以政治精英为核心的司法队伍三、为中心工作服务的司法职能四、阶级斗争为纲的司法指导原则五、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大众司法六、积极主动的“送法下乡”——广泛的法制宣传第五章 调解制度一、法院调解二、人民调解制度——民间解纷机制的政权化运作余论一、总结二、田野调查之启示附录：德沙村村规民约(节录)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州县调解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经过审理，在大堂上调解结案。清代的著述里有不少经过州县长官的调解息讼的事例，一般来说，当事人在审判官的说服下达成调解，就会当庭制作一份调解书。调解书的具体制作也不尽相同，或者责令两造出具“甘结”、“遵依”，或者让乡邻亲谊到县写出“保状”。这样结案后，当事人及家属证佐都必须表示“感谢”州县“体察下情”，当事人还要保证今后“不再滋事涉讼”。以此，诉讼就告已终结。第二种形式是审判后调解撤诉。有的州县官主张不允许撤诉，害怕讼棍由此“便敢放心告状”。不过一般州县仍然在采用撤诉“息讼”的办法，因为这和“息讼”的一般原则并无冲突。州县在对案件初步审理后如认为没有“终讼”的必要，就责令原告递上呈状表示：“不敢劳费天心，叩乞仁明太老爷恩准免讯销案”，州县也即作出“既经吁恳，准息销案”的批示。第三种形式是州县调解与乡里调解结合，即“官批民调”。经过堂审，州县认为事属“细微”，不必在堂上处理，就“批令”乡里去调解，或是加派差役协同乡保“秉公处理”。这几种形式都属于诉讼程序中的调解活动，在州县的审判实践中，上述几种形式也无严格界限，可以交错使用。①　　如果说服失败，州县长官就会进一步运用法律来说服教育，甚至施加一定的强力来促成调解。比如，可能会以判决的结果加以威胁。为了在有限的资源下实现和平共存，有时候除了社会的全体成员各自忍耐（每人都自我放弃一定利益）之外并无其他更好的选择，权利的维护始终是恢复秩序的附属产品。但这种强制性是有限的，会受到法律的限制和当事人自身权利的抵制。如果纠纷当事人在权衡利弊后，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调解就会宣告失败。调解有着自身的规律，自愿原则是当事人拒绝强制性调解一张最后的底牌。因此，如果当事人坚持不接受调解时，审判官也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据法律作出裁判。　　第四，充分利用第三领域调处纠纷。①第三领域的纠纷解决是介于官方正式审判与民间非正式调解之间的一种纠纷处理方式，其特点是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所谓“半官方性质”是指调解的主体即，“乡保”②具有准政权组织的地位。乡保作为经衙门认定、由村庄社区首事提名的人选，既是衙门的代理人，又是村社的代表。乡保不仅参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代表州县政府在村社行使政府的某些职能，包括部分司法职能。乡保人员在辅助地方长官司法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负责辖区内纠纷解决是其日常职责。乡保人员解决纠纷既包括未诉前的民事调解，“一乡之中户婚田土，雀鼠争讼，为之剖断曲直，以免小民公庭守候之累；有不决者，乃送于州县。”③也包括赴讼后承州县官批覆调解，并加派差役协助，现存档案中经常见到“饬差确查妥处”、“着乡保传于安分”等批令。乡保根据批令，召集两造进行调解，并将调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上呈官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