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孙健灵  页数：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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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极端，一个关切来世，一个注重今生，一个指向彼岸，一个留恋此地，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却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两种最持久、最经常的力量”（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语）。而且，这两种力量的关系不仅在人类历史上难分难解，即便在当今社会中依然相互缠绕，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对此进行理论探索，将构成“宗教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作者简介

　　孙健灵，民族学硕士，近10年来主要从事宗教经济学研究，现任教于云南省曲靖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书籍目录

绪论　宗教经济学的一种探索一、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二、相互关联的“宗教经济学”四大路径三、有别于宗教市场论的宗教经济学探索第一章　经济秩序的宗教渊源一、宗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一）人类试图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的解释（二）宗教可赋予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历史证据二、人类寻求经济秩序的宗教性努力（一）农工百业的宗教祭祀及其利益权衡（二）衣食住行的宗教禁忌及其利益动因三、植根于宗教的货币及其威权（一）货币是“圣性”与“贱性”的复合体（二）货币还是“俗权”与“神权”共栖之地（三）货币既是人间的物神，也是天国的通行证第二章　宗教活动的经济基础一、宗教活动需要社会提供物质保障（一）教团经济：宗教运行的直接物质基础（二）世俗经济：宗教运行的一般物质基础二、经济生活对宗教神圣诉求的影响（一）经济生活对宗教教义诠释的影响（二）经济利益对宗教济世精神的消解三、伴随着经济意图的世界宗教传播（一）商业交往推动下的佛教传播（二）殖民征服过程中的基督教传播（三）经济动机主导下的伊斯兰教传播第三章　宗教文化与经济增长一、宗教文化与经济增长：基本理论轨迹（一）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斯·韦伯（二）“韦伯论题”与“斯密传统”的继续（三）两条研究路径所忽视的一些问题二、宗教文化与经济增长：若干相关论题（一）西方股份制起源于天主教会（二）中国典当业起源于南朝寺院（三）宗教背景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四）宗教资源与商贸旅游发展的关系三、现代宗教境遇：“世俗化”还是“人世化”（一）“现代化”浪潮下的“世俗化”趋势（二）与其说“世俗化”，不如说“人世化”第四章　宗教伦理与经济行为一、“韦伯论题”再检视（一）韦伯新教伦理观：突显观念但非完全归于观念（二）韦伯佛教伦理观：虽不准确但不无探讨的意义（三）当代经济新格局下“韦伯论题”的新价值二、宗教视野下的金融危机（一）金融危机并非始于今日，也不会绝于今日（二）金融危机的本质在于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三）宗教功能不只是危机来临时的祈祷和慰藉三、市场经济需要宗教伦理（一）市场经济需要“教堂”的约束（二）“教堂”影响当代商人的一些例证（三）“寺观”也能发挥教堂一样的作用吗？第五章　宗教冲突与经济矛盾一、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一）“十字军东征”的宗教背景和经济动机（二）“阿以冲突”的宗教渊源和经济矛盾二、若干南传佛教国家的种族冲突及其利益动因（一）斯里兰卡的种族冲突及其利益动因（二）缅甸的政治动荡、种族冲突及其利益动因三、缩小国家发展差距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一）经济发展的国家差距和世界贫困人口状况（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缩小国家发展差距四、协调国家利益关系还应发挥宗教对话的作用（一）全球化时代宗教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二）宗教对话之于协调国家利益的实现途径第六章　佛教理念与经济和合一、从佛教理念看现行发展方式的危害（一）佛教财富观视野下经济发展的弊病（二）佛教生态观视野下经济发展的危机二、世界需要一种圆融而健全的发展观（一）经济学与人类学对新发展观的积极探求（二）“和合发展观”：立于佛教缘起论的探索三、中国佛教能为世界经济贡献什么？（一）中国佛教为世界经济作贡献的伦理途径（二）中国佛教为世界经济作贡献的生存前提

章节摘录

　　大学社会学系也聘他为教授，而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经济理论的领域扩大到以前属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关注宗教信仰与犯罪率、宗教信仰与婚姻关系等社会问题的宗教社会学家，也都开始运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论和成本收益比较法来研究宗教本身，美国贝勒大学的拜伦·约翰逊、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校区的斯蒂芬·沃纳，以及《信仰的法则》的两位作者罗德尼·斯达克和罗杰尔·芬克，都是这种研究路径的开拓者；而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劳伦斯·R．伊纳库恩，则是加里·贝克尔“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直接受益者和继承者，由此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代宗教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三、有别于宗教市场论的宗教经济学探索　　以“宗教经济学”为名，或与之相关的研究，来自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它们不仅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例如，运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论和成本收益比较法固然能够有效地剖析人类社会最普遍的功利现象，但“经济学帝国主义”也遭遇了包括经济学界自身的诸多质疑，因而还需要警惕它在“宗教经济学”中的作用限度。同时，由于该学科的理论来源比较复杂，很容易形成门户之见，比如有的经济学者强调它是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发展的产物，有的宗教学者主张它属于宗教学而不是经济学，有的人类学者认为该学科的很多论点往往缺乏田野调查支撑而不足为据。因此，还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多了解、多交流，才能消除隔阂、取长补短，以共同推进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　　尽管宗教经济学的四大路径存在相当的关联性，但第四种路径，即“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具有更大的独立性。鉴于第四种路径在《信仰的法则》出版以后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而且在中国也已集聚了来自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一批学者携手合作，但另外三种本来联系更为紧密的路径，却还处于一种自行其是的状态，因此特别需要对这三种理路进行统合分析。也就是说，在“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之外，可以“宗教与经济的互动”为主，进行一些较为系统的探索，其逻辑主线则是“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　　无论斯密从宗教市场结构的角度隐含地得出宗教信仰浪费经济增长的时间和资财的结论，还是韦伯从社会职业分层的视角明确地提出新教伦理有利于资本主义精神塑造的论题，其着眼点都在于宗教文化能否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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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极端，一个关切来世，一个注重今生，一个指向彼岸，一个留恋此地，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却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两种最持久、最经常的力量”（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语）。而且，这两种力量的关系不仅在人类历史上难分难解，即便在当今社会中依然相互缠绕，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对此进行理论探索，将构成“宗教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