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7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作者:薛仁明 页数:245 字数: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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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序•回归历史的轨迹——林谷芳访谈林谷芳,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台湾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台北书院山长。六岁有感于死生,高一时读佛书有省,从此入禅;台湾大学毕业后,隐于市修行;后为印证生命所学,往来两岸,戮力于文化工作。其参禅讲学写作,均立足在安顿生命的真实学问。林谷芳乃本书作者之业师,此篇访谈对于作者文章及时代人心皆有点评。访谈时间:2012年2月4日访谈地点:台北书院编者:本书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躁郁时代》,写作缘起是作者与您在台湾的一场对谈。这篇文章似乎敏锐地摸到了当今的时代症候,因为躁郁不安是时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像流行病一样几乎波及每一个人。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林谷芳:用一句简单的话讲,人心之所以躁郁,是因为所求未遂;所求不能达到,自然产生焦躁。现代社会这一现象尤为突出,是因为社会对于欲求给予的是鼓励态度。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时代氛围,都认为加法是天经地义要被肯定的。究其原因,不只是物质文明的发达,不只是当今处在资本主义时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近代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发展,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勃兴以来,对人的欲求就一直作正面的看待,使其变得越发天经地义。可是被不断刺激起来的欲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躁郁。欲求膨胀,在西方其实还没有那么严重。在西方,虽然基督教和人文主义于历史上冲突不断,但每当人的地位被放大,神和原罪系统都会起到制衡作用,在社会中形成稳定的力量。因为观照到原罪和人自身的不足而产生的谦卑,一定程度上始终是西方非常根柢的性格。而在中国,由于西方文化居于强势,西化即被等同于现代化,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资本主义化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浪潮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没有西方的宗教机制和文化土壤,再找不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话,所带来的问题就会更为严重。无论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多少弊病,都不可能再倒退回去。那么该怎么办?一方面,是从大的方面,即社会机制的改造入手;另一方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从时代环境里抽离出来,回到“不与万法为侣”的主体,做到自足——社会还没有压缩到连这个空间都没有。当社会所有的机制和思想都在肯定外求的合理性,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网络里生命才有意义的时候,其实你永远拥有生命的自由,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生命的安顿。所求未遂导致躁郁,如今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尤为明显。为什么?因为他们更容易把自己的欲求扩充到极致。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也是欲求。如果这种向外的欲求不能被一种生命丘壑所承担,就会带来心理失衡。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会酸腐,会愤世嫉俗,会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欲求得不到实现而产生了心理落差。最近在大陆,机制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议题,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也有其正面功能;但机制的改造和人心的观照,这两方面应当取得平衡,过分聚焦一个,都可能适得其反。编者:您讲到知识分子,就关涉到本书引起热议的一篇文章,《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文章指出大陆知识分子过度关注制度方面的问题,问题能解决到什么程度不好说,但立即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一个效应是,这些人越大声疾呼,心态就越不平衡,结果可能是离他们理想的安稳社会越远。林谷芳:对这篇文章,其实我有些保留看法。仁明比我有更多儒家的味道,所以他笔下会倾注更多的社会关注;为了强调他自己的观点,虽然他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但还是用了一个全称的语气——“大陆知识分子”,这也是为什么该篇文章在大陆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但抛开这一点,把它当做多数样态来看,那么大陆知识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氛围。公共知识分子关注的社会议题,比一般常民百姓要广。按理说,应该是看得越广的人,心胸也越宽阔。但如果关注的议题很大,甚至无限延伸,而心胸却没有随之广大,反倒容易比一般人更加焦躁。知识分子因为关怀公共议题,因为比常人看得远而有忧虑,本是常态,但不能过甚。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其中的“忧”,还不只是忧一个天下之议题,更是有天下之胸怀。这两者之间要对称,否则就容易怀忧丧志、愤世嫉俗,不仅给自己的生命造成负担,甚至可能加速社会矛盾。我读仁明的文章,常会作两个设身处地的设想。其一是设想大陆读者的阅读感受,我想他们的反弹更多不是针对内容,而是出于情感。其二是设想我在仁明这个年纪,会如何去谈这些问题,语气是圆熟还是激烈?我是对大陆看得越多,越觉得中国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不会把话说死。其实仁明本可以把话说得更完备,但我这是求全之论了;也许仁明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剑,虽不能一击必杀,但剑路清晰,说不定能引发一些可能性,只是,这一击是否反映了自己的急,也还是要自我反观的。编者:人之所以有种种向外的欲望,是不是和物质文明时代下,人越来越少对生命的真实体验有关?林谷芳:在当代社会,许多欲望其实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好比手机,没有手机之前人也活得好好的,有手机当然不是坏事,但自从这个东西发明之后,的确不断刺激了人对手机新功能的欲望。这不仅有刚才说的思想背景的原因,它和“消费刺激生产”的资本主义逻辑也是一致的。当然,在群体社会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问题完全归咎于某种主义或观点;但在一个社会总和体里面,有没有作为中和的机制,是避免危机的关键。就比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虽然现在还很难估量信息时代的发明者于人心的正负影响,但两岸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乔布斯捧为英雄,对其逝世如丧考妣,对他创造出来的消费需要的两面性,却几乎没有任何反省,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于欲望的被创造是给予肯定的。再来说生命体验的问题。三十几年前,“知识爆炸”这个词首次出现,说明知识扩充给人类造成了巨大影响,发展到信息社会就更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虚拟世界得到满足,也就越来越远离现实的生命体验。以往是知识分子容易有这个问题,他们会把概念当实在,从而陷入戏论当中;如今更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沉溺在虚拟世界里,所以这个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了。我们一直说当代社会是多元社会,但因为信息渗透无远弗届,人人可以自由选择他要的信息,不必将自己暴露在一己不能掌握的实然环境里,从这儿来看,生命乃至社会反而是在趋于极度的一元化。而我们的文化论述总在倡导求新,年轻人在这样的鼓动下更加没有束缚,提供给他们的物质支持也比以前好很多,可是若论到生命的安顿和积累,那么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显然是不足以支撑的。要反转这样的现状,可以通过一些人文的作为,让人们多一些实际的生命体验,带着更多的觉醒回到实际生活,他们一定会发现其中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虚拟世界。现今的文化环境虽然不利,但这些严肃的对内在生命议题的论说,还是尽量要让想看的人看到。当有了更多觉醒的分众和个人,就可能中和一元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编者:那么在中国,要建立对物质文明和一元社会的中和机制,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林谷芳:这个问题我想先谈得远一些。我是教艺术的,过去我们上课,一定是先讲艺术理论,再讲艺术史;但现在教法不一样,顺序是倒过来了。为什么?说明我们看到,所有的美学都是历史的产物。即便像西方的思辨美学,想象可以抽离于美学现象去谈美的本质,这种观点其实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又说明什么?说明人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文化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文化为什么不能简单地进行移植,而需要有机地涵化?因为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验真理存在。人作为一个物种,当然有共通性;但随意把一个概念加上普世性,其实是很危险的,这样容易忽略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历史轨迹。我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活在这片文化氛围里,这土地和氛围都是历史的产物。只有接续这个历史,才能改变历史,而不是依据一个普世性的原理,就可以否定历史。每一个社会必然要回到自己的历史轨迹,去寻求它可能与当代发生的对应,其对应的样态不一样,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说西方理论不能简单移植过来为我使用,不是在否定这些理论的价值,而是说要让它和我们的历史作一个有机的结合与转化。可是近一百多年来,我们大体上是在用外来的理论看自己,把太多精力放在借用西方的东西来改造自己,以为西方文化是可以直接嫁接和引进的;太少尊重和遵循自己的历史轨迹,并思考如何从这当中寻得一条对应当代的路。中国尤其是个重视历史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人间性的,好处是一切不离人间,但坏处可能是缺乏终极关怀。中国人在终极关怀上的追求更多表现为一种历史感,通过历史的兴替起落,了悟生命该如何安顿如何扩充;历史的联结一旦不在,中国文化很可能就只剩现实性。所以说,西方文明传到中国,负作用之所以会那么大,一方面因为两种文化属性不一样,一方面和历史的切割也有关。中国寻求自己的出路,还是要回到自身的历史轨迹作思考。从这一点考虑,那么可以看到仁明的一些说法,正是从中国文化母体出发所作的诠释,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基点,没有这个基点,生命就很容易摇摆不定。我知道有些人对仁明有看法,认为他只讲结论,少有论理的过程;但仁明这样写是有道理的,因为观照有时不需要有那么严格的论理逻辑,它可以是一种直观和总体领悟。编者:有人说,在大陆,中国文化文脉已断。对此您怎么看?林谷芳:“文脉”也是一个全称的说法,而中国的民间是非常广大的。虽然文脉在大陆看似气若游丝,但并非已经断绝,而是不绝如缕。因为无论主流思想是否关注传统文化的接续,民间一直有着各种尝试。大陆的文化人要想在这上面有所作为,自身一定要先有生命的印证;如果只是空谈文脉,那谈到后来反而是要断掉的,何况,当前多数的论说方式也都不是中国的了。对仁明的文章,就不能当学术论文来点评,因为他写作的诉求点并非学术,而是与生命情境的对接。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作者近年来在两岸报刊发表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因目光犀利或直中心怀,逐渐引起热议,影响不俗。
文章分为六辑:“躁郁时代”、“台湾现场”、“志士修行”、“礼乐文明”、“文化兴邦”、“教育之道”,令人叹服地指出当今知识分子受困于理论牢笼、整个社会困顿于产业膨胀的现实及其深层成因,并指出这些问题如何造成精英阶层与民间大众的脱节,如何又殃及教育疾重疴沉;同时,作者又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命实感,给出走脱困境的可行之路,他的文字以士者情怀,允诺了一个安稳的现世,喜气的人间。
本书尤为难得之处在于,作者无论观察社会,针砭时弊,还是描摹世情,兼说文艺,皆从中国传统的母体出发。他寄身传统二十余载,终能与之相感相亲;于是他谈传统,能真切,能动情,能与生命相激荡,与现实相对应。他还原出我国传统最为光明且亲和的一面,如日出山谷,气象一新;如乡音悦耳,安稳人心。
作者简介
薛仁明,1968年生于台湾高雄县茄萣乡,祖籍福建漳州,台大历史系、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毕业。曾长期困惑于安身立命之道,十八岁时且因之休学半年。十九岁开始,有心于儒释道三家,关心的焦点,是文化之重建与生命之修行。
2009年4月,倾十年关注之力,出版《胡兰成·天地之始》;继而出版《万象历然》(2010年),被誉为“绝对大气之书”;随后《孔子随喜》(2011年)面世,还原孔子的活泼本色,有人称之为“使孔子出土”。2011年开始,陆续在上海的《东方早报》与广州的《时代周报》开辟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专栏,并曾在台湾最重要的两大报刊文化版面《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联合报·联合副刊》长期发表专文,影响渐盛,声名日广。读书人和知识界将越来越认识到,这是一位无法绕开的作者。
书籍目录
代序·回归历史的轨迹——林谷芳访谈
楔子·《人间随喜》缘起
壹·躁郁时代 [时代流弊,在于人心]
[躁郁]躁郁时代
[空言]现代学者太多,行者太少
[乖戾]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
[倨傲]请慎言“启蒙”二字
[迂执]一以贯之──忠厚者与聪明人之过
[骄吝]才情之外,才情之上
贰·台湾现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政界与社会]当美丽宝岛变成了综艺岛
[体制与现实]不患寡而患不均──从陈光标谈起
[精英与民间]隐性台湾与显性台湾
[民间与传统]星云法师与中国的人间佛教
[学界与文脉]中国文化在台湾?
[时代与青年]黄仁宇与宅男
[教育与教改]“零体罚”与台湾教改
叁·志士修行 [自心光明,是谓志士;对应生命,是谓修行]
[元气]万象历然──关于文艺
[欢喜]只因那光明喜气——我与京剧的初识之缘
[朝气]晚九朝五
[兴志]独占一枝春──从梅花谈起
[清澈]孔子的明知故犯
[气度]孔门第一护法
[格局]堂堂汉家岁月
肆·礼乐文明 [春风至人前,礼仪生百媚]
[人世静好]何谓文明?
[文明成毁]华夷之辨
[乐著大始]“乐”
[清严本真]凡中国乐器,皆是道器
[人情之美]台湾的传统底蕴
[唯诚唯敬]敬字亭与文化底蕴
[四时祭仪]祖父祖母,皇天后土
[沉静清和]法隆寺的黄土墙
伍·文化兴邦 [游于艺,志于道]
[文脉接续]文章华国
[天心人意]无心,以成其大──关于书法
[平淡天真]纷纭天地,寂寥宇宙──倪再沁老师与台北当代艺术馆大展
[温柔敦厚]帮胡适说几句心里话
[存神忘形]笑忘三国
[文化土壤]关于两岸读经
陆·教育之道 [使其虚心,使其滋养,使其扩大]
[师生印心]重建师生关系
[为人师表]当个神清气爽的老师
[端正寅畏]知所寅畏,始可言教
[尊师重道]“讲座”与“演讲”
[兴味盎然]游春涉险——关于阅读
[自在中学]薛朴“留学”
[颐养性情]食养山房,唱京剧
[耳濡目染]二丫头读三国
跋·我的书,我的老师
编后记·何以安心,何以为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自残,使得他,阴郁终身;这自残,使得他,无论再如何置身自然,皆无济于事;这自残,使得他,不管再如何欣羡禅宗老庄,终究只能缘而不入。说到底,太平洋盐寮海滨的风日洒然抑或阳明山平等古圳的林木葱葱,都只是孟东篱那抑制病菌的抗生素;而谈禅说玄,也不过是孟东篱暂缓病痛之镇定剂罢了!他的病根,始终都在。他晚年生理上是拒绝了,但终其一生,在精神上,他却彻彻底底是,带病延年。 正因为孟东篱的带病延年,使得他病急不至于猝然迸发,一如同侪王尚义之肝癌遽逝;也使得他病笃不至于缠绵难耐,一如晚辈袁哲生之自杀身亡。然而,尽管病状缓急容或有异,但是,三人之病根,同也;其自残,一也。 话说回来,这自残,又岂是单单只此三人之所为?数十年来,有多少文艺青年谈克尔凯郭尔、论卡夫卡、诵加缪、读萨特,那一张张年轻忧郁的脸,布满了相濡以沫的自残伤痕。而今,孟东篱已逝,存在主义也不再流行,但是,当下许多的文化人,新一代的文艺青年,尽管看来样式繁多、色彩斑斓,似乎更多元、更众声喧哗,但好多人的脸上,却忧郁依旧,仍然是布满了惶惑与苍白;这群忧郁之人,他们在写作、在展演;他们在演说、在讨论;他们在相濡以沫。 曾经,我也是这样自残着。大学时代,看西方艺术电影,看他们逼视着人类的困境,剖析着人类的无明,穷究隐微,探尽幽暗。于是,每回看完,撼动惶悚,心头下沉,紧紧揪着,再久也解不开;隔阵子,又看,又揪,又不能解。这是什么?这当然是自残。
后记
编后记•何以安心,何以为家?我能感受到,也许其他人亦能感受到,现下是一个乱象丛生、人心惶惶的浮躁时代,或者说,是个体生命饱受挤压又莫可奈何的艰难时代,因为,这就是如今的生活带给人们的真切体会。可是,在真切的体会里,并不一定有生命的真实。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还是可以做些什么,并且应该去做些什么,以丰沛我们的生命。那么,生命的真实是什么?生命的出口又在哪里?本书的作者,有人称之为“从山野里走出来的读书人”。一九九三年,为了解脱内心多年笼罩着的烦忧,他“走进了”山野,在台东县的池上乡做了中学教师;十几年后,他开始发表文章,这位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乡下人”(作者对自己的戏称),打一开始就显出不同的气象,其文被台湾尔雅出版社的隐地先生评价为“绝对大气”,同时,他的“走出”,也是从内心的困顿走出,体尝到生命的清安。让作者受益良多,也是他在本书当中着墨最多的,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说起这个词,如今我们会想到什么?中国文明是四书五经吗?那似乎是专业学者才会去深究和精研的;是笔墨书法吗?那似乎已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只视之为艺术;是中国戏曲吗?那似乎已是可有可无的鉴赏,我们与之隔阂甚深;或者是民间工艺吗?那似乎也逐渐失去承传,要悉数变为纸上文物了。今天多数国人对自家文明极其陌生,叹其浩瀚、却敬而远之。也难怪有人会感慨,文脉已断。上述这些学问,当然是中国文明,但中国文明亦可以是普通大众“习而不察”、“日用而不知”的淳厚民风。譬如本书《何谓文明》这篇里,有客问:“何谓文明?”作者答:“文明是路上有景致,人家有笑语。”昔日,又有胡兰成先生说过:“春风至人前,礼仪生百媚。”胡著《禅是一枝花》里,还有一段对这幅人世风景的颇令人追怀的描写:“小时我骑在舅舅肩上去街上看灯市,……弯到我舅舅家,是在僻巷,此地没有灯翠经过,连街上的锣鼓声亦不容易听到,惟家家门口挂一盏灯笼,篾竹丝编的透明油纸灯笼点的红烛,只觉是天下世界都在苏州城的灯节里。”处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即使对自家文明再怎么陌生,我想,对上述文字当中所蕴含的安稳现世、岁月静好、脉脉人情、悠悠怀远这层好意思,也多少能体认并感到亲切吧。然而,这种其乐融融、物亦有情的人世风景,现今已难寻觅,尤其是在现代化城市里。从这一点来看,即便不能下定论说文脉已断,但作为世风的文明可以说是隐去了。而我们一直在努力效法的现代西方文明呢?可以给我们一个安稳现世吗?看看现代世界,产业膨胀、商品泛滥,导致资源蒸发、生态失衡、人们忙迫不堪、人心为物所役,其弊日彰,有目共睹,自不待言。艰难时世,中国文明尚能复兴吗?或者换个更切实的问题来问,中国文明如何能让人受用?作者在这本书里,有颇多笔墨即在谈中国文明如何让他受用。按说,熟读胡兰成、拜师林谷芳、习儒释道已有二十余载的作者,本可以把中国文明谈得相当漂亮,但他的文章却显得很平实,不离于自身经验。他是做几分,谈几分。因为他深知,若不能知行合一,那么谈得再好,也只是戏论,误己误人。这是作者基于自己的生命经历得出的领悟。作者年轻时候,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写文章可以旁征博引、酣畅淋漓,似乎由此可以实现生命的提升和通达;然而,他怎么也摆脱不了愁闷,亦摇摆在各种理论之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在现实中受用,真遇事便不安稳。他那时有着知识青年常见的愤懑与烦躁。生命似乎越走越窄,他觉得浑身不对劲,便决定归于乡野。那一年,他来到稻米之乡池上,这里地处花东纵谷,夹居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青山幽幽,水田漠漠,他放眼这风景,觉得踏实,就住了下来。他又开始自修传统文化,静下心来听戏曲、写书法、读古书,浸润当中,便体会到其中的好。这般离于抽象思维,亲于自然,修身养性之后,他不仅摸到了生命的真实,对世间万象也看得更为真切。如今作者回首自己一路走来,自叹“幸甚至哉”。可叹如今尚有众多读书人,徘徊在理论与身心相脱节的虚假人生里;可幸如今想寻觅生命安稳的人们,可以从作者的现身说法里,得一些明白。从作者的书里,我体会中国文明好在哪里?好在且喜、且亲、且真的情怀;好在对应生命的真实不虚。作者说:“你看《论语》一开头,就是‘不亦悦乎’,又是‘不亦乐乎’……也让我们猛然惊觉,是呀!全世界又有哪个文明的根本典籍是如此开篇的?”这句话真是醍醐灌顶。唯有觉悟的文明,才有光明喜气。从这喜气,可见出中国人的通达,即便处于逆境也不会丧失饱满的人格精神,这就是真生命。而这喜气,亦肯定和允诺了一个安稳繁荣的人世间。这个“喜”字,就是我们的乡音,最容易唤起我们对自家文明的好感与回忆。中国文明里,不仅有与人亲,更有与物亲。这个亲,在贤者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里,在陌路人亦可悲喜与共的温情里,在温、良、恭、俭、让的厚朴民风里。甚而自然万物,也因为人的珍惜与寄情,生出融融情意。这一切,无论磊落人格、美好情怀、物亦有情,皆可见中国人从容有余的生命,不与境迁,因而真。今年农历正月,我去了向往已久的台湾,行程中安排了作者书中提到的美浓小镇,那里比较好地保存了客家文化。美浓人当真热情,令我感念。犹记得正月十五那夜,明月当空,美浓民宿的主人带我去参观当地人拜伯公的祭礼。主祭的人身着青衫,另有十几位乡民参与,似乎仪式里重要的不是什么具体的象征含义,唯寄托的是一份情思,而怀有这情思,他们便让人感到可敬可亲。听说,以前参与祭拜的乡民更多,而今天是美浓爱乡协进会的人,为了保存当地文化不至失传,会有意识地承办这些活动。我想象如果这场面更为喜气热闹的话,就好像昔日苏州城家家户户门前的灯笼,浸润在这似有若无的文明氛围和浓浓人情当中,定会给我一种家的感觉,一个使吾心安然的故乡。若论复兴中国文明之必要,其实也不必先比拼文明的高下,因为,那即是我们的家啊,忘失这个家,如何安稳人心?可是,中国文明尚能复兴吗?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心中给出的是肯定的答案,但理由却不大对题。不知为何,只是想到这片华夏大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我就认定中国文明只是暂时隐去而已。胡兰成先生有句话:“今日我与世人喜结同心。”(《心经随喜》)我们情同手足,念及这一点,心中的信念便不会熄灭;而有志者有心人遍在各处,正进行着各种努力和尝试。所以在我来看,中国文明是否需要又能否复兴?这个疑是明明白白的。但这个疑,却也难解。只是记录和保存中国文明,这个作为是不够的。中国文明如何能对应当下,接引大众,是需要今人发挥创造力的。本书作者发表第一篇文章时,已四十出头;今日向学、践行中国文明并致力其复兴的人们,且不急不躁,来想办法。这一课题,与追求梦想无关,不过是为了做些事情罢了。编者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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