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语新概念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作者：[德] 郎宓榭,[德] 阿梅龙,[德] 顾有信  页数：494  字数：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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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透过文化和时间而发生的知识迁移及其本土化，是个复杂而又多面的问题，其中最直接而关键的是“知识翻译”过程，即“将一种语言的具体部分（通常是某一文本）转化到另外一种语言中”。其间，受惠语要新创造或重新定义大量词汇以适应这种转换，且只有当其定义和系统价值被植入新的语境后，才能最终完成这一过程。晚清时代的中国汉语曾经经历了这样一个空前的创造和转化过程，并由此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吸收了大部分西学分支学科的术语，初步完成了欧美地区历经千余年才完成的跨文化知识迁移。来自德、法、英、挪、日、中等国的一批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从“作为词汇交流媒介的汉语”、“政治术语的输入”、“关于对应词的商讨”、“对新词汇新概念的使用”、“科学术语命名方法”、“语法”等六个层面考察了晚清著作中新思想新概念的产生及本土化问题，内容涉及近代中国政治学、逻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语言学、修辞学、哲学等学科概念与知识体系的嬗变及相关因素，是一部对近代中国史特别是翻译史、语言史、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对外关系史、社会变迁史等研究均有重要意义的专门名家论集。

作者简介

　　郎宓榭（Michael
Lackner）博士，1953年生，德国著名汉学家，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讲座教授，中东远东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汉学系主任，国际人文研究协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新思想史、中国现代科学语言史，以德、英、法等文出版过《梦森林：从明代<梦林玄解）透视中国传统思想》（1985）、《被遗忘的记忆：耶稣会士的记忆术论著--（西国记法）之翻译与评述》（1986）、《地图测绘的意义：晚清中国的新知与新学》（2004）、《十八十九世纪的跨文化接触与知识构建：非欧及欧洲探索历程的比较》（2004）以及“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系列研究”等著作。
　　阿梅龙（Iwo
Amelung）博士，1962年生，德国汉学家，法兰克福大学文化与语言系副主任、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近代中西科学知识交流史、中国科学史、黄河水利史，以德、英、中等文出版过《晚清洪灾治理：山东黄河，1851-1911》（2000）、《亚洲的自证讨论：以中日韩为中心》（2003）、《批判的态度：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2009）等著作。
　　顾有信（Joachim
Kurtz）博士，1964年生，德国汉学家，海德堡大学亚欧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化史、明清时期科学与逻辑交流史，以德、英、法等文出版过《发现“中国逻辑”：20世纪的话语谱系》（2003）、《亚洲的自证讨论：以中日韩为中心》（2003）等著作。

书籍目录

总序
致谢
撰稿人
引言
笨拙的媒介？
汉语术语：论偏见
语言接触与词汇创新
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19世纪西方概念和汉、日语的整合
政治名词
自由、民主、总统：晚清中国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
“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晚清译词从“夷人”到“外国人”的转换
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权力”与“权利”
探索等义对应词
逻辑学·一个两方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
河语词犷“机器”与“机械”的历史探究
重与力：晚清中国对西方力学的接纳
用本土词汇翻译
严复及翻译家的任务
谭嗣同思想中的自然哲学、物理学与形而上学——关于“气”与“以太”的概念，
傅兰雅和徐寿的化学术语翻译新探
各争雄长的命名法
打造专业术语：以19世纪的英汉词典为中心
论数学术语：19世纪中国的跨文化交流
植物学术语的形成路径：一种模型还是个案？
变异的文法
跋尾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已出书目

章节摘录

　　需要指出的是，协助林乐知编辑《万国公报》的中国人沈毓桂（1808-1907）等人，以及写诗赞颂格兰特的郑观应，他们当然知道“总统”和“皇帝”之间的区别，但原有的思维习惯使他们认为，不使用“皇帝”一词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崇敬之情。因此，尽管清楚地知道讨论的对象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皇帝，但还是要当成皇帝来说。　　从知识史的角度看，“自由”、“民主”和“总统”三个概念，是与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民主理念不可分离的。中国社会对这些概念的翻译和使用，与其对议会制度和民主理念的感知、理解紧密相连。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知识界对美国式的民主制完全不了解，所以，当他们谈论到美国政治体制和美国元首时，便很自然地使用歧视性词汇，如“部落”、“头人”、“大酋”。鸦片战争后，随着对欧美国家认识与理解的深入，他们发现无论是“酋”还是“皇帝”，都不是称呼美国元首的恰当词汇，于是，他们开始使用音译的词汇如“伯理玺天德”，或意译的词汇如“总统”。　　对于“自由”、“民主”这些表示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词汇，晚清知识界则很少创造出音译的词汇。他们没有像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和徐光启（1562-1633）那样——将拄丁词metaph ysica（形而上学）和philosop hia（哲学）音译为“默达费西加”和“斐录所费亚”——而是一如既往地使用中国的旧有词汇（用“德莫克拉西”和“德先生”翻译democ-racy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出现的）。但中国旧有的词汇有相对固定的含义，不可能与西方相应词汇的词义完全匹配，因此一经使用，就很容易被人们从其原有的汉语语意去理解。例如，“自由”一词就常常被视为“自由自在”、“无法无天”、“放荡不羁”，而这都是为中国传统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之前，中国的知识界很少宣传“自由”的思想。例如，陈炽（1855-1900）虽提到了“自由”，但又赶紧表白：“自由之说，此唱彼和，流弊已深”，万不可行。①　　“民主”是另一个有关中文语境的例子。在对惠顿《万国公法》的翻译中，丁韪良清晰地按“民主国家”的意思使用了“民主”一词，但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按照传统的“民之主”的意思进行理解，如所谓“大美国民主华盛顿”之说。仅从字面来看，“民主”一词固然可以被理解为“民为主”或“民作主”，并与“君主”一词形成鲜明对立，但事实上其传统的意义常常掩盖了新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