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哲学的探索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刘述先  页数：288  

前言

　  自序　  去年（一九八四年）我答应学生书局编一本文集，里面收入一部分从未在台发表过的文章，想必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书名就叫做：《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原定的第三部分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总共选了七篇文章，哪知后来临时决定原定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单行出版，这一部分没有可能单独出书，因为分量差得太远，必须另选材料，重新编过才行。但我在这一年内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及此，一直到最近才找到时间做这一件事情。连同以前的七篇东西，我一共选了二十篇文章，次序也重新编排过。现在仍然分为三个部分：　  （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二）比较哲学信息的追寻。　  （三）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　  在第一部分之中，我保留了原来选的头五篇文章，次序也没有变动。另外加上了一篇《哲学教育改良刍议》，这就是现在的第一部分的内容。而吕武吉的访问稿与《从民本到民主》这两篇文章，则挪动到现在的第三部分去。以此，我的序言除了保留原来的小部分内容之外，也得通盘改写过。照现在的安排，除了第一部分只有六篇文章以外，第二与第三部分都各有七篇文章，现在就让我来简略地介绍这些文章的内容，以及整本书的组织结构。　  在第一部分所收的六篇文章之中，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在文中我用钱学森、马思聪、老舍、郭子加等具体的例证来说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　  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绝望，他们以一种严肃的心情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前途、世界哲学的危机探求一条出路。　  在这样探索的过程中，心理的负担不免过重，有时不免发为过分激越之辞，以致文化论战不幸演变而成为文化骂战。我在香港《大学生活》发表《文化论争的回顾与批评》的两万字长文，是应编者所请，对于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三两三年间在台发生的文化论战的述评。这篇文章照顾得比较全面，文字写得富有趣味性，据说当时为杂志的销路增加了一倍。但不巧的是，现在早已停刊的《大学生活》在当时不能进口，所以在台读者只能由引文之中看到一鳞半爪，缺少机会一窥全豹。如今虽然事过境迁，重印此文，仍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回顾。　  一九八一年在杭州举行的宋明理学会议，特意请了海外的学者回去参加。怀着极端复杂的心情，我去参加了这一次历史性的集会。由于与会的几位海外学者多不习惯听南腔北调的方言，也不像我那样习惯于用中文写作，出来之后只有我写了一篇全面性的报道。据说这篇文章在国内的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震荡。在文中基本上我肯定了中国学者对于学术的真诚与努力。我发表这篇文章时只想到我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永远不再会有机会，回到自己祖国的土地去访问了。哪知后来海外回到国内访问的学者带回来的消息却令我大出意外。有些国内的学者竟然坦白承认，我对他们的批评恰中要害，这倒有些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终于想通了：原来国内学者最怕海外回去的“歌德派”胡乱吹捧一通，给他们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后果；只有海外的学者善用容许给他们的自由，不去做没有骨气的应声虫，豁了出去，仗义执言，这才能够替国内学者说出一些他们内心想说出来的话，为他们稍稍破除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争取到些许合理的权益。　  奇怪的是，正由于我的坦白直言，反而帮助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国内出来的学者建立了一种纯粹的学术上的关系与友谊。在一九八二年的夏天，檀岛举行国际朱子会议，海峡两岸的学者有了初步的接触与交往，前年（一九八三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第十七届世界哲学会，彼此又有了进一步的对话与论辩。我在《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纪行》这篇短文中有一简单扼要的报道。国内学界经过“文革”之后，如今正在逐渐复苏的阶段之中，自由世界的学者与他们打交道，尽可以理直气壮，不会有任何自卑感。而要把真正的学术引进国内，这正是我们对中国未来一线希望之所系，不可因某些方面的分歧而切断了两方面在学术交流上面的联系。　  但今日我们要面对的严重问题，还不仅在我们自己学术界的不上轨道，老是建立不起客观的标准，世界哲学在近年来也展现了一种危机。此中所牵涉的问题，在我与联合报副刊编者对谈的记录——讨论“当前哲学的危机”的短文中，有一简要的撮述。美国近年来已经感觉到人文教育的日趋下游，造成了整个教育的危机，哲学界更在积极寻求因应之道。我对当前哲学应有的改革有一些想法，也有一些建议。《哲学教育改良刍议》一文在台港两地发表，并没有得到很多反响，这是一个征象，要脱离目前的困境，还有待于不可预见的未来。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比较哲学信息的追寻。中国在过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到现代则无疑是落在西方以后，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往西方去追寻。即使是当代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也是因为由康德、黑格尔处吸收了新的资粮，才能够突破传统的窠臼，打开了旧时代的经生家所梦想不到的视阈。我在六十年代到美国去留学，有幸得列魏曼教授（Henry Nelson Wieman）的门墙。在我出国以前，几乎对于当代西方的神学与宗教哲学一无所知，而魏曼也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没有什么认识。但我感到他的思想的信息与我们“生生”哲学的传统息息相通，却是用一种完全现代的方式表达出来。两年之间，我们有不少“创造的交流”（Creative interchange）的机缘。由一个比较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与现代分别的优点与限制。一九八四年八月南伊大有盛会庆祝魏曼教授的百年诞辰。我因要赴台参加第一届世界中国哲学会议，所以不能与会。但我撰文论“魏曼和中国哲学”，中文版发表于纽约出版由《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担任主编的《知识分子》创刊号，文字稍有改易，这里仍照我的原稿发排。另外我检出一九六六年所写的一篇短文《魏曼教授的思想与人格》，以及他的自传的译文，也一并印在这里，作为了解他的思想的背景。　  科普勒斯顿（Frederick Copleston）以他英文著述的九大卷的《西洋哲学史》闻名于世。他和魏曼的情形不同，魏曼对于东方哲学毫无兴趣，科普勒斯顿则参加了一九六九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五届也即最后一届的“东西哲学家会议”。但仍然令我诧异的是，一九八○年他应邀作“吉福特讲座”（Gifford Lectures）竟然讲“宗教与一”而以“东西哲学”为副题，我所没法想象的是东方哲学在他的思想之中会占这样大的比重。令人感到难能可贵的是，科普勒斯顿是位神父，但他对古往今来各种流派的哲学都尝试用客观平静的态度来了解。就当代来说，他既和分析哲学展开对话，也兼及欧陆存在主义一类的哲学，后来更扩大范围到东方哲学的大传统。他的态度是极审慎、非独断性的，一贯采取低姿，但仍然提供了一个比较哲学的大架构。我写《科普勒斯顿论宗教与一》一文，讨论了科普勒斯顿的睿识与其限制所在。　  由一九六六年起我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担任教职开始，由于职业的需要，与同行的学者交流，每年总得参加两三次会议，像美国哲学会中西部的年会、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以及其他特别的会议，像一九六九年的东西哲学家会议之类。但我从来对于开会并不很热衷，只是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由一九八一年起担任中文大学的哲学讲座教授以来，因为地区偏远，旅行费时，不是有必要，并不随便出去参加会议。我自己的原则是，一定要提出论文，言之有物，与我自己的兴趣有密切的关联，这才答应与会，否则一概予以谢绝。哪知由去年暑假到今年暑假，虽然辞谢了好多次邀请，结果仍然参加了一连串的会议，而且自己也负责组织了两次国际会议，十一月间还要回台大参加为庆祝母校四十周年校庆而举办的国际哲学会。我自己不得不解嘲，戏称一九八五年是我的开会年。但自己的确努力用中英文写了好几篇论文和报道，相信时间和精力没有浪掷。而且有些特别组织的会议实在很有意思，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由这部集子里所收的好几篇文章之中可以看得出来。　  其间倒是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值得一记。去年西德汉斯？孔（Hans Küng）教授写信给我，说由秦家懿教授（Julia Ching）的介绍，希望我为一个欧洲的国际神学杂志Concilium写一篇由中国的观点看耶教的信息的文章。我回信给他，实在抽不出时间写这篇文章，但若到今年三月在中文大学开过了国际哲学会之后，他还找不到适当的人的话，可以再写信回来一试。等到我为诸事忙碌，已把这事淡忘之后，哪知就收到他的来信，由于种种原因不凑巧没找到人，仍盼我勉为其难为他们的专号（“世界宗教与耶教”）写这篇文章，免得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我只得利用短暂的时间空当，把文章用英文写出来寄给他。不想他十分欣赏这篇文章，寄了他的书和文章回报，倒是我的一个意外收获。这篇文章并译成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以及荷兰文同时发表。汉斯？孔是世界闻名的天主教神学家，他的说法不为教廷所容，竟然逼他辞去讲座。照《时代》杂志的报道，他最后一次演讲，有成百上千的人在教室外面听他的播音演讲。我是在这件事发生以前，他的学人团体途经香港去国内时与之见过一面。我由中国的观点对于耶教的信息有相当坦诚的批评，他不只不以为忤，反而予以谬赞。将来世界各哲学宗教信仰间的对话必定要依靠一些有广大胸襟以及自由思想的人的努力，而这样的潮流不是一些思想僵固的死硬派所能堵塞得了的。凑巧今年上半年汤一介、乐黛云夫妇两位教授先后来中大访问，为了《国学集刊》创刊号向我索稿，我就答应把此文的中文版写出来交他发表。显然这是一篇由比较的观点写出来的文章，然而集刊迟迟未能出刊，故在海外先由《九十年代》发表。　  无疑，今年三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哲学会是有强烈的比较意味的，主题是：“和谐与争斗”。这是中大哲学系有史以来举办的最大的一次国际哲学会议。我们的目的是要办一个真正的哲学会议，而不是一个汉学会议。故此我们的论文可以先各讲各的，最后才互相交流切磋。这个策略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参加的学者来自四大洲：欧、美、澳、亚、海峡两岸都有代表参加。最突出的个例是名满天下的阿培尔教授（Karl-Otto Apel），他非常熟悉欧陆的解释学和英美的分析哲学两个大传统，对于中国哲学的了解则是十分有限。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类性质的会议，为他的视阈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向度，而他也对大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其余来自海外提论文的学者也多是一时之选，如韩立去（Dieter Henrich，慕尼黑、哈佛）、史密斯（John Smith，耶鲁）、中村元（日本）等，华裔学者与我们自己的同事则提供了有关中国哲学，包括儒释道等不同的观点。会后我写了一篇一万字长的“剪影”，对于这个十分特别的会议，有相当详细的报道。　  从我青年时代开始弄哲学，就一向采取比较的观点。在大学读书时，曾经深深受到方东美先生的影响，所以这次母校校庆的国际哲学会，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比较哲学”这一组。我的论文是上个星期才脱稿的。正如我在文章一开始时就说明的，这不是一篇一般性的学术性的论文，乃是一个长期从事比较哲学的工作者在探索的过程中，感受到一些问题，也有一些亲身的体证与个人的意见，愿意借母校创校四十周年纪念这样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场合，在国际中国哲学研讨会上提出来，与大家一同切磋。这篇文章讨论了方法论的问题，并举了两个实例说明——有关宋明儒学以及有关科学、民主、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这就直接关联到第三部分的主题：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　  有关传统和现代化的问题是没法子加以单纯的处理的。据说殷海光先生在出国访美之前是一位狂热的西化派，去了美国短短一段时间之后，在通信报道之中却宣称，美国竟找不到像他自己这样的思想家。由此可见，我国的学者实无须用其自卑。在今天这个伟大的转型期间，客观学术传统的建立固然刻不容缓，在这方面我们自必须要向西方学步，急起直追。但更重要的却是哲学睿识的探索，在这一方面，我们的觉醒，以及对于问题的迫切性的感受，可能由于近二百年来民族经历的内忧与外患所造成的苦难远胜于西方的关系，甚或还超越过西方。　  美国哲学的危机与我们根本不同，由于社会长享太平，哲学研究不觉竟然走进象牙之塔里面去，晚近才有必须改弦更张的呼唤。我们却从来没有得到半点喘息的机会。多少年来我一贯相信，必须要改造传统，与现代结合，前途才能显现一线曙光。新加坡大学高级讲师吕武吉博士在蒙特利尔给我做了一次访问：“谈儒家传统与现代化”。这篇访问稿可谓指点了我自己对于这一个问题思考的方向。　  温故以知新，我们必须掌握传统的精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才知所取舍；哪些是传统之中已经死去的部分，哪些是传统之中具有万古常新的意义的部分。我把《宋明儒学的特质与其现代意义》一文选在这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宋明儒学相对于先秦儒学而言可说是开创了一种“新儒家”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是宗奉儒家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受到由印度传入的佛家思想的重大冲击之后的一种回应，那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传统的一种文艺复兴。　  但是，不幸的是，中国文化进入现代还要经过一次更严峻的考验。清人入关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西方采取了一种闭关自守的政策。结果正当西方的科技突飞猛进，产生了工业革命之际，中国却一任其旧，以致造成了一个积弱落后的局面，由十九世纪以来，饱受帝国主义的侵凌，几乎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儒家思想似乎在清初便已慢慢丧失了它内在的生命，戴震曾强烈反对宋儒以理杀人；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更以打倒孔家店为职志，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儒家的思想还有复兴的希望吗？抱残守缺之辈，在新思潮的冲击下，显得苍白无力，旧势力像摧枯拉朽一般地被打倒。然而也有少数有识之士，一方面企图卫护传统的睿识，另一方面也愿意与时推移，推陈出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更新自己文化的生命。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当代新儒家的思想乃应运而生。　  我写《当代新儒家的探索》一文，是应老友傅伟勋之约，为他主编的《二次大战后世界宗教运动》写有关新儒家的一章。事实上当代新儒家究竟包括哪些人物，至今并无定论；他们彼此之间的意见也很分歧，莫衷一是。为了方便起见，我把注意力只放在哲学方面，选了四家，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介绍了他们后期的思想，并加以批评反省，指点了对未来展望的方向。这篇文章先以中文起草，然后才写成英文。中文版发表于《知识分子》一九八五年秋季号，这里文字有少许改易，故仍照原稿发排。　  香港的《百姓》出了一本集子《生命的奋进》，选录了当代新儒家几位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四位先生的作品，大体是有关他们学思过程的自述，写得比较生动活泼，对于热心向学的青年人最有益处。我为这部小书写了一篇序言，为了某种原因，在出版时删削了二百多字。现在重印此文，也照原稿发排。　  从去年十月起，我开始担任新加坡成立不久的“东亚哲学研究所”的学术顾问职务。近年来，新加坡大力提倡宣扬儒家伦理，决定在中学教这一门课程，作为六七个世界宗教科目的选项之一。在海外学者余英时、杜维明两位教授的帮助之下，编写了中学三四年级的教材，讨论了君子的模楷，仁义礼智的德目，大学、中庸的文献，儒家的人性、自然、政治、历史、艺术的观点，以至内圣外王、天下大同的理想。但却语焉不详，教师也缺乏适当的参考资料，所以我提议邀请当地和海外的学者对于这些题目作深入浅出的解析，将来出版论文集，对于各方面都有益处。会议引起当地报纸、电视、电台的重视，也引起了许多猜测，我写了一篇一万字的长文报道这一次会议，新加坡这种企图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实验是值得我们密切加以注意的。　  我个人一贯的看法是，在改造传统走向现代乃至现代以后的过程中所碰到的困难是不可以轻忽过去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阻碍更是极端地难以克服。一九八二年七月底《中国时报》邀请了海内外共十九位学者在宜兰的栖兰山庄开会，主题讨论“近代中国的变迁与发展：人文及社会科学的探索”。那几日正好遇上了台风，对外交通一度断绝，晚上没电，点上了蜡烛，连同到会采访的记者与工作人员一共二三十个人，大家挤在会议室内，夜以继日地开会，严肃地讨论问题。我宣读的论文：《从民本到民主》，指出中国过去只有民本思想，缺乏民主思想，从民本到民主需要经过一个极端困难的脱胎换骨的过程。我的文章所传达的涩味正和外在恶劣的气候互相配合着，这实在是一次令人毕生难忘的经历，然而最后终于风止雨息，我们无意外地安全回返到文明的怀抱。由此而令我得到了一项启示：只有真正不闪避地认识到我们的困境，才能够探索寻觅到契机，来超越克服我们的困境。　  最后一篇短文《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向往》，是我应香港《百姓》半月刊编者之请，对于三周年纪念特辑所定专题“什么是中国国情”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个回应。我们必须明白肯认，“民主”意指现代西方式的建立了三权分立、投票选举制度的民主；“社会主义”旨在防范资本主义、特殊集团势力的过分膨胀，而要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中国式的”是要顺应中国本身的国情，找到实际可行之道来实现这样的理想。总结来说，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让个人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体现自己的生命内在本具的价值。这一条道路是艰难而遥远的，讲起来真有点像是乌托邦的幻想。但潘多拉的盒子里最后跑出来的就是只有极微弱的呼声的“希望”，在它的鼓舞之下，只要人类一天不灭绝，在未来的成就仍可以是无限量的。　  一九八五年九日十六日改写于香港中文大学　  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定稿

内容概要

　　儒学与当代书系旨在重彰儒学传统在新世纪社会变革中所应处的地位与中国传统思想核心价值的重新阐释，借此使儒学及传统文化资源能够为当下中国提供思想给养与文明薪火。目前该书系包括牟宗三文集与刘述先文集两种。

作者简介

　　刘述先，原籍江西吉安，1934年生于上海。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东海大学副教授、南伊利诺大学哲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特聘讲座教授。以“传统思想的疏释”、“传统与现代接合的构想”、“系统哲学的探索”为治学重点，立志建构“一套哲学，一方面继承中国哲学的大传统，另一方面又能面临现代的挑战”。著有《中国哲学与现代化》、《大陆与海外----传统的反省与转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探索》、《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等。

书籍目录

第一部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二、文化论争的回顾与批评
　三、中国国内哲学界的两难局面
　四、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纪行
　五、当前哲学的危机
　六、哲学教育改良刍议
第二部　 比较哲学信息的追寻
　七、魏曼与中国哲学
　八、魏曼教授的思想与人格
　九、魏曼：“我的理智发展”
　十、科普勒斯顿论宗教与一
　十一、由中国哲学的观点看耶教的信息
　十二、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哲学会剪影
　十三、有关比较哲学研究的一些批评反省
第三部　 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
　十四、访刘述先教授谈儒家传统与现代化
　十五、宋明儒学的特质与其现代意义
　十六、当代新儒家的探索
　十七、《生命的奋进》序
　十八、新加坡的儒家伦理研讨会
　十九、从民本到民主
　二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向往
　　

章节摘录

　  第一部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现代人已经够惨的了，工业革命逼得人离开了土地，造成了连根拔起的一代。现代的中国人更惨，除了一样要经历现代化的阵痛外，还要担负起沉重的历史包袱，内心有抑不下的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凌之下深切的民族屈辱感，个人得要忍受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现实命运。好容易花果飘零，在海外谋得一枝之栖，乃至在国际上薄有声名，表面上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却掩不住内心的落寞和憔悴。午夜梦回，不免有“天地虽大，却无我容身之地”的感受。只要让我们看几个实际的例子，就很容易明白我所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究竟是什么！　  美国《展望杂志》（Look Magazine）在关门之前曾经刊载了一篇细说钱学森的好文章。那时正当美国重新谋求打开中国国内的禁地的时机，美国人是在强烈的罪己的心境之下写出了这样的文章。当年钱学森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中国学者，他在美国取得高级学位之后根本无意留在美国，立刻束装返国。那时有人提议请他做大学校长，但因为他太年轻又没有经历而不肯任用他。不久内战的烽烟弥漫，钱学森仓皇携眷返美，任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他纠合一批“疯子”同志，研究发展火箭的可能性，据说一次实验不慎，曾经炸毁了实验室。　  钱学森的才智和贡献是无法抹杀的，他在尖端科学的研究上有着骄人的成就。然而在社交上他是完全孤立的。他可以支高薪，但是他想在高级住宅区购屋，就立刻遭到歧视的待遇。只有一位老教授善待他。老教授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俱乐部的会员，有经常性的聚会，参加的人都游戏式地采用代号，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作高度理智层面的议论和谈话，极少涉及现实政治。老教授邀钱学森入会，他既欣赏钱的才华，也要靠他接送代步；钱喜欢这种聚会的气氛，这里没有种族歧视，也是他唯一被接受而最接近他自己的行业的社交圈子。　  不幸的是，麦卡锡时代来临了。钱学森久居异域，既没有返回自己祖国的可能性，他的研究涉及高度的军事机密，自然而然有强大的压力迫使他入籍美国。显然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内心挣扎，但却并没有经过真正的深思熟虑，钱学森提出了入籍美国的申请，到了法庭，要宣誓效忠美国时，法官问了他一个问题，没法欺骗自己的良知，钱学森竟然缺乏现成的答案，只得要求延期，过一个时期想通以后，才能回答这个震撼了他的心灵的大问题。原来法官问他的问题是，如果美国和中国作战，他将效忠哪一边？这使他碰到了一个两难的情况，委实不知要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才好。等到他想清楚之后回到法庭，他的回答却不能够使得法官满意。他的答复是，如果美国站在正义的一边，他就帮美国，否则他就帮中国。自然而然他的申请入籍被打下来了。　  钱学森得不到美国的公民权，就没法看到许多机密资料，根本无法继续他专行的尖端科学的研究。他心中的郁闷是可以想见的。他曾申请离境，但也惨被否决。原来一位识货的情报人员在他的档案上批了这样的断语：这个人绝不容许他离境，否则宁可将他处死。这样钱学森郁郁不得志在美国干耗了好多年。好在美国的变化快得很。在一次机会中，中共与美国协议，彼此同意交换一批问题人物离境。幸好那位情报主管早已调职，钱学森这才得到机会归国。回国内时他带了好多箱文件，每一箱都被打开来仔细搜查过，结果都不过是些过时的东西。钱学森憋了一肚子的气，回到了中国国内。短见的美国人看不见的是，钱学森带走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那些过时的文件，而是他的头脑。又过了一段时间，中国有了原子弹和火箭，这些都是钱学森和他的同僚的心血结晶。写文章的美国作者叹息说，这乃是钱学森对美国的快意的报复。　  且不说美国人在自怨自艾，为什么让种族歧视、政治迫害逼走了可以对自己有用的人才。但钱学森的真实故事并没有写完。他让中国人在世界上得以扬眉吐气，这是他的骄傲。但他在中国国内经历过“文革”，他内心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呢？无辜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他自己算是侥幸躲过了浩劫。然而长年与外在世界切断，难道他不愿意和西方世界的精英分子互相交通，通力合作，为科学开创出新天地？究竟谁能够探得他心头的隐痛呢？　  另一个实际的例子是马思聪。他不只是著名的提琴手，也是位作曲家，经常收集民间的素材，作为他创作的泉源。他被“左”派力捧为人民的音乐家。国内解放之后，他被聘任为音乐学院的院长，当然实际的院务是由干部担任的副院长负责，他自己只搞他喜爱的音乐，生活上倒是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有座车，有用人。不幸的是，他根本缺乏政治的敏感性。有一天，他的儿女警告他，已经在外面看到批斗他的大字报，但他还茫无所觉，照常到学校去上班。结果被困在办公室，不许他回家。落地的长窗一无遮掩，让大家看这个骑在人民头上的音乐家的嘴脸，正像动物园的铁栏内关着的动物，不得不忍受着失去理性的群众的侮辱与笑骂。据说可能是由于刘少奇插手干预，算是救了他，把他下放到一个偏僻的所在，才得以免除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这一下他才真正的梦醒了，终于用尽方法，筹到了一笔钱，买通了关节，由渔船偷渡出来。　  但是除了《生活杂志》的访问之外，马思聪在美国变得默默无闻。这些年间，他究竟到哪里去了？他的提琴演奏在美国是排不上名的，而且早已被下一辈的人所取代。他的作曲风格与美国当代的风气格格不入，引不起反响。最悲惨的是，切断了他和祖国的关联，他的创作缺乏了泉源。除了有保证，离开了祖国的儿女不会受到再一次的“文革”惨祸的命运而感到心中欣慰之外，他心头的落寞与悲哀又是怎样去衡量呢？　  如果说钱学森和马思聪还算是福星高照，比较幸运的话，另外有许多人就不是那么幸运的了！譬如说老舍吧。国内解放之时他正在美国，但他深知道一个中国文人在美国生活会是多么的辛苦，而且当时的他必定对中国的前途还存有无限美好的幻想。他是完全出于自愿主动回国的。归国之后他一直做顺民，一度传出消息他名列四大无耻之一，排名在郭沫若的后面。但这挽救不了他悲惨的命运，在“文革”时他受到猛烈的批斗。有一天他出去被斗争，再没有回家，尸体在湖里捞起来，老舍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这是一个没法解开的谜。他的未亡人相信他是被谋杀的。现在老舍倒是得到平反了，他的著作改编成的电影《骆驼祥子》最近在香港上演，但老舍已看不到这一切了。　  再说留居海外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那时由于受到海外各种运动的冲击，一个劲儿要回去为祖国服务，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郭子加。郭子加在芝加哥大学得到数学博士学位，就一直想尽办法要回去。他到过英国，到过法国，没一个地方可以安顿下来，最后终于得到机会回国，哪知却撞上了“文革”！他的专长完全发挥不出来！只让他教最粗浅的算学，他受不了，只有让给也拿到博士学位的太太去教。这个样子下去怎么得了！但是他自己居然还没有过离开的念头。后来郭子加先在香港教了几年书，但还是放心不下。最后在澳洲申请了一份工作。但是澳洲那样的地方，大片的沙漠，坐火车五小时，抬头看窗外依然是同样的沙漠景色。据说因公去澳洲，住在首府的日本人待久了就会感到要发狂，更何况不甘寂寞、喜爱群集的中国人。要把自己的子女变成一个陌生国度陌生文化的国民，这是何等的牺牲！他们将来会遭逢到怎样的问题，谁又能够预料？上帝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抉择！据说郭子加又开始在热心接待国内来访的学者。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谁不愿见中国国内搞得好一点，把知识水平提得高一点。　  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弱点，这不容讳言。但他唯一的价值是在知性的真诚，他必须有充分的自由来从事他所擅长的学术研究，而他必须被容许来发表他自己的真诚的意见。而一旦知识分子于外在强大的阴影笼罩之下，不敢吐露他自己的心声，最高的愿望只不过是明哲保身，苟延残喘，那么他对国家民族就做不出他应有的贡献，他的短暂的安全终不过只是短暂的安全！他也就终摆脱不了他的困境。然而“中国”与“中国人”，或者是应该得到一个比这较好一点的命运吧！　  （原刊于香港《九十年代》总第一七三期，一九八四年六月）　  二、文化论争的回顾与批评　  ……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刘述先先生的思想较为平实客观，此书值得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