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朱东润  页数：262  
Tag标签：无  

前言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斡《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繁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1943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入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1943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惟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地繁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的笨重。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择和持论的不能中肯。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的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的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的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的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惟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的传记，还是非常地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1941年的秋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伟大了，但是他的伟大的场所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的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的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的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的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的影响下面，对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的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但是，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    第一，届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的人格。但是关于居正的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笔记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不敢轻易采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    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的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繁重、琐屑，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的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的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的运用，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的精神。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知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说少了，他们不会明白；说多了，他们会嫌烦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的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以外，竞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的著作，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通例。一个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的作品以上。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的一切踌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的真相。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的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    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词。    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铭的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的偏见。韩愈论张巡、许远的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的编次，也不一律。假如全体都用编年的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以史料的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牍的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年之中，还不免有些分类的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为居正人阁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为人阁以前的作品。书牍十五卷，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高二人有关的书牍；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    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的标题。嗣修自言：“先公书牍，自旧记室所携来，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而手泽完归，考其年月，似裁答俱无恙也。或有举其官，缺其号，或有举其号，缺其官，或官号俱备，或直举其讳，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嗣修认为书牍标题，出于居正口授。其实这是一句遁辞。    书牍十三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有《答蓟辽总督张崌崃书》，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及居正殁后，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诸如此类，可举者尚多。一切看出书牍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但是标题方面，还是非常凌乱；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则不可考。    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所谓“编年”，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注明某疏、某书作于某年某月，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编年的作用，实际还不能充分，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比诗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单独推求的，已经便利了许多。    要为居正作传，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这一点点。倘使看到《明实录》，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倘使看到同时诸人的文集，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但是没有办法，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的空虚。我感到彷徨了，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但是还有一些眷恋，终于竟把这本传记写成。    这是为的什么？我认定传记文学的写成，不完全是材料的问题，同时还有写法的问题。蒙尼辨耐的《狄士莱里传》写成六大厚册，一百五十万言，在材料方面，可称毫发无憾，但是莫洛亚的《狄士莱里传》继此出版，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华盛顿早年的日记，直到最近方始发现，关于他早年的恋人，还无从确定名姓，但是华盛顿的传记，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并没有因为材料的不完备而停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知道有一个“至善”，也知道这个“至善”是无法完成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至善”的努力。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未免朦胧一点，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人物不能不算伟太，只要传记文学的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    其次关于文字的方面。我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但是在写的时候，常时感觉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需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憾。后来写《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的不谐和，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的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风气，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觉得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罢。    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项羽本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这是两个人的对话。项羽要杀宋义，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其后鸿门之宴，项羽、范增、项庄、沛公、张良、樊哙，都有说话，文字非常生动，尤其是樊哙入见的一段，项羽按剑说：“客何为者？”这是问樊哙的，偏偏樊哙不答，张良说道：“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项王才说“壮士，赐之卮酒”，这又是吩咐侍从了。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使人感觉异常地活跃。    这个写法，在小说家手里，成为最好的工具。现代传记文学家也常时采用这个写法。但是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从前人记对话，往往不用活的言语，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    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曰：“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曰：“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日：“死不足赎。”“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曰：“用杨、沈正欲抵死。”徐阶曰：“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    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法的。明白一点说，从前人把白话翻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这一类翻译的方法，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工。’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这是一段诘屈聱牙的文章。太史公《五帝本纪》便完全改过了，我们看到：“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欢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过一番翻译功夫，文字便非常地通畅。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们把谷应泰的文言，翻回白话，一定不会感到诧异。    在把文言翻回白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而不是翻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我们对于明代人的说话，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用现代特有的语汇，不会用现代变质的文法，不会用现代稗贩的幽默。在这几方面加以注意，也许可以得到明代人说话的大概。稍为困难的是明代帝后的说话。封建帝后早已随着时代而消失了，我们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他们是和普通人一样地说话吗？还是同剧本所写的一样，平时也是称“孤”道“寡”吗？从我所见到的，大致他们还是和普通人一样。    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说过：“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神宗自己也说过：“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这都是极普通的说话，我们可以从此看到帝后说话的大概，在叙述对话的时候，也有一个根据。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下许多对话的记载，如《谢召见疏》、《召辞纪事》、《召见纪事》、《召见平台纪事》、《送起居馆讲记事》、《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在记载的当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对话写成文言的时候，但是最大多数都能保存当日的语气，即如《谢召见疏》记隆庆六年六月间居正奉召入朝以后，神宗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其后居正奏请遵守祖宗旧制，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神宗答称：“先生说的是。”居正再请神宗慎起居，节饮食，神宗说：“知道了。与先生酒饭吃。”在这许多地方，我们看到当日的语调，正是最有价值的记载。    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记的说话，有时虽写成文言，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在说话之中，为求语言的简练，常时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授课的时候，教师有时采取近乎文言的语句，以便学生笔记，正是平常习见的事，何况奏对之时，更觉“天颜”咫尺，不许冗长烦琐呢？    这本书的大体计划，是在1941年决定的。次年春间，写成《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今年春间，重行写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四种、第五种。在这几年之中，一切剩余的时间，都消耗在这本书上，实际着笔是从今年1月3日开始，8月6日终了，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六种。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史学，发源于经学，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纪模仿十二公，七十列传模仿公羊、毂梁。“传”的原义，有注的意思，所以《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七十列传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纪或其他诸篇的人物，加以应有的注释。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几年以来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学力，仅仅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的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是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法显行传》记法显经过沙河的一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惟有踏着前人的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的努力，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我应当趁这个机会，对于远方的两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的处分，儿女的教养，以及环境的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的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现正在作一次国外的旅行。我们的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的训导，共同听过泰晤士河的波声；之后，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赏过东湖的初月，乐山的暮钟。在我们同事的中间，他的著作，我都曾经看过；我的作品，也没有一本不曾经过他的商订。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计划，曾经和他讨论。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不少的协助；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没有感觉致谢的必要。现在我得告诉他，万里波涛的重洋，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    努力啊，我愿有更好的成就，报答一般友好的关切。    朱东润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    1943年8月6日

内容概要

　　张居正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之一。他生于平民之家，经过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万历首辅，在明帝国危亡之际力挽狂澜，不过庸庸同僚的反对，对当时的弊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他逝世之后，立刻遭到政敌攻击，家破人亡。《张居正大传》客观描述了张居正的一生，既肯定了他的成绩，也点出了他的过失。

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朱东润先生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料的分析，著有《张居正大传》《陆游传》《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历史文学作品集》《梅尧臣传》等，其中，《张居正大传》是中国传记文学领域的里程碑之作。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载垕即位，这是后来的穆宗。他即位的时候，年三十岁。世宗是一位干练的君主。他崇信道教，从事斋醮，然而他永远没有忘去他是君主。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一群有名的首辅，固然曾经掌握政权，但是威柄，依然在世宗手里。穆宗和他的父亲不同，他是完全另外一个范畴的人物。世宗在位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地谨慎小心，甚至连父亲都不敢看一面。世宗逝世了，他自己做君主，但是君主的威权，在他简直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朝会的时候，他照例是不发一言。如此一年一年地过去。起初还不妨说是什么“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但是一直到第四年，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话的必要。这确有些骇人了。当然，穆宗不是白痴，他只是对于实际政治发生厌倦。在宫庭里面，他有他的爱和憎。他爱女人，爱喝酒，爱和内监们一起游玩，爱鳌山，爱宫苑，爱秋千，爱龙凤舰，爱金匮玉盆：一切消闲的娱乐他都爱，一切实际的政治他都憎。事实上，实际的政治，用不到他自己操心。他有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干练的政治家；他也有李春芳、陈以勤、郭朴，这些忠谠的大臣。政权交给他们好了，穆宗自己想。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一朝，内阁里面只见到不断的混斗。穆宗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这是他和世宗绝对不同的地方。他即位的初年，诏令户部购买珠宝，户部尚书马森执奏，不听；给事中、御史们进谏，不听。最后激怒了御史詹仰庇，他上疏说：“陛下玩好之端渐启，弼违之谏恶闻，群小乘隙，百方诱惑，害有不可胜言者。”这是直接攻击皇帝了，穆宗只给他一个不答复。穆宗对陈皇后日渐疏远，皇后迁居别宫，慢慢地郁出病来，仰庇又上疏，在世宗的时候，久已应当受到廷杖的处分了，穆宗只批着，“后无子多病，移居别宫，聊自适以冀却疾。尔何知内庭事，顾妄言！”在明代，这真是难得了，一切看出穆宗是一个平庸的，然而宽厚的君主。穆宗即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阶是首辅，内阁中最不平静的分子是高拱。短短的十二月过去了，第二年便是穆宗隆庆元年。开了新年，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正三品，这已是进官了，但是只是一个阶梯。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他的房师陈以勤。二人入阁，当然都是因为曾为裕邸讲官的原故。这一年居正四十三岁了，也许他还记得荆州张秀才那两句诗，“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后的今日，他已经直上尽头竿了，但是他还得努力，他要一直赶上尽头竿的顶点。奉诏入阁以后，他有《辞免恩命疏》，这是一篇可以纪念的文章，当然地，这是一篇例行的文章。（附录十三） 明代关于大臣的任命，到了中叶以后，演成会推的制度。《明会典》：“阁臣，吏、兵二部尚书，会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请自上裁。”就是指的此事。廷推便有些议会选举制的意味了。不过名为会推，其实主持者自有其人，其余的只有承认，未必公开地取决于多数的赞同。万历以来，大权只在吏部尚书和文选司郎中之手，廷推只是一个形式。其实即在西方议会制盛行的国家，选举也只是公开的形式，一切的决定，还是由一二人主持。所以大体方面，本来有不少的类似。但是会推的制度以外，还有特简。任用大臣的时候，会推和特简，是两种迭用的方式。有时大臣认为特简是一种偏私的恩典，甚至拒绝皇上的荣命。干练的君主，用人行政的时候，甚至大都出于特简。在宽厚平庸的君主手里，特简的大权依然存在，但是简用的大臣，不是出于首辅的推荐，便是出于近幸的引进。居正这次入阁，全是徐阶的力量。入阁以后，便有入阁以后的措施。无疑地，居正是热恋政权的。自隆庆元年入阁以后，直到万历十年身死为止，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之中，他没有一天不在积极地巩固他的政权，也没有一天曾经放弃他的政权。政权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为。隆庆元年，他还只是一个新进，阁中充满他的老师和前辈，只有李春芳是他的同年，但是在他入阁以前，春芳已经是二年大学士了。可是居正既经入阁，便有一番抱负。也许在做翰林学士的时候，他还预备做一个文人，现在事情不同了，一切都看在他的眼里。隆庆元年四月，居正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据《文忠公行实》，这次进官，因为“永乐大典成”的原故，当然这是指重修《永乐大典》的故事。就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内阁里发生一次阁潮。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是三个名臣的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居正和徐阶、高拱，都有相当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到他出露头角的时机，但是徐阶、高拱的对立，正在逐日地尖锐。第一个攻击高拱的，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世宗病重的时候，高拱从直庐里，偷偷地回去，准备搬家。应嘉知道了，提出弹劾，世宗在昏眩的当中，一切不问，但是高拱认为胡应嘉和徐阶同乡，一定受了徐阶的指使，事态便扩大了。高拱有仇必报，本来谈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机会。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的制度，宪宗成化四年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每六年一次举行。六年京察的制度确定了，但是万历以前，有时还来一个特别考察．这便是所谓“闰察”。本来明朝的文官制度，是终身制，像那些“改组”、“裁员”，以及“手谕”开除这一类的制度，都还没有发明。在大臣手里的威柄，只是“京察”。这个威柄，照理握在礼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随时过问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现在权柄在杨博手中了，这一次的京察，连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算得雷厉风行。偏偏杨博的同乡，山西人没有一个降黜的。这一来动了御史和给事中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应嘉弹劾杨博挟私愤，庇乡里，错是没有说错，可是恰恰错在应嘉的吏科给事中上面。在吏部办理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应当参加，事前没有提出异议，事后偏要提出弹劾。连宽厚的穆宗也认为抵牾，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这一来高拱报复的机会到了。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同乡，这一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他毅然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应当革职为民。”高拱也说。徐阶看了郭朴，再看高拱，两位阁老都紧张得了不得，没奈何，只得点点头。胡应嘉的革职，算是革定了。明朝的言官，真是了不得。他们是一窝胡蜂，你动了一个，他们会来一群。都察院有的是御史，六科里有的是给事中，你瞧罢！京察的时候，吏部尚书对于言官，照例谈不到降黜。偏偏杨博给他们一次降黜，偏偏郭朴、高拱又主张胡应嘉革职为民，胡蜂窝惊动了，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先劾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上疏再劾高拱，御史郝杰直攻高拱“无宰辅器”。事态更加严重了。一切的责任都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处分减轻了，但是一般的言官们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高拱当然不能承认，便来一次答辩。事情又到徐阶手里了。徐阶拟旨一边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从此结束了一件公案。可是高拱没有满意。高拱希望徐阶拟旨，给言官们一次廷杖。杖，杖，杖！高拱记得世宗的时候，言官们弹劾大学士以后，通常是一次廷杖，说不定还有更坏的在后面，杖一下，算什么？徐阶也记得这是严嵩掌握政权的故事；他知道穆宗不是世宗，自己也不是严嵩，至于为了高拱，再和言官们结怨，那更犯不着；他再三考虑，只是摇摇头。徐阶决定不和言官们结怨，但是高拱却决定和徐阶结怨了。“你手下有言官，”高拱想，“我手下也有一两个”。高拱手下的御史是齐康。在应嘉事后不久，齐康便对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可是这一次却犯了言官们的众怒，大众聚齐了，痛痛快快地先给他一次唾骂。一敬劾齐康，齐康也劾一敬。“你说我是高党，我便说你是徐党。”北京城里有的是纸张，弹劾，弹劾！但是齐康这一边人数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欧阳一敬的气势。从此高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最后的一枝箭，却从南京放过来。京察的大权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里，在京察的时候，得到贬黜处分的，连皇帝也留不得，神宗万历以后，偶然还留几个，这真是偶然了。隆庆以前，京察是无上的威权，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经“察典”，便是终身的耻辱。这是“上剋下”。但是明朝的制度，一切都有个平衡，有了“上剋下”，当然便有“下剋上”。四品以上的官，是京察管不了的，他们在京察这一年，每人照例“遵诏自陈”。自陈便是陈述个人的阙失，听候皇帝的处分。当然这是一种形式，自己不妨来一个“学疏才浅”，用不到直抉隐微，自行攻击。但是给事中、御史们，可以提出“京察拾遗”；经过“京察抬遗”的，没有幸免的机会。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闹翻了，因为要顾全身分，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遗。拾遗的责任，落在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就在隆庆元年五月，高拱致仕。高拱去了以后，言官对于郭朴还是不断地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致仕。这一次阁潮里，徐阶又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阁潮，然而居正毕竟度过了，在左右为难的当中，总算没有得罪老师，也没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对于言官们的嚣张，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认为“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正在计较怎样地给他们一个处分。言官们得到徐阶的保障，议论逐日地激昂起来，穆宗感觉厌倦，吩咐徐阶惩诫，徐阶只是传谕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这样度过隆庆元年。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治其内，不治其外。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听其言而观其行，观其色而究其实。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之在独。——张居正

编辑推荐

《张居正大传》编辑推荐：他少年步入仕途，中年才得以施展抱负；他大力惩贪，打击特权，改革税制，缩小贫富差距；他生前功劳盖世，死后却家破人亡；他周旋官场一生，却毫发无损；他以一己之力将明帝国的灭亡向后推迟七十多年。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比较客观描写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