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情调的抉择

出版时间：2010-11-30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刘述先  页数：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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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张维持儒家的理想，尽力阐述孔子思想的的现代意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确实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会所表现出的抱残守缺阻碍时代的进步，但儒家有其真精神，那些只守着儒家外在躯壳而丢弃内在真精神的人，不是真儒者而是儒家的罪人。

作者简介

刘述先，江西吉安人，1934年生于上海。台湾大学哲学系学士、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东海大学副教授、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等职。著有《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文化哲学的试探》、《生命情调的抉择》、《中国哲学与现代化》、《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文化与哲学的探索》、《中西哲学论文集》、《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理想与现实的纠结》、《传统与现代的探索》、《当代中国哲学论》、《儒家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等专著，发表英文论文数十篇。

书籍目录

重印自序
自序
第一部分
　一、中国哲学的未来
　二、中国史学与哲学的研究
　三、儒家哲学的现代意义
　四、儒家伦理哲学的现代意义
　五、儒家宗教哲学的现代意义
　六、儒家生命情调的抉择
第二部分
　七、哲学与时代
　八、理想与现实
　九、海外中华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与再造
　十、关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兼论有关留学生的诸问题
附录
凯萨林论中国
李约瑟的《四海之内》
罗素《中国问题》再版读后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在图书馆看的，不小心把学校的书弄丢了，买一本一样的赔学校。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书。
•   　　 书名挺美，有刘氏业师东美的意蕴。可是在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之后，在新儒家（无论是余英时区分的广义还是狭义）的笔下原先那种优美沁人的文笔已消失殆尽，怕是将要永远绝迹了。一方面是旧学不在是基础教育，一方面新一辈的学人都经过西方严格刻板的学术训练，论证只能是论证的文字风格。
  　　
  　　 页118：中共倡行无产阶级专政，把阶级斗争当做常态而非变态，并以党为推动一切的枢纽，这样则必实行极权政治，与真正的民主理想背道而驰。
  　　 页120：中共对于传统的选择是弃其所当取而取其所当弃。例如传统的专制、接受权威主义的心态是不好的，中共却变本加厉而代之以更不堪的极权统治与随之而来的一套意识形态。
  　　 页132：大陆毛共的暂时胜利实在不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事实上毛统治大陆的一个利器就是制造中国与其所谓美帝苏俄之间的紧张关系才能辩护其高压政策。但这样性质的政权究竟能维持多久是颇可怀疑的。
  　　 由此我渐渐明白，为什么图书馆里借阅台湾文献比外文文献困难得多了。。。
  　　 责之切，爱之深——页129-130。身处华夏文明实际的承载主体之外，当代形态的士阶层仍然守护着其继绝传统的使命。
  　　
  　　 按照家栋先生的划分，刘算作第四代新儒家。尽管刘比较反对称自己为新儒家，方东美也对佛道有着更多的同情和接纳；这与喜爱攻乎异端的以判教者自居的牟宗三很不相同。但方氏钟爱怀特海，倾心于较纯粹的形上学，轻视孔孟中浓厚的人间实践气息。这与牟氏动辄就侃“境界形而上学”又接近了。刘在书中也每每援引“道德的形而上学”，无论名相为何，无非思孟派的内圣之学，以之为儒家菁华。由此一基要、普遍的立场出发，刘反对列文森和费正清“儒教中国”的提法，认为仅如此就未能认识到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精神理想”（页102）。难道宗法的社会结构（刘所“老生常谈”的中国文化的三个特质之一）不也体现和贯穿着精神理想吗？新儒家并非无政治关切，但“老内圣开新外王”的提法不仅自由主义者无一人能同意，就连称未来中国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消化牟宗三的遗产的傅伟勋也明确的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传统来自经济人等假设，根本无关人性的高尚修养。
  　　 在这一大问题上，笔者不得不服膺李泽厚对荀子和汉儒的重视，如果新儒家就是思孟的延续，那到牟宗三处所有可能性确实都已耗尽，“儒家仍有可为，而新儒家已到尽头。”蒋庆的工作正是对李泽厚观点的实例化。
  　　
  　　 刘在比较中美哲学工作者时，认为美国哲学家学问有余、担负不足，中国反之——是为的论！美国学者的文章每字每句都要出自学理依据，绝少思想抒情。中国的学者往往“思想”丰富，到哪个领域里面不问深浅就敢发言。且不批判当下国内的学风，就新儒家而言，最典型的就是对基督教的理解，此其一。刘小枫对牟的批评是两个信徒之间的事，抛开这一层，就是学理上的理解，新儒家也显得很无知、武断。其二，“君子致广大而尽精微”，家栋先生曾指出，新儒家中只有方东美比较能跟上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康德再重要也不能代替其后200年间所有的哲学革新，中西会通不是把儒家说的比康德高明就能了事的。刘氏尽管年代靠后许多，且是美国博士（导师是美国自然主义神学家韦曼的儿子），书中也每每援引蒂里希和巴特，但却是知末不知本。且也并非通晓欧陆哲学，甘阳就曾对刘对解释学的理解有所批评。当然，这些文章都写于1973年前，之后有无发展和进步不论。
  　　
  　　 其实以上所说多为个人想法，该书真正主体部分应该是类似“儒家在当代”、“儒学的当代价值”这样的主题。但所说无非精华、糟粕、死物、活物；中西结合等老话、宏论。我不知道这些观点在60-70年代有什么样的待遇，只是自觉现在都是老生常谈。也许，当这些话普遍被认为是废话时，中国文化已经正在走上正确的道路了。此外，刘的观点似乎无法摆脱他所不愿意承认的“调和”。如果能在文化学上弄出一套什么概念、理论我想会比这样隔靴搔痒要好些。
  　　
  　　 刘书中每每援引李约瑟等人的看法，来表达西人对东方文明态度的转变。如果说那时可供推举的都是些汉学家，那么今天许多西方学统中的哲学家对儒学的态度更加可供我们反思自身。方东美就爱引述怀特海《科学与现代世界》中对中国文明的态度。但是，怀特海崇敬其文明所达到的成就，并不一定崇敬其哲学；李约瑟崇敬中国哲学中的自然观，海德格尔欣赏老庄的思维方式，但都不一定能领会东方文化的现世实践气质（我们自己很多人都因为五四的礼教批判而对此噤若寒蝉）。而从麦金泰尔开始已有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