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4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王荣珍 编著 页数:120
内容概要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南宋著名理学家、诗人及教育家。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作品。此外,他还是程朱理学的重要代表,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还是在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书籍目录
一 朱熹其人
二 为学之道
三 为官几多事
四 朱子家训传后世
五 朱子趣闻
六 与武夷山的渊源
章节摘录
插图: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一)少时聪慧天赋异禀中国人有喜欢神化伟人的传统,所以,大凡伟人降生总会出现吉祥的征兆。朱子的出世,则被人与吉祥的紫气联系在一起。据说,朱子诞生的那一天,在朱氏故居婺源老屋的一口井中,突然升起的紫色雾气不断上升,在天空中凝成一片美丽的彩云,直到朱熹降生才慢慢散去。这口预兆着吉祥的古井,后来被人们称为“虹井”,至今仍安静地躺在婺源县城稠密的民宅之中。婺源将产生一位文化伟人的征兆,早在朱熹出生前一百年就曾被人道破。在婺源县城外的芙蓉山上,葬着朱熹的四世祖母程氏夫人。一天,有两位世外高人路过此山,刚进山口,一阵扑鼻的香气袭来,令两人好生奇怪。其中一人说,此山风水极佳,一百年后葬在这里的人,他们的后代将出现一位绝代佳人,并成为皇后,因为他闻到了胭脂的香气。但另一人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我闻到的是翰墨香,一百年后此人的后代中将有一位圣人出现。果然,一百年后诞生了程氏的四世孙——朱熹。后来,朱子中了进士衣锦还乡,亲往芙蓉山祭扫四世祖母之墓,并种下二十四棵杉树。现在程氏夫人墓完好地保存着。朱熹手植的古杉现存十六株,也早已长成几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了。人们为了纪念朱熹和那个美丽的传说,把芙蓉山改称为“文公山”。这些玄得有点离奇的传说,当然是不足为据的,但幼年时代的朱熹即已表现出过人的天资与探求真理的热情,恐怕并不是后人的虚构。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十五日午时,朱熹诞生在尤溪城南郑义斋馆舍(后称南溪书院)。馆舍背靠公山,面溪遥对城北文山。相传朱熹未出生时,文山公山都草木繁翳,到了朱熹出生之日,两山吉星高照,同时起火,山形毕露,俨若“文公”二字。朱熹父亲朱松高兴地说:“此喜火,祥兆也。”于是就给他的儿子取名为“熹”,又取小名沈郎,小字季延,以排行又叫五十二郎。朱熹4岁时开始学话。有一天,父亲朱松指着天告诉他,这是“天也”。不想牙牙学语的儿子竟会问他:“天之上何物?”这着实让做父亲的吃了一惊。5岁时,他入塾读书;6岁时,当别的孩子还只知道在河滩上嬉戏时,他却一人端坐在沙滩上画起了八卦,后来人们把尤溪的这片沙洲称为“画卦洲”。8岁时朱熹便能读懂(锩经》,在书上题字自勉日:“苦不如此,便不成人。”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自己回忆说:“某10岁时,读(锰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自他11岁起,其父亲授其儒学经典,这使朱熹长进很快。朱熹立志圣贤之学,每日苦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少年时就为其成就一代饱学的大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求学名师鸢飞鱼跃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去世前把家事委托给在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刘子羽,遗命朱熹:“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并致书三位密友,请他们教育朱熹。刘氏家族是世代簪缨的大族著姓,在五夫里屏山下拥有巨大的刘氏庄园。刘氏有家塾,且源远流长,世代左右地方教育。家塾除教授刘氏子弟外,还广收乡邻俊才。刘子羽之弟刘子晕进一步扩大了家塾的规模,学生达数百人。朱松把朱熹托付给刘氏,其主要用意在于让朱熹在此恭听经学塾师传授经史,学做古文和诗赋,接受应试训练。刘氏家塾由刘子晕主持,刘勉之、胡宪都是刘氏家塾延聘执教的名士。朱熹入刘氏家塾,主要受学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君子,并经常执经问道于刘勉之的白水草堂、胡宪的籍溪山居。朱熹在刘氏家塾读书,在生活上得到刘子羽、刘勉之、刘子翚的照顾。刘子羽收容朱熹母子,在刘氏庄园前修葺了一座五开间的旧楼供他们居住。“(刘)勉之经理其家,而诲熹如子侄。”(《宋史》)刘子翚则用“以勤俭起家,以学问致身,以忠孝事君亲,以清白遗子孙”的行为方式来教育朱熹。清王懋弘《朱子年谱》记载:“初屏山(刘子翚)与朱子讲习,武夷去家颇远,时于中途建歇马庄,买田二百余亩,以供诸费,实与朱子共之,屏山既殁,忠肃公尽以畀朱子,资以养母。”刘氏家族不仅对朱熹的经济生活施以接济和照顾,而且在学术造诣上也对朱熹施以教诲。由于在学术上,二刘一胡都是当时研究二程(程颢、程颐)的著名学者,同时又热心于佛、老学说,这使朱熹不仅深谙儒家经典,也对易经佛理信手拈来。《宋史》载:“朱熹尝求《易》于刘子晕,子翠以《易》之‘不远复’三言,俾佩之终身。”考虑到当时典籍的混乱状况,我们可以想象,朱熹在治《易》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六十四卦排序混乱,卦辞爻辞晦涩难懂,要想深入研究,常感无从下手。这时刘子翠根据平生所学,引导朱熹从比较简易的复卦(卦辞为:“不远复,无只悔。元吉。”)入手,不仅指出了治《易》的一种方法,而且卦辞本身也可为朱熹用作治学和做人的原则。朱熹治《易》多年,自然一点就明。可惜刘勉之、刘子晕都过早辞世,但朱熹的另一位老师胡宪,亦“有隐君子之操。从游者众,号籍溪先生,贤士大夫亦高仰之”,“熹自谓从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为久”。有了这些名师的教诲,朱熹的治《易》水平自然日新月异,短短数年,就功成名就,正所谓名师出高徒。绍兴十七年(1147年)秋天,18岁的朱熹参加建帅I乡贡,顺利中举。第二年,又中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春,22岁的朱熹铨试中等,被授予左通功郎,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任内常向学子生员讲说圣贤修己人之道;倡建经史阁,收藏书籍以供阅读;公事余暇,探索佛、老诸家哲学思想。三年任满,回建州讲学。于武夷山建中山堂讲学著述时,曾步行到乃父同门李侗(延平人)家拜师求教。李侗是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高足弟子,而罗从彦则是二程著名弟子杨时的学生。“李侗受学于罗从彦之门,尽得其所传之奥,同门皆不及。”朱熹初见李侗,便大讲自己有关佛学的心得体会,把自己多年与道谦、嗣公禅师讨论的佛老玄说和盘倾倒出来,以炫耀自己近十年来出入佛老的全部成绩和感受。但李侗对他“悬空理会”的“无限道理”并不称许。他劝朱熹好好看儒学的圣贤书,说是“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李侗强调“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当时,朱熹“心疑而不服”,但思想上已经开始有了转变。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正月,朱熹由泉州回崇安,特意步行数百里再次到延平拜见父亲的“同门友”李侗。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思考,朱熹对李侗有了新的认识,逗留了一个月来向他讨教。他就“理一分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思考,坚定了对“理一分殊”思想的信念。这时,他在逃禅归儒历程上一再的彷徨动摇得到了初步克服。从二十八年正月至二十九年这一年多时间里,朱熹与籍溪及其门人辨忠恕一贯之说,最终确立了朱熹对其与籍溪学说之差异的意识,这段时间的辩论成为次年朱熹师事李侗的契机。绍兴三十年(1160年)十月,朱熹又一次到延平,正式拜李侗为师。他住在李宅旁边的西林院,朝夕往来受教,越数月而后去。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李侗在建安看望儿子,朱熹又赶到建安求教。朱熹受学于李侗之后,便潜·吁理学的研读,很快就成为李侗的得意门生。李侗对朱熹非常满意,给他取了“元晦”这个字,期望他外表不露,道德内蓄,并再三夸耀他的高足。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果然,李侗不仅后继有人,朱熹也实现了在学术生涯上的一次蜕变,成为我国文化史上鲜有的重要人物。在李侗的指点和自己的探索下,朱熹的思想和学业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儒学的根底越来越扎实,儒家的思想也越来越坚定,这成为朱熹思想的关键性转折,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朱熹用“鸢飞鱼跃”四个字来概括自己思想的转变,还手书这四个字的匾额,悬于拜见李侗时住的西林院。这样,朱熹终于全面继承了二程理学,还集儒教之大成,进而集理学之大成,成了宋明理学家中的最高代表。(三)渊博学者著述宏富36岁的朱熹报国无门,在只担任有禄无事、住地听便的祠职时,曾在崇安武夷山和五夫里进行教育与著述活动,并与众多高才谈书论道、交流思想。他与名质甚敏、学问甚正的张木式交往,经常通信,研究理学;又与开启浙东功利学派先声的吕祖谦交往,共同编书立说;还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同论学,产生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由于朱熹认为在超越现实、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熹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这些思想火花的摩擦和撞击,更加丰富了朱熹的思想,为朱熹的学术著述积蓄着能量。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活动中,朱熹独立完成了宏富的著述。从内容上看,朱熹的著述中经、史、子、集各门类都有,主要著作有《四书集》《诗集传》《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等等。他所注的“四书”在元仁宗时被定为官方解释,此后一直到明清,凡是想在科举上有所作为的人,都必须遵照朱熹对经典的注释进行学习。经他儿子朱在编纂的《朱文公文集》一百卷,《朱文公文集》十一卷,《朱文公别集》十集,保存了他的学术论著、讲义、奏疏、序跋、书信、诗词等,并合刊为《朱子大全》。另有《朱子诗集》单行,共十二卷。朱熹门徒把他的讲学问答编辑成二十六门、一百四十卷的《朱子语类》。这样大量的著作,包括经学、佛学、道学、史学、教育学、文学、乐律、美术、书法和自然科学等广博学问,只有知识渊博、素养深厚的朱熹才能游刃有余。朱熹作品不仅在数量上纷繁宏富,在创作水平上也保持了鲜明独到的艺术风格。其《朱子语类》共一百四十卷,涉及面很广,是宋代以后新的语录体奠基之作。这种讲经传道、品评是非的口语化的文体,其特点是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如他论陶潜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论黄庭坚诗:“如《离骚》,初无奇字,只凭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这些话语,大都是他平时语言的忠实记录,讲述者的情感和语气宛然,很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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