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安徽方志研究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社：张安东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 (2012-04出版)  作者：张安东  

内容概要

《清代安徽方志研究》：绪论部分对民国初年以来方志的研究作学术史回顾。概述百年来专家学者关于方志研究的成果，分析了安徽方志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薄弱环节，及其加强清代安徽方志研究的重大意义。第一部分为清代安徽方志发展的背景分析。主要从安徽历史地理环境，历史上的修志传统，清代各级政府的重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梳理了清代安徽行政区划的变革过程。第二部分对清代安徽修志概况作了综述。清代是安徽方志发展的重要时期，上自省府，下至乡镇，莫不有志，但发展呈阶段性特点，地域差异较大。本部分分顺治、康熙至道光、同治至宣统三个时期和皖北、皖中、皖南三大区域进行概述，分析了清代安徽方志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纂修状况及特点，以探寻方志发展的规律。第三部分对清代安徽方志的编纂组织进行探讨。主要从方志的编修制度、修志机构的建立、修志方法、经费来源、纂修人员的构成及分工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揭示当时方志编纂的组织管理状况，使今人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第四部分为清代安徽方志理论和体例的研究。本部分首先从志书序、跋、凡例及一些专门论述中进行研究，探讨有关方志的定义、性质、起源、功用及史志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对方志的编纂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着力考察清代安徽方志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情况，并对方志体例类型、体裁形式等进行归纳分析，探索方志体例的演变情况。第五部分对清代安徽方志的学术价值进行分析。清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尤其是晚清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巨变，这些变化在方志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所以这个时期方志的内容极其丰富，史料价值也很高。第六部分为清代安徽方志的比较研究。方志的比较研究是旧志研究的薄弱环节。本部分对清代安徽方志进行较为全面的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余论部分主要对清代安徽方志的历史地位、特点、文化内涵、精神实质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安徽方志的集藏、整理及开发利用提出了一些看法，希冀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从而保护好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发挥其更大的价值。

作者简介

张安东，巢湖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传世文献与文化传承。

书籍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缘起 二、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研究现状分析 四、研究内容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 背景分析 一、历史地理环境 二、清代安徽行政区划的变革 （一）清初至建省前安徽建置 （二）建省后行政建置变动 三、源远流长的修志传统 （一）汉魏隋唐时期安徽方志的编修 （二）宋元时期安徽方志的纂修 （三）明代安徽方志的纂修 四、清代安徽方志发展的现实依据 （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学术文化的振兴和人才辈出 （三）清朝统治者对方志编修的重视和推动 第二章 清代安徽修志概述 一、清代安徽修志的时间脉络及特点 二、清代安徽修志之地域分布及概况 （一）安徽省志的纂修 （二）皖北地区修志概况 （三）皖中地区修志概况 （四）、皖南地区修志概况 第三章 清代安徽修志的组织管理 一、修志制度和修志机构 二、修志群体与职责分工 （一）修志群体 （二）职责分工 三、工作方法和经费筹集 （一）工作方法 （二）经费筹集 第四章 清代安徽方志编纂的理论与体例 一、方志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一）方志基本理论研究 （二）方志编纂理论研究 二、方志的体例、结构与类型 （一）志体分析 （二）志体例举 （三）方志的内容结构与形式 （四）方志类型与流派 第五章 清代安徽方志的学术价值 一、方志的史料价值 （一）方志资料类别 （二）方志资料评析 二、方志的文献学价值 （一）目录学方面的价值 （二）考镜修志源流，著录失传志书 （三）编纂学方面的价值 第六章 清代安徽方志的比较研究 一、方志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二、方志的比较研究 （一）不同时期志书的比较 （二）区域之间志书的比较 余论 一、清代安徽方志的地位与特点 二、清代安徽方志所体现的内涵 三、关于清代安徽方志的收藏、整理和利用 （一）清代安徽方志的集藏 （二）清代安徽方志的整理和利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2.修志责任意识浓厚的地方官和地方士绅的推动 地方志是官书，组织撰修地方志是政府行为，主持纂修方志成为地方官员的职责和义务。地方志书本身所具有的资政、教化、存史功能，使地方官和士绅具有明显的修志责任意识。尤其在清代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纂修地方志书的倡导下，地方官和士绅更把修志和个人的荣辱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联系起来，因而他们积极担负起修志的重任，使地方志的纂修获得较大发展。他们的责任意识，在于保存地方文献，为地方官吏了解地方各方面情况，有针对性地施政提供借鉴和参考，因而编修地方志是为政一方的地方官首先应做的事情。如清同治时霍邱县知县陆鼎□认为“邑之有志，所以考山川騐风俗，以及水利、农田、赋徭、食货、文物、典章、遗闻、轶事，有志兴革者胥于是考镜焉，”于是其“下车伊始，访求邑乘，爰与邑绅裴孝廉正绅、王太守则侨纂议续修邑志，”“幸同志诸君探访勤敏，得以刻期蒇事。”道光初年，基于安徽分省以来未有通志，巡抚陶澍奏请纂修，并“檄下各州县采访裒辑以备记载，并颁发采访程式以期。各州县士绅先后踊跃遵行，书成，次第以上。繁虽僻小独焉，不讲可乎？且夫志之为书也，非徒以爬剔据摭，矜淹博夸富丽也。其谓一邑山川之险易，土地之肥瘠，风俗之淳浇，厘焉具载。宰斯土者将为之揽形胜，则思所以固疆圉稽赋役，则思所以谋生聚察礼俗，则思所以敦教化。先定其规模以从事，而凡事之所以当为者，皆可审时度势，次第以举，而不负乃职焉，志者规模之所从立也。”于是繁昌知县张星焕“勉为之倡，众为之和矣，”“合邑绅士亦皆踊跃从事，相与有成。”宣城知县李应泰有感于“自来志乘与治术相表里，其大较也。凡表彰前贤，鼓励后学，于是乎也”，“于是察舆情，采众议，一时之贤士君子，群谋所以修辑之。庶土、田赋、政事、学校诸端，皆可按籍而稽，根柢有据，即考镜有资，志之所系，岂浅尠哉？惟是斟酌去取，不可不严。倘稍涉冒滥，则昭示来许，将何所征信欤？”续修、重修志书是地方志连续不断的重要原因，也使地方志书数量大增。续修、重修志书，多是历经水旱风火等自然灾害和朝代更替，兵燹战乱，政治经济制度、民间风俗等发生变迁，重大事件、著名人物、佳绩懿德等，因地方志历年久远未曾修纂得不到及时记载。或者是前人所修方志，体例编次失伦，内容挂一漏万，文字鲁鱼混淆，年代张冠李戴，版刻字画剥落，书籍漫漶残缺，志书散佚失传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出于保存一方文献的高度责任感，续修、重修方志。舒城知县杜茂材到任后，发现“自明季兵燹之后，邑乘散佚。凡建置沿革、疆域、田赋之，其详不可得。而孝义、选举、孝贤、名宦各门类有应随时增入者。”“乃集孝廉孔君继序等而告之日：志犹史也，所以验风俗之淳浇、政治之得失，与夫闾阎户口之盈缩，固良有司课责之资，亦都人士搜罗之责也”，于是众人通力合作，编纂成（嘉庆）《舒城县志》。休宁县知县何应松在了解到休宁县自“康熙癸酉廖莲山先生修后，至乾隆戊申济南太守徐公日簪为令时始重修之，旋以调任去。其书虽未刊印，引事征文，亦未尽精核，典章文物之大，沿革损益之繁，缺焉弗纪者，盖百二十余年”后，“辄欲蔸新辑旧，勒为全书。爰与学博方君崇鼎质疑订讹，本之旧志以集其成，稽之群籍以补其缺，益以癸酉以后九十余年之事迹。戊申以来三十余年之事实，在戊申以前，旧志容有未载者，则又选诸生中才行兼备之士，广为采访，”“其本于戊申志者十五六，续为增订者十四五，”终成“为纲十有四，目九十有八，都二十四卷”的《休宁县志》。同时，亦有地方官因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而续修志书。如凤台县，“分设自雍正十年，划寿城东北一隅为治所。境乃绌于东南而侈于西北，非所以宅中而治，则偏僻之区鞭长莫及。自县治分设，历三十余年，而亢志（乾隆《凤台县志》，引者注）修亦越四十余年而李志（嘉庆《凤台县志》）修。今去李志之修近八十载，中更历遭兵燹，简断编残，几无完本，”知县石成之深感“坠绪之延，乌容再缓。爰集帮人士而谋之，”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编成二十五卷的《风台县志》，使“莅斯土者揽形胜之扼要，而筹为保障之防；察风气之刚柔，而为宽猛之；计民物之息耗而安为培养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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