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黄山书社 作者:许宏泉 页数:254 字数: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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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学人书法的喜爱,也是我个人书学观的体现。我夙不喜书法的“职业化”,如果失去文化精神供养,所谓书法便剩为书写技法和视觉形式。钱仲联序寐叟书法称:“书法一道,非限于书法而为书法也,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特征,息息相关。”这个说法或可以道出学人书法的真趣。我有意收集学人书法,源于那次菖蒲河畔的拍场邂逅随园老人诗笺,虽然以前也曾关注并收藏一些文人翰墨,但着意收集文人书法可以说是以得到随园诗笺为契机的。在一次南下的列车上,我同香洲兄列了一份“候选名单”。浩瀚文苑,心仪者尽归囊中,无疑只是一个美好愿望。诚如叶德辉《游艺卮言》所谓“铭心绝品,过眼烟云,渴想梦萦,而必尽吾有,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又云:“收藏书画,本为雅道,云烟供养,何等清福,乃至之生烦恼,济贪欲,是亦不已矣乎!”故酷爱者难得一遇,即偶尔幸遇亦未必能遂愿获得。然而透过“名录”,则可见我们对“文人书法”选择的倾向。近三百年文苑善书者不计其数,而百或数十年之间,其风尚清晰可辨。
书籍目录
冒襄姜宸英朱彝尊王士稹袁枚姚鼐阮元包世臣顾文彬莫友芝陈介祺李慈铭俞曲园王闽运沈曾植林纾陈散原康有为萧退厂黄宾虹章太炎褚德彝梁启超冒广生许承尧金梁叶恭绰余觉马一浮周作人黄侃袁寒云刘半农黄秋岳胡适梁漱溟郁达夫林散之丰子恺夏承焘俞平伯
章节摘录
袁枚(1716—1797)夏肥秋瘦随园翁 友人来访,说在南池子那边一家“小拍”预展上发现一件董其昌的山水册页,八万起拍,图录上虽标明“传”字,看气息却很对头,且有安仪周(岐)(《墨缘汇观》)著录。于是偕藿、蓉二斋前往参观。菖蒲河畔,南池子口上,皇史宸西邻,一个叫做“皇城艺术馆”的地方。展品多为油画,乃一对洋人夫妇所藏中国当代“早期油画”,传统书画仅几十件而已。不过名头倒是不小,黄子久、王雅宜、张二水、仇十洲、祝枝山、马湘兰,个个了得。那件董氏山水册,赫然展台之上,水墨纸本,计五页,王文治对题五开。每叶钤有“安仪周家珍藏”朱文印。那些所谓著录材料亦陈列其侧,除安岐《墨缘汇观》外,尚有《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其“董其昌条”中的“签名”和“印章”皆有从是册中所录取者。有此二物佐证确实能给人以不少的信心了。然而细究笔墨,生硬造作,似去思翁甚远。我忽然想到这一“传”字,实在用得高明,或许卖家(拍卖行)之诱饵也未必。其一,有意标以“传”(传说之意)字,吸引招徕买家,迎合他们“捡漏”的心态。其二,告诉你,此“传”你不妨理解“流传有绪”之意。那么,这件“老充头”是安仪周走眼呢,还是旧时据其《墨缘汇观》的文字著录原本下的“蛋”呢? 我正思忖,却无意发现一组书翰小品,似同一藏家所出,有蒋仁、汪士慎、华新罗诗笺,何子贞、王觉斯尺牍。原为无锡沈梧(旭庭)所藏,沈在同光间,至今亦有百余年,笺有古气,墨华精神。觉斯之侧竟是袁枚诗笺,不觉眼前一亮。驻足其前,流连久久,似闻随园老人说话。简斋的小楷,隽秀而饶奇趣,点画极见个性,袁枚自谓不会写字,他在“与西崖书”中称:“枚幼而失学,到老握笔,如书生骑马,意态全非,自分此乃终身作门外汉矣。”其实好就好在“不会”,那满纸尽是性情、自在和书卷气息。 归来,心心念念着随园诗笺,真可谓梦寐以求,周转难眠,耿耿于怀。平常哪能像人家那样常能遇上柳如是、马守真的香泽丽笺啊,偶尔邂逅随园老人的手迹,其喜乐之情也是难以按捺的。 翌日一早,约藿斋、江汁再来菖蒲河边。拍场也很有趣,在一个叫“东苑戏楼”的小型剧场,虽是新修,却也有几分古香古色。回廊小院,极是雅致,枣槐两树,虬枝老干,绿荫蔽日,可谓阅尽人间沧桑。一进小院,顿有离世出尘之感。“拍案”设在戏台之上,两边有抱柱楹联,朱家溍所书李笠翁句:有声画谱描人物,无字文章写古今。拍卖师手执红木小锤,俨然一副巡抚大人审案形状。两边女侍站立,竞买者则坐在台下,台上台下,仿佛同演一出戏耳。 袁枚字子才,反过来便是“才子”。袁枚何止才子,乾嘉之际的袁随园无疑是一位极具“先锋意义”于文坛的“边缘人物”。据说他长得“颀而长”,清癯如鹤,广颡丰颐,仪表风流。有趣的是,他晚岁自称袁丝,因为满头白发,乃借西汉时袁丝(盎)之名以为己用。《清朝野史大观·清朝艺苑》说:随园之雍容风雅,可称文坛中老成练达者。 《清史稿》中《袁枚传》称:袁枚字子才,钱塘人。幼有异禀。年十二,补县学生。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巡抚金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时海内举者二百馀人,枚年最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改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再起发陕西,丁父忧归。遂牒请养母。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天才颖异,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著《随园集》,凡三十馀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然枚喜声色,其所作亦颇以滑稽获世讥云。卒年八十二。从“传记”中可以看到两个不同时期或不同“身份”的袁枚。作为读书人,袁枚无疑要沿着传统的科考路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袁枚为官期间,却能“笑为民父母,痛痒真亲尝”,所以口碑不错,在江宁、江浦、溧水等地也有不少政绩值得传颂。而作为文人,总是有许多风雅乃甚奇异的逸事值得谈助的。袁枚在江宁时,便曾经历一桩怪事,虽说荒诞,却也有头有脑,据沈起凤《杂记》记载: 乾隆乙丑,钱塘袁枚宰江宁。五月十日,大风,白日晦。城中韩姓女,年十八,被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村民询明姓氏,送还家。女婚城东李秀才子。李疑风无吹人至九十里者,明系奸约,借词控官退婚。袁日:“古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外者,汝知之乎?”李不信。袁取元《郝文忠集》示之。诗云:“黑风当筵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辛氏负从钟建背。”又云:“自说吴门六千里,仿佛不知来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妇,诏起高楼榜天赐。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尽朝贵。”李无以应。袁又晓之曰:“文忠一代名臣,岂作诓语?但当时女竟嫁宰相,此女恐无福耳。”李大喜,婚配如初。制府尹继善闻之,曰:“可谓宰官须用读书人矣。” 天下事说来真是蹊跷,有道是无巧不成书,恐怕也惟袁大人才能遇见这种奇事,而秀才断案,难免书生意气,其结果却很圆满。除了称奇道绝还能说些什么呢?难怪要说他“所至有政声,判狱如神”(《清代学者像传》)。 乾隆十三年秋,袁枚三十三岁时,在南京购得隋氏织造园,易名“随园”,此后,着手修缮,植树种花,好像在为自己的“退隐”之路始作准备。“情虽殷于报国,志已决于辞官”(袁枚《上尹制府乞病启》),次年开春,袁枚便称病辞去江宁县令,入庄随园。袁枚辞退,有人说他效往哲高蹈,或谓明哲保身,我觉得,作为才子的袁枚,他实在是向往山水林泉,不耐官场陋习,此际“随园”已初具气象,正契他性好自然的理想之境。 袁枚退居随园,一时,四方名士纷纷慕名而来,可谓不逊当年水绘之胜。 袁枚流连这种悠然闲适自由放纵的诗酒丝竹生活,如“野鸟孤猿”“寻花问柳”,访美论诗,品鉴闺秀,如花美眷,春色如许,可不正是传说中旧时文人梦寐以求的生存状态吗? 清初的几位皇帝不能不说手段“英明”,一面搞“博学鸿词”,笼络天下学者名士,又对朝廷命官,以高薪养廉,所以袁枚辞官后,手头的银两造个园子乐呵乐呵还是很自在的。 而同时,乾、嘉朝的“文字狱”亦是登峰造极的,对于大多知识分子来说,无奈无望的困顿之中多少带有一种莫名的恐慌。于是,遁隐消极于江湖无疑可以得到暂时的心灵慰藉;徜徉林泉,或埋首于故纸,所谓“乾嘉学派”便是时代之使然,一时竟成学术之“主流”。袁枚属于另类,他不是那种安心于考据的“旧式文人”,内心里满怀着诗人才子的激情,而对于他的这种所谓“自由”的行为,朝廷也是可以任之由之的,名士书生,诗酒唱和;优伶美人,弄弄堂会,卡拉OK,发发所谓“性灵”,既有助文艺繁荣,也无碍统治者权益。所以,也是时代造就了袁枚。 袁枚崇尚“性灵”,他的这种学术主张或理念及其个性,深得当时非主流的知识分子尤其青年学子的拥戴。袁枚一面倡导他的“性灵”,一边沉湎放逐的精神世界,这无疑也是一种态度,这种“边缘”立场,可能要遭到那些自作多情而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们的讥诋。 然袁枚“性灵”真实而自然的情感流露,脱尽“旧时文人”的陈腐虚伪,不能不说是极其可贵的。 袁枚以《自题》评论自己的“性灵诗风”: 不矜风格守唐风, 不和入诗斗韵工。 随意闲吟没家数, 被人强派乐天翁。 “随意闲吟没家数”正是袁枚的“个性”,姚惜抱称其“为学自成”(见《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故他的不少律诗皆有“出格”行为,黄景仁所谓“兴来辞赋谐兼则”(《岁暮怀简斋太史》)是也。《随园诗话》中处处闪烁着袁枚的审美新见: 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随园诗话》四十二)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随园诗话》十八) 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随园诗话》六十六) 袁枚主张“但肯寻访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并借杨诚斋的话来倡导“解风趣”、“写性灵”的审美取向。他曾在《随园诗话》(卷三)中批评王渔洋“修饰不主性情,观其每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因此而发出“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的感叹。 当然,袁枚的影响可能更在他的美学主张。但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其实也并没有将这一理想进行到底。这可能与他一方面与来自“正统派”或“古典派”的压力作“论辩”消耗精力,一方面过于流连文人和士大夫的酬和赋答,沉湎逸趣闲情有关。 对于他的这种“性灵”的个性张扬,当时的文坛政客和正统派们,如刘墉、章学诚、王兰泉便极力反对,章实斋“薄之为清客,讥为假托文学,导欲宣淫”(见罗继祖《随园遗事》)。章有《丁巳劄记》云: 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人心风俗,大可忧也。 实斋对袁的指摘毫不留情,虽言有偏激,但随园的过度沉湎“性灵”确实为后世文人的“颓废”开其先风。 王兰泉说他“往来江湖,从者如市,太邱道广,无论赀郎蠢夫,互相酬唱。又取少年著录为子弟,矜新斗捷,杂芜纤佻”(杨锺羲《雪桥诗话》,见《清诗纪事》乾隆朝卷)。 其实,并时或后世诋袁者虽多,也是一言难尽的。倒是林钧在《樵隐诗话》中说出了公道之言: 随园、渔洋两先生之诗皆能各树一帜,在本朝自是名家。但两公诗均可看而不可学。简斋主性灵,以天分胜也。 袁枚诗,虽多应景之作,但其间所流溢的情感却十分自然而真切。而他的一些咏史杂诗,多以新见论史,往往翻案重评,颇能令人耳目一新。袁枚的个性还在于,他的《随园诗话》中所录多为名不见经传的“野逸”诗人之作。 袁枚不讳言自己“解爱长卿色,亦营陶朱财”(《秋夜杂诗》),甚至公然宣称“袁子好味好色”,并广收女弟子,不顾物议,为其刻诗宣扬。 袁枚“善于经营”,估计卖文鬻诗的收入不菲,所以随园才日益繁华,据称他死前“家产累至三万金,一般文士和达官贵人是不可想像的”(见周本淳《小仓山房诗文集》前言)。 赵翼称其:“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读随园诗题词》)可谓知己之论啊! 袁枚性好交游,孙星衍说他“年逾耳顺,犹独游名山,尝至天台、雁宕、黄山、匡庐、罗浮、桂林、南岳、萧湖、洞庭、武夷、丹霞、四明、雪窦,皆穷其胜。舟车所过,攀辕授馆,疑古人复生”。他曾于七十七岁那年自淮南归,过和州客次,住在迢迢谷东部的香泉,“为浴香泉水,停骖住历阳”。(为宋竹梧刺史题《清啸图》)读到随园的这首诗,自然有一种亲切之感,可惜老夫子只在香泉泡了个温泉,却未走进迢迢谷,探访一回戴鹰阿的行迹。 《随园诗话》有云:“香亭以余年衰,劝勿远出游山。余书六言绝句与之云:‘看书多撷一部,游山多走几步。倘非广见博闻,总觉光阴虚度。一’这便是典型读书人的心态。 或许袁子才,真的只能有其一,不可有其二也。袁枚实在是个一言难尽之人,一个可爱之人,有可爱之事可爱之文。一部《小仓山房诗文集》足可寻绎一代文人的心路历程及其生存状态。随园的文字不仅清逸雅致,且真切自然,其间极其生活化的作品不失文人之风雅和幽默,如《秋夜杂诗》其序云:“余春秋三十八后,颇畏秋风,当之嚏不已。形貌夏肥秋瘦,与时惨舒。”所谓“夏肥秋瘦”,令人不禁失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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