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的享与供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舒芜  页数：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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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牺牲的享与供》为舒芜先生在2000年以前发表的作品的合集，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作者回忆师友的文字，包含着作者对师友前辈们倡导平等精神的回忆；第二部分为论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字；第三部分论唐代四位诗人（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第四部分为序跋书评。

作者简介

　　舒芜，本名方管，安徽桐城人，1923年生。先后担任桂林师范学院（后改名南宁师范学院）教授、南宁中学校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已出版论文集《说梦录》（后改名《红楼说梦》）、《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回归五四》、《哀妇人》等，杂文集《挂剑集》、《挂剑新集》等，散文集《书与现实》、《串味读书》、《未免有情》、《平凡女性的尊严》等。另有《舒芜集》八卷、《舒芜口述自传》一种（许福芦笔录）。

书籍目录

敬悼王组人师悼念楼适夷先生陈方酬唱纪事二罗高谊聂绀弩晚年想些什么南通·张謇·管劲丞聂绀弩、周颖夫妇赠答诗忆“三同”张老悼封佩玲君陈沅芷遗稿汪泽楷教授点滴超前的识见，开阔的胸襟关于歇脚 和龙坡丈室挽张友鸾挽聂绀弩挽王瑶挽陈迩冬送别慎之挽启功挽周绍良无鬼论略大寿薄礼楼上群书 楼下一指“文革”中读列宁勺园花木致《二闲堂文库》关于章怡和女士文章中几段文字的说明贾拒认舒版本考现代朱批也曾“坐拥书城”高适与岑参李白诗中的白日光辉猛禽鸷鸟--杜诗中常见形象行旅诗人孟浩然佳人空谷意 烈士暮年心——读陈独秀致台静农书札也要弄清的与只好存疑的百姓耳目之实——刘绪源作《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代序谈《舒芜集》新版《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序《红楼说梦》新版前记《周氏三兄弟》观雪斋藏清以来名人书简序《苏州旧闻》牺牲的享与供《倾盖集》非关《红楼梦》《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三联本新版前记《书与现实》重印后记证照百年

章节摘录

　　敬悼王组人师　　我少年失学，学历只到高中二年级，没有机会受教于海内外名师，是平生一大遗憾。但是，从家塾到高中十来年间，教过我的老师并不少，所有的我师，给我的教益都是难忘的。只有一位老师，我应该铭记，居然一点印象也没有留下，幸亏意外地得到提醒。　　提醒我的是老同学张仁寿先生。我们通信中，偶然谈到《世说新语》。他2000年11月5日来信说，因《世说新语》一书，而想起一件往事：1934年春，他毕业于桐城县中心小学后，距桐城中学入学考试尚有半年。他的父亲请了中心小学六年级语文老师王组人先生为他补习汉文。王先生教他用朱笔圈点《世说新语》，并把中心小学六年级的作文簿带回来批阅。其中有我的作文，被张仁寿的父亲发现，加以赞许。云云。原来，我与张仁寿是桐城中学同班同学，但是他进小学比我早一学期。他是春季始业，春季毕业，毕业后在家里补习一学期，到秋季与我一同考入桐城中学。王组人老师在张仁寿家给他补习的同时，在中心小学六年级下学期教我们的语文，所以会将我们那一班的作文簿带回张仁寿家批阅。这些是看了张仁寿的信，我才推算出来的；原来却真是惭愧，完全不记得有这么一位老师，完全不记得读小学六年级时的语文老师是谁了。　　11月10日我回张仁寿兄信说：“儿时作文，竟尘老伯大人之目，且蒙奖借，真不敢当，可惜到老无成，辜负先辈厚爱。小学国文老师王组人先生之名，承见告，谢谢。王先生后来身世如何，倘有所知，仍祈见示，为荷。”　　于是，张仁寿兄12月9日来信将王组人师生平详细见告：“组人师与朱光潜一同毕业于桐城县旧制中学（四年制），且两家都住在本县杨树湾乡下的阳和保，解放后划入枞阳县，为阳和乡。朱先生中学毕业后，升入香港大学，组人师则考入本省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因学校毕业后不包工作，兼有家室之累，因中途辍学，任小学教师。至于他在我们县城旧一高（后称中心小学）任六年级课程，是因为与校长张宗房先生家居甚近，相知甚深。1934年秋我们刚入桐中，张宗房先生，桐中新设算术课（过去中学不设此课，入学后即授代数）调入中学任此课程。中心小学校长改派安徽大学新毕业的张维，此人水平有限，没有续聘组人师，组人师因改在孔城三高任教，并因此而认识一位姓恽的女美术老师。恽老师是清代常州著名画家恽寿平（南田）的嫡后，长大后，嫁给孔城首富姚海如之子，但乃夫却是吸食鸦片的花花公子，乃父死后，便因狂赌而倾其家，但烟瘾越来越大，以至家中朝不谋夕，使恽老师难以与之共同生活，但离婚，难度甚大，一是姚家虽已衰落，仍属于大户人家；二则当时尚无女方要求离婚的先例，若遇人不淑，都不过认命。此事一直到认识了组人师之后，经晓以法律，并代拟诉状，几经周折，经过一年多的审讯，始经省高院准予离异，而组人师与恽老师却因此不容于当时的舆论，学校当然也不会续聘他们。组人师只好到望江县的华阳镇，以与人合开粮行，并与恽同居。而组人师的原配妻子仍居桐城乡下，因侍候公婆多年，组人师也难以提出离婚要求。抗战发生后，我与组人师即失去联系，解放后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彼此不相往来，但以年龄计算，估计他早已辞世了。”　　读了这封信，我竭力回想，组人老师的音容，仍然一点也想不起，可是似乎又有一个鲜明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这是一位为了帮助不幸的女性摆脱不幸的命运，抗逆当时环境风气的巨大压力，艰苦奋斗，虽然有成，却把自己的命运赔在里面的先进人物的形象。他的一生，平凡，暗淡，然而又使我惊心动魄，肃然起敬。　　现在大家说起桐城派，只把它当作一个文派，其实它还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一个学派，而理学在道德观特别是性道德观上是极度严酷的。20世纪30年代之初，桐城社会风气如何，我虽然年幼，却有相当体会。当时先兄方玮德，已与家庭所订的未婚妻解约。虽然要解的仅仅是未婚前之约，而且是男方提出的，结果约是解了，亲戚社会间对玮德的非议不满，提起来摇头，我是颇有闻见的。那样的社会风气下，一个年轻的男老师，为了帮助一个已嫁的年轻的女老师解除不幸的无法忍受的婚姻，挺身而出，指导她诉诸法律，累月经年，无倦无悔，这在当时桐城人心目中是多么“不堪”、“不成话”、“不成体统”的事，可想而知。选择这条路走，需要多么清醒的认识，多么巨大的勇气，多么坚定的决心，恐怕不是今天很多人能够想象的。他和那位女老师，既是同力奋斗，患难之交，又同遭斥逐，同命相怜，最后终于共同生活，今天看来完全顺理成章，不如此倒奇怪，但在当时，又会受到多么强烈的指责，更不用说了。王组人老师的行动，显然和他接受了五四新思想有关，这说明新思想的力量，即使多么封闭的环境也挡不住。　　说到这里，再细想王组人老师给小学毕业生张仁寿补习语文，居然叫他用朱笔圈点《世说新语》，这一节就很不寻常。这个起点之高，固然非今天所能及，今天大学中文系毕业，圈点此书恐怕还不是轻而易举，且不说了。而他不叫学生圈点桐城派宝典《古文辞类纂》，却选了《世说新语》，更值得注意。“桐城义法”有许多禁忌，《世说新语》中的语言，很有小说成分，自然在禁忌之列。桐城派文家自己也会读《世说新语》，但是不会用来教初学。所以王组人老师的路子，于桐城派为异端，是可以肯定的了。　　我现在才想起，在小学六年级语文课堂上，我们曾经齐声朗诵朱　　自清的《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还齐声朗诵鲁迅的《马上日记》：　　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车边上挂着兵……家塾里不教白话文，初中殷善夫老师也不教白话文，这些只可能是小学里教的，也就是王组人老师教的。本来我进小学之前已经读过不少新文学文章，包括《马上日记》和《匆匆》在内，但是只在小学六年级把它们当课文读过，大概都是语文课本上选了的。内容不新鲜，全班齐声朗诵的印象觉得很新鲜。朗诵时拉腔拉调，有如朗诵文言文，至今还在我耳中口中。鲁迅文章，我早巳爱读，我特别领会了“车边上挂着兵”的“挂着”二字之妙，却是由于这段文章的朗诵。那么，王组人老师给我的教益，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倒是有这唯一一件事了。区区小事。本不足一提，可是60年岁月的淘洗，还能剩下这么一点，仍然可以算是幸事。　　我同意张仁寿兄的估计，王组人老师大概早已辞世。当此世纪结末，一个白头学生即以此敬悼老师。　　2000年12月18日　　悼念楼适夷先生　　一　　我至今没有写出，而且此生写不出一部中国新文学史来，真是莫大的憾事。并不是我对这门学问有什么研究，而是因为，中国新文学史如果由我来写，据说“文化大革命”就白搞了。　　那是“文化大革命”初起的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一大帮，奉令进了中央文化部的大集训班；楼适夷先生是“走资派”之一，我是“牛鬼蛇神”之一。没有多久，大集训班说是“刘邓工作组”的产物，被冲垮了。我们被揪回本单位，关进本单位的集训队。又不多久，不知道由于什么新一轮的“路线斗争”，集训队也宣解散了，一个短时期内我们是“放在群众里面去”。后来自然又关进“牛棚”，是后话。且说集训队解散之时，开会要我们谈“学习体会”，互相批评。我谈的，回想起来非常惭愧，无非是按照当时的调子，谈我对干“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认识之类。或许是谈得还有点强词夺理的“条理’’之故吧，楼适夷先生对我提意见时，竟然说我体会得不错，要我将来写一部中国新文学史。那样的时候，他那样说，显然非常不合适。我正不安。立刻，“同棚”一位女士，本是十七年中历次政治运动的急先锋，而“文化大革命”中也免不了被当作“文艺黑线打手”揪来与我们为伍的，尖锐地发言了：“楼适夷还要舒芜写中国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还要由舒芜来写，“文化大革命”不是自搞了吗？”顿时全场火药味浓烈，大家相顾悚然。　　楼适夷先生是比我年长20岁左右的前辈，可是往往就这么一恕我不礼貌地说——老天真。似乎几十年的政治风风雨雨，没有把他的赤子之心淘洗干净，才会在那样的场合，说出那样不得体不合适的、别人谁都不会说的话。　　现在，楼适夷先生已经去世，我真惭愧没有听他的话去写中国新文学史。如果只要是我来写，即使是按照“文化大革命”的调子写，尚且会使“文化大革命”白搞；那么，现在我来写，不需要再说什么“文艺黑线”了，不管写得怎样，岂不是更能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略尽一份绵薄么？可惜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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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的享与供》我入世早，多与老兄长老前辈交游。他们对我降格相待，我从他们转益多师，他们的学问文章，我学得很少；私心愿学的，是他们平等待人的精神。把人当人，把女人当人，尊重人权，尊重女权，是平等精神的要义。将他们这种精神多少传诸后世，我作为后死者有这个责任。　　我少年时深爱司马迁的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窃有大志，妄想走这条路。我从五四新文化思想出发，向前看，想通过马克思主义，追求更彻底的个性解放，向后看，想继续“狂人”的事业，在历史的满纸“仁义道德”下面，不断挖掘“吃人”两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