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美] 雷蒙德·卡佛 页数:185 字数:109000 译者: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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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概10年前,我所在的杂志还没有现在这样忙碌,主编朱伟先生还有闲情给我们上古典音乐欣赏课。他拿来马勒的交响曲给我们听,适时地有两句讲解,那时候谈一篇稿子的好坏,也往往从庄子和莎士比亚说起。有一天下午,他问我最近在看什么小说,我说,看昆德拉。他皱眉头,怎么还在看昆德拉?那时候,米兰-昆德拉已经流行了很多年,朱伟先生对他评价不高——也就是个三流小说家吧。朱先生原来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编辑,后来在《读书》杂志写专栏专门评点小说,我当然很相信他对小说的鉴赏力。那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我上了一堂小说课,主要讲的就是卡佛的小说,他甚至把《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的故事复述给我听。后来,我找到了于晓丹翻译的那本卡佛小说集。据说,朱伟担当小说编辑时,郑重向于晓丹建议,要多翻译卡佛的小说。2008年年初,我在选题会上说,现在互联网上活跃着一群翻译家,有字幕组,有翻译大学课程的项目,“有一个家伙在上海,专门翻译卡佛的小说”。那天会议上,我们确定做这样一个题目叫“互联网翻译家”。我是在“3rdcolour”的博客上看到小二翻译的小说的。“3rdcolour”在兰州,他喜欢看卡佛的小说,但很难找到书,就建了个博客,叫“寻找雷蒙德·卡佛”。小二老早就开始翻译卡佛,也找到这个博客,他把自己翻译的作品给“3rdcolour”寄过去。很快,我就和小二敲定在上海见面。我们大概谈了有四个小时,然后呼朋唤友一起吃了顿晚饭。小二打篮球,喜欢合唱,是个高级管理人员加高级工程师,但自称是个焊电路的,这不是那种假装的谦卑,而是他打心眼里认为,挣钱做生意造福于别人服务于社会,这还不够,最好还要给“文明”做出一点儿贡献。再后来,我采访陆建德老师,陆老师给我讲凯恩斯的一个小故事——1945年,凯恩斯从《经济学杂志》主编一职卸任,顾问委员会为他举行宴会,他在致谢时来了个修辞上的反高潮。他要为皇家经济学会和经济学家干杯,并说在座诸位都是受托人(trustees of...),此时他略作停顿,大家以为他要说的是文明的受托人,不料他故意让众人失望:“为经济学家、为并非创造文明之受托人,而是创作文明之可能性的受托人诸位,干杯。”真正受托创造文明的,是凯恩斯的那帮朋友——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那帮艺术家和作家。咱们这里的经济学家不会有这样的看法,咱们这里的作家也担当不起这个。即便是看小说的人,也多数自甘于边缘和异类了,你要是一不小心成了文化消费的“主流”,那你得多差劲啊。所以,偷偷看点儿一般人不知道的小说,就我而言,是特别有优越感的一个事儿。那次,在上海,麻省理工学院的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先生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互联网上正兴起一种“参与文化”,推动这种文化形成的是“粉丝”,全世界的“粉丝”联合起来,共享信息;他还说,互联网可以兴起一种新型的“世界主义”,以往一个孩子要了解世界,就要到处去旅行,见识各地的文化,现在他可以通过互联网更加便捷地了解这个世界。嗯,这位先生说得多好啊。2008年冬天,译林引进的卡佛小说集出版了,我问小二,怎么还不见他的译本有动静,他好像并不着急。自打上海的采访之后,我们没再见过,有什么事情都通过网络交流,比如豆瓣的“卡佛小组”。还是通过互联网,我看到一个读者对卡佛的评价——“卡佛如果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那么他必定也同样有这样属于他自己的不可复制的气质,这和他是不是一个LOSER,是不是一生穷困,是不是描述底层人民的生活没关系……你要是硬要我说属于卡佛的独一无二的气息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也不想说,反正书里的一切都是这个叫做雷蒙德·卡佛的家伙的,那只老孔雀,那只恶心的耳朵,那只面包圈,软座车厢,这些都是他的,这个穷鬼的,这些平常的卑微的不起眼的琐碎日子,就这样成了永恒,而他拥有这一切,永远拥有。” 这个帖子现在就贴在“寻找雷蒙德·卡佛”的网站上,我不知道这位老兄是谁,但他绝对是小说的“优秀读者”。在我看,“3rdcolour”、小二,包括区区在下,都算是卡佛的“优秀读者”,这个名词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里提出来的。当然,从喜欢卡佛的小说到动笔翻译其所有的小说,小二俨然是个“翻译家”,我们不过是一帮乐于分享,懂得欣赏的“粉丝”,愿意把卡佛的东西炒得热一点儿,但是,面对卡佛,还有更多的一些了不起的作家,做一个“优秀读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内容概要
当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于1981年4月出版时,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正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试验性的后现代写作,小说流派多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如“超小说”、“非虚构小说”、“自省小说”和“寓言小说”等等。同时,短篇小说集的销售极为窘迫,即使是名家的短篇小说集,也只能卖出去几千本。卡佛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如同一针强心剂,为美国短篇小说写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对美国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复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小说集里篇幅不长的十七篇小说也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卡佛成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小说家,并为他赢得了“美国的契诃夫”这一称号。《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后,效仿者趋之若鹜,卡佛成了美国继海明威之后受到模仿最多的作家。那一时期美国文学杂志经常收到被编辑戏称为“卡佛式小说”的投稿。《时尚先生》Esquire)曾开出一个现代人必读的书列(共75本),《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就名列其中。
作者简介
雷蒙德·卡佛(1938-1988),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美国“极简主义”代表作家,并被誉为“新小说”创始者。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高中毕业后,即养家糊口艰难谋生,业余学习写作。卡佛人生的前一半充满了苦难与失
书籍目录
[前言]做一个优秀读者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取景框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凉亭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纸袋洗澡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粗斜棉布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严肃的谈话平静大众力学所有东西都粘在了他身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还有一件事[附录]译后记
章节摘录
那天早晨,她把提切尔浇在我的肚皮上又舔掉。到了下午她想从窗户跳出去。我说:“霍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事必须了结。”我们坐在楼上一个套间的沙发上。这里有很多空房间可以选择。但我们需要一个套间,一个可以边走动边说话的地方。所以那天早晨我们给汽车旅馆办公室上了锁,去了楼上套间。她说:“杜安,这真要了我的命。”我们在喝加了冰块和水的提切尔。上下午之间曾睡了一小会儿。后来她下了床,只穿了内衣,威胁说要从窗户那里爬出去。我只好搂着她,虽然只有两层楼高。但还是要这样。“我受够了,”她说道,“我再也受不了了。”她用手捂住脸,闭上眼睛。她的头前后晃动,同时哼哼呻吟着。见她这样我难受得要死。“受不了什么?”我说,尽管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我不必对你再说了,”她说,“我控制不住自己了。脸也丢尽了。我曾是个那么要强的女人。”她刚过三十,是个有魅力的女人。高个子,有着长长的黑发和绿色的眼睛,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绿眼睛的女人。过去我常说到她的绿眼睛,她告诉我说正是这双眼睛让她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难道我还不知道这个!这一桩接一桩的事情让我觉得糟糕透顶。我能听见楼下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它一整天都在那里断断续续地叫着。甚至我在打盹时都能听得见。我会睁开眼,凝视着天花板,听着铃声,琢磨我俩之间到底是怎么了。也许我该看看地板。“我的心碎了,”她说,“成了一块石头。我不行了,最糟糕的是我再也没用了。”“霍莉。”我说。刚搬来这儿做管理员时,我们觉得总算熬出头了。不用付房租和水电,外加一个月三百块。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事。霍莉负责账目。她算得清楚,客房大多都是她租出去的。她喜欢和人打交道,大家也喜欢她。我负责庭院里的事,修整草坪剪杂草,维持游泳池的清洁,还做些小的维修。第一年可以说是万事如意。我晚上做着另一份工作,我们的状况在改善,有了自己的计划。某一天的早晨,我也不知道。这个瘦小的墨西哥女仆进来做清洁时,我刚给一个客房的卫生间铺好瓷砖。是霍莉雇的她。我实在说不上以前曾注意过这个小东西,尽管彼此碰面时说过几句话。我还记得,她称呼我先生。总之,事情就这样接踵而至。从那个早晨起我开始留意她。她是个长着洁白牙齿的极好的小东西,我习惯于看她的嘴。她开始用名字来称呼我。一天早晨,我正在修一个卫生问的水龙头垫圈,她走了进来,像其他女仆一样打开电视机。就是说,她们在打扫时都这样。我停下手里的活,走出卫生间。看见我她有点意外。她轻笑着叫出了我的名字。她刚说完我们就倒在了床上。“霍莉,你仍然是个自信的女人,”我说,“你仍然是最棒的。别这样,霍莉。”她摇摇头。“我心里的东西死了,”她说,“虽然它坚持了很久,但还是死了。是你杀死了它,就像是你劈了它一斧子。现在一切都龌龊不堪了。”她喝完了酒,然后放声大哭。我试着搂住她。但没用。我给我俩添了点酒,留神着窗外。办公室前面停了两辆挂着外州牌照的车子,开车的站在门口说话。其中的一个刚对另一个说完什么,他托着下巴,打量着客房。那儿还有个女人,她把脸贴在玻璃上,用手遮住眼睛,向里面张望。她又推了推门。楼下的电话响了起来。“甚至我们刚才干那件事时你还想着她,”霍莉说,“杜安,这太让人伤心了。”她接过我递给她的酒。“霍莉。”我说。“这是事实,杜安。”她说。“别跟我争了。”她说。她手里拿着酒,穿着内裤和奶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霍莉说:“你背叛了婚约。你毁掉的是信任。”我跪下来乞求。但我脑子里却在想胡安妮塔。这太糟糕了。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也不知道世界上其他人会怎样。我说:“霍莉,宝贝,我爱你。”有人在停车场按喇叭,停了一下,又接着按。霍莉擦了擦眼睛。她说:“给我弄杯酒。这杯水太多。让他们去按他们的臭喇叭。我不在乎。我要搬到内华达去。”“别到内华达去。”我说。“你在说疯话。”我说。“我没说疯话,”她说,“去内华达一点都不疯狂。你可以和你那个清洁女工待在这里。我要搬到内华达去。去那儿或者自杀。”“霍莉。”我说。“霍莉个屁!”她说。她坐在沙发上,收起腿,用膝盖顶住下巴。“给我再倒一杯汽水,你这个婊子养的,”她说,“操这帮按喇叭的,让他们去糟蹋那个'游客客栈'。你的清洁女工现在在那儿做清洁吧?给我再弄一杯来,你这个婊子养的!”她抿着嘴唇,做了个脸色给我看。
后记
当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于1981年4月出版时,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正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试验性的后现代写作,小说流派多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如“超小说”、“非虚构小说”、“自省小说”和“寓言小说”等等。同时,短篇小说集的销售极为窘迫,即使是名家的短篇小说集,也只能卖出去几千本。卡佛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如同一针强心剂,为美国短篇小说写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对美国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复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小说集里篇幅不长的十七篇小说也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卡佛成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小说家,并为他赢得了“美国的契诃夫”这一称号。《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后,效仿者趋之若鹜,卡佛成了美国继海明威之后受到模仿最多的作家。那一时期美国文学杂志经常收到被编辑戏称为“卡佛式小说”的投稿。《时尚先生》Esquire)曾开出一个现代人必读的书列(共75本),《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就名列其中。这一文学现象也受到了另一个英语国家文学界的关注,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于1983年出版了一期美国小说特刊,主编布福德(BillBuford)在引言中说道:“美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型小说,这是一种怪异的和令人难以释怀的小说。它不仅与英国当下的小说不同,和通常的美国小说也大相径庭。”从外表上看这一类小说与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其叙事手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异。评论家给这类小说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如“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高度写实主义”、“照相现实主义”等等,而布福德则称它为“肮脏现实主义”(dirtyrealism)。两年后,《密西西比评论》(Mississippi Review)也推出了一期这类“新小说”的特刊。编辑赫辛格(KjmHerzinger)在题为《论新小说》的引言里表达了与布福德相似的看法:“我猜想出现了一类新的小说,证据是美国主要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些书的语调和结构以及它们受到媒体关注的程度。”赫辛格在引言里首次把“极简主义”(minimalism)这一通常用于音乐和视觉艺术的术语运用到了文学作品上。从此以后,这一新小说的领军人物卡佛就被一些评论家称作“极简主义之父”。卡佛在世时曾出版过四本重要的小说集,但提起卡佛的小说,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本小说集,它几乎成了卡佛小说的注册商标,被誉为“极简主义”文学写作的“圣经”。《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卡佛在这部小说集里运用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手法,如评论家经常提及的不可靠叙事者、非确定性叙事以及省略和空缺手法等等。具体的表现是小说中常见的修饰性词汇、反映作者观点的阐述性文字不见了。小说句式和用词简单,叙事者往往远离事件主体,用有节制的语调叙事。小说经常由几个像是被照相机和录音机记录下来的生活片段组成,而这些片段之间的一些有机联系则被人为地省略了,使得小说的情节模糊,故事性不强并具有多义性。在小说结尾处,卡佛往往不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终结,而是用模糊的口气暗示一种即将到来,但很可能是更加糟糕的结果。说到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如餐馆女招待、锯木厂工人、修车工、推销员和汽车旅馆管理员等等。这些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愿望,做着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他们发现自己在为生存而挣扎,无法获得在常人看来并不远大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窘困和不如意,婚姻破裂,失业,酗酒,破产等等。卡佛特有的叙事手法使读者在通过阅读过程中产生某种困惑和不自在的感受。这种感受有助读者理解小说中人物的挣扎和无望。另外,短篇小说这一形式也有助于表现现代社会中的流动性和短暂性、人的边缘性以及现代人脆弱的自我意识。卡佛在这部小说集里运用最多的技术手法是省略和空缺,其中包括对事件的起因、故事重要情节以及结局的省略和空缺。比如,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里,卡佛并没有交待“他”为什么要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旧货卖,但我相信读者在读完这篇小说后,能够找到正确答案(虽然不是个明确的答案)。在《取景框》里,卡佛没有交待“我”的具体状况,甚至连“我”的名字和性别也没有交待,但读者能够读出“我”这个中年男子目前妻离子散的状况。而在《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里,卡佛省略了对杰瑞杀人动机和杀人过程的具体描述,使得这一“突发”事件更具震撼性。在《洗澡》里,卡佛对读者很关心的躺在医院里的小孩的命运没作任何交待。而在《大众力学》这篇小小说里,故事在最紧张处戛然而止。结尾的最后一句(“这个问题,就以这种方式给解决了。”)看上去像是个结束,其实卡佛在这里根本没有交待婴孩的命运,但读者不难想象婴孩最可能的遭遇。这种结尾方式就是卡佛所谓的“开放式结尾”,在这本小说集里这样的结尾方式比比皆是,如《凉亭》、《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等小说的结尾。卡佛避免在小说中阐述人物的思想和观点。在他平生最后一篇小说《差事》里,卡佛借助自己文学偶像契诃夫的口说出了自己的这一文学观点:“……不相信不能被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由于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观点……我只好把自己限制在描述我的英雄如何恋爱、结婚、生孩子、死亡以及他们之间怎样对话。”卡佛认为现实社会里的人的想法和行为大多是无意识的,在很多时候都自相矛盾。比如在《纸袋》里,结了婚的“我”一方面从内心里谴责父亲对婚姻的背叛,另一方面却不时被酒吧里的异性所吸引。同样,《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里的梅尔,一方面指责他妻子过去男友的暴力行为,一方面却从伤害前妻的暴力幻想中获得愉悦。而且,尽管梅尔在谈话中不断地谈到自己的理想,其实那只是一些随机和自相矛盾的念头。卡佛正是借此塑造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卡佛一直着迷于人们在沟通和表达上存在的缺陷。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在很多情况下,人物之间的沟通存在缺陷,对话经常是无头绪的,他们听不清或不愿意听对方的话。这部小说集里几乎每篇小说里的人物都在沟通和表达上力不从心,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和《家门口就有这么多水》中的夫妻。在《严肃的谈话》里,伯特一直在为和前妻沟通作努力,但他缺乏沟通的能力,所做所为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中,女孩在结尾处似乎对生活有了感悟,但她却无法用语言把它表述出来。在《还有一件事》的结尾处,卡佛把男主角L.D.的缺乏沟通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L.D.把剃须袋夹在胳膊下面,拎起了箱子。他说,“我只想再说一件事。”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了。与其说卡佛改变了小说的写作方式,不如说他改变了读者的阅读方式。卡佛简约的写作手法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想象空间。那些不完整的情节和似乎没有结局的故事迫使读者思考,更加关心那些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介入式的阅读对大脑极富刺激,增强了阅读过程中的愉悦。加拿大诗人作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称卡佛小说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藏在字里行间,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你不想知道的东西……尽管如此,你想知道它们,没有什么能阻止你这样去做”。我是在苏童《一生的文学珍藏》这本书里第一次读到卡佛的小说,苏童所选的是主万先生翻译的《马辔头》。阅读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并被卡佛独特的叙事手法所折服。在阅读了卡佛所有的短篇小说后,我萌发了把卡佛这个著名短篇小说大师的作品忠实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愿望,让大家体验到阅读卡佛小说过程中特有的微妙感受。卡佛的作品看似简单,但翻译起来有一定的挑战,主要是如何用中文准确地表达其独特语调。另外,卡佛喜欢在小说中运用俚语,其中的一些现在已不再流行,这也给翻译增加了一定难度。通过翻译卡佛的作品,我结识了一大批卡佛爱好者。我感谢豆瓣“卡佛小组”聚集的卡佛爱好者对我的期待、鼓励和支持。感谢译林出版社给予我翻译卡佛这部著名小说集的机会。最后,我感谢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她们对我因专注翻译而对她们的疏忽予以容忍,并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在描写人生微妙、难解却又真切人性的细节上。多数来自雷蒙德??卡佛的启发。——村上春树卡佛的极简绝不仅仅文字的,他在表达对自身和所写世界的根本看法。中国读者喜爱卡佛,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他让很多很多人真正感知到自己生命中确实有一种荒凉的,令人胆寒的巨大沉默。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这就是我喜欢卡佛小说的原因。……阅读他的小说,成为身临其境,依靠智商去追索的过程。追索过程充满神秘,神秘中感觉到他所要表达的内核,会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我想卡佛恰恰抓住了人生共通的经验:那些表面的成功者,内心藏着巨大的不安与颓唐,卡佛小说映照出他们同样苍凉、毫无诗意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苗炜读卡佛读的不是大朵大朵的云,是云后面一动不动的山峰。读的是一代美国人的心情,也是我们自己这一代中国人的心情。——作家 苏童
编辑推荐
卡佛的成名作和最为经典之作,小人物被生活打得遍体鳞伤后的孤独和沉默◇与《大教堂》相比,《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作为卡佛的成名作,经典体现他的主要风格:极其精简的遣词和冷硬的语言。包括对故事起因、重要情节和结局的省略。比如,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里,男人为什么要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旧货卖?在《大众力学》里,故事在最紧张的时候戛然而止,婴孩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卡佛都没有交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卡佛致力于传达人在沟通和表达上的缺陷:很多情况下,人们很难表达自己,人们缺乏沟通的能力,人们听不明白或者不愿听对方的话。于是,情节就不必完整,故事也不必有结局。其实卡佛感兴趣的不是故事和人物,而是命运投下的光线。◇与其是卡佛改变了小说家的写作,不如说他改变了读者的阅读,读者有更大的想象,更关心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卡佛的特点,在这本书里比他的任何一本其他书都要鲜明。◇译者小二,电气工程师,卡佛小说爱好者。清华本科毕业,在美获博士学位。是豆瓣网“雷蒙德卡佛小组”最早的灵魂人物之一。◇设计者艾莉,著名文艺读本《读库》和本社《大教堂》设计者,风格简约,文学意味强烈。《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设计,得到国内很多知名作家学者及书评人的一致首肯。 [推介者苗炜]“卡佛那种底层、暗淡,悲凉的故事给这个事事都求成功的时代带来另一种味道。我重新阅读卡佛,基本上是通过小二的翻译。从喜欢卡佛的小说到动笔翻译其所有的小说,小二俨然是个翻译家,我们不过是一帮乐于分享,懂得欣赏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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