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04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美国]凯文·吉尔福伊尔 页数:433 译者:罗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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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芝加哥生殖医生戴维斯·穆尔专门从事生殖克隆研究,这是一项颇具争议且被严格控制的新型实验。有一天,他17岁的女儿遭人强暴并被残忍地杀害。警方始终破不了案。几个月后,他从警察那里取回女儿的遗物,并在其中发现了一个装有凶手DNA的小瓶子。在痛苦的折磨下,穆尔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克隆。他想要克隆的不是自己的女儿,而是杀害他女儿的凶手。为了看到杀害女儿的凶手究竟长成什么样他将在这条道上走多远? 三岁的贾斯汀·芬恩看上去和其他孩子一样阳光、快乐、可人。在他毫无疑心的父母和认识他的人跟中,贾斯汀还只是一个副刚学会走路、天真烂漫的孩子。可是有一天,他的脸将会变成一个冷血杀手的基因复制品。三岁的孩子难道就拥有过去?邪恶的源头在哪里?我们死后,灵魂会怎么样?当你复制出一个人的时候,还复制出了什么?
作者简介
凯文·吉尔福伊尔,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后居匹兹堡和纽约州,毕业于著名的私立大学圣母大学,曾有多部短篇幽默小说散见于报刊,《投影》是他的代表作。
章节摘录
安娜·凯特的安息 戴维斯两眼盯着女儿僵硬的双脚,它们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以不可思议的角度伸向秘密编制的深灰色地毯。他已没有悲伤的感觉了。在他心里,悲伤从产生到成熟,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绝望则在心的另一端,突然向他涌来,慢慢升腾,使他陷入消沉。虽然好久没感到这么消沉了,但他觉得自己至少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他的生活,他的妻子,他的实验,他的病人,他在高尔夫球场边的新家,还有另一处在湖畔的房子,他想象着所有的一切在他面前不动,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毫不在意。 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照亮了整间屋子,灯光如此明亮,垂直地射向各个角落,戴维斯在整间屋子里找不出一个影子。从屋里往外看,对着大街的开阔窗户好像被涂上了一层黑漆。而从窗外,人们能看到这家白白晃晃的商店,就在警车、发亮的雪堆和黄色警戒线后面,整个建筑光秃秃的,像是以简洁而闻名的设计师密斯所描绘的一幅夜景。 有几个警察站在营业楼层上说话,但戴维斯只能隐约听到他们断断续续的低语:“他在这儿干什么……·”站在戴维斯身边的警察叫奥塔格,以前是他的病人。今晚,奥塔格让戴维斯从后门进入商店——带他穿过仓库,上楼,站到了长方形收银台内侧——就因为这件事,奥塔格还被一名警探浩浩训斥了一顿。安娜·凯特的双脚在戴维斯的眼里一会儿是那么的清晰,一会儿又变得模糊,但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过它们。这双脚自脚踝以下看上去如同由棕黄色的塑料制成,僵硬得就像是从墙边一个穿螺纹毛衣的塑料人体模特身上割下来的似的。 这时,他想起奥塔格曾被检查出精子活力低下。那天,他已戴维斯·穆尔医生的身份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奥塔格和他美丽的妻子凯瑟琳。他们不赞同采用人工受精的方法使凯瑟琳怀孕,也接受不了使用匿名DNA和培育多个胚胎的方案。戴维斯不知道他们夫妻俩后来是否收养了孩子。但是如果奥塔格已为人父,也许就能够理解他此时难以抚平的悲伤。 戴维斯准备回家了,在大雪纷飞的夜里,身上连外套都没有穿。一位警察将开车把他送回家,他的家在斯通大街上,使草原风格的住宅。邻居们会赶来慰问,安娜·凯特的母亲——他的妻子杰姬将会扑进邻居们的怀中哭泣。他会给杰姬开点镇静药,然后给自己灌下麦卡伦纯麦威士忌,希望麻木地睡去,没有噩梦出现。而接下来的第一个早晨将会是最最痛苦的。他会在刚刚醒来的那一刹那记不起发生过的事,然而,在阳光的照射下,他将记起他的独生女已经死了。 安娜·凯特十六岁 °1 这些女人可比我妻子老多了,也许她们还更加绝望,特里心想。但是他忽然觉得有些尴尬,因为他自己和这些女人一样,都是快四十的人了。要知道,特里在男人面前谈起妻子的年龄可从来不会觉得尴尬。他其实相当喜欢在人面前炫耀地和妻子手牵着手,或一把将她搂到怀里,在饭店吃饭时还总是和她坐在餐桌同一侧。他确信自己能够戒掉酒和大麻,并打算已有孩子就立即执行。不管怎么样,大麻是一定得戒的(只要有了孩子)。但吸食大麻的快感怎么也比不上让其他男人嫉妒得脸发青来得爽,谁让他娶了这么个年轻漂亮又性感的玛莎呢。单凭这一点,哪怕让他采用“冷火鸡”疗法一下子把毒戒掉也是没话可说的。 这些女人正用好奇的目光偷偷打量着玛莎。玛莎侧着脸,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上个月的《新闻周刊》。她们搞不懂像她这么年轻的女人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她们时不时朝玛莎瞟一眼,眼光中既有妒忌又有怜悯。这些女人的丈夫也注意到了玛莎,特里琢磨着这些男人肯定是首先打量玛莎的胸部,接着看她的身材,然后久久地注视着她,盘算她的年龄、体重,欣赏她的曲线,拿她的容貌和自己老婆的容貌作比较。 玛莎·芬恩对候诊室里各方朝她投来的目光全然不觉,连特里都看见了那些大老爷们火辣辣的目光,她却没有察觉。她有点紧张,但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嫉妒、幻想、渴望。她和这里的许多女人不一样,她的卵子和卵巢一切正常,而特里耶和这里的许多男人不一样,他的精子活蹦乱跳,数目众多,这让他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自鸣得意。看到他这副样子,玛莎尴尬地皱了皱眉。 在一位护士的引领下,他俩从白色皮沙发上起身,离开候诊室,穿过几个检查间和科室,来到了戴维斯·穆尔医生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窗明几净,还有专门为患者设置的沙发和桌子,看得出如果穆尔医生投身其他行业也必是一把好手。候诊室与办公室故意布置得很不一样,候诊室空空荡荡的,色彩单调;而办公室采用的是红褐色的暖色调。 “我还是觉得怪怪的。”特里·芬恩紧张地笑了起来,试图掩饰心里的害怕。玛莎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膝盖。 特里在自己的公司也算得上是一流的人物,可一见到穆尔医生,他不得不承认穆尔医生真是魅力十足——高高瘦瘦,修长的身材,浓密的褐发(在特里看来,他的头发保养得像政客们的那么好)。穆尔医生外面罩着白大褂,里面穿着一件昂贵的羊绒衫,系一条红色丝质领带。他用那温柔而又充满威严的男中音徐徐到来,和他的手势一样不缓不急,自信满怀。他的办公桌上没有任何杂乱零散的东西。这说明这位医生解决问题很利索,并能快速处理文件。穆尔医生也算是小有名气了:《芝加哥》杂志上曾登过他的照片,配图文字中写到他是“城中名医”(玛莎自从与穆尔医生预约后就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她的手提包中)。穆尔医生在克隆与克隆伦理学方面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有些夫妇对这个过程有很多疑虑,”戴维斯说,“有些人对科学无法解决的伦理观上的问题,当然还有大量的宗教团体反对这种做法。你们有宗教信仰吗?” “信基督教。”玛莎红着脸答道。 “我不知道宗教信仰对你们有没有影响,我自己也信上帝,但我对自己所从事的这项科学事业一直是心安理得的。”戴维斯说,“你们也知道,我们又克隆不出人的灵魂。实际上,我已经发现,比起传统的体外授精技术,一些宗教界的人士更能接受克隆技术。”他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初期咨询,知道接下来他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能预见得到他们提问的顺序。所以在回答更多问题之前他只是静静地倾听。 “他们更接受克隆是不是因为克隆不需要制造太多的胚胎?”玛莎问。 “是的。在目前一般情况下我们仅需要一个胚胎就能成功。” “我知道者还涉及一些法律问题,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些相关信息,但即使这样,我所了解的克隆知识也实在是太少了。”玛莎一边说一边咯咯地笑了起来,戴维斯这才注意到玛莎笑起来的样子非常好看,她不笑的时候脸上仿佛戴着一副化妆晚会面具,而一笑起来面具就被摘掉了。“我知道去年城东有一些医生遇到了麻烦。” “我们是有严格规定的,一旦触犯了相关的行规和法律,我们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从吊销行医执照道进监狱都有可能。比方说,我们必须选取已故捐献者的DNA进行克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你的孩子将来在珠儿超市(芝加哥到处可见的一家连锁超市)排队付款时撞上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说到这儿,特里、玛莎和戴维斯都笑了起来。 玛莎说:“这听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仍然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你们能在人死后克隆出他们来,这简直太令人惊叹了。” “DNA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那么脆弱,尽管我们有一整套方法来保存它,但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不必要的。”戴维斯解释道,“运用现代科技我们可以从死亡很久的组织中获取成活的DNA。可是一旦我们克隆出一个人来,我们将销毁剩余的DNA。我们从不用同一个个体进行多次克隆,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你的小孩是唯一拥有这种基因的活人。当然,除非我们培育出的是双胞胎。” “那么捐献DNA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玛莎的语气更加坚定了。 “大部分是精子或者卵子的捐献者。在捐献精子或卵子的过程中,他们会表示是否愿意自己的DNA在他们死后被用于克隆。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再献一点血——光有生殖细胞是克隆不出什么的,这多少有点讽刺吧?——这样的话,我们付给他们的钱是仅仅捐献精子的三倍。如果是卵子的捐献者,我们付十倍的价钱。” “捐献DNA的女性一般比较少,”(玛莎记得自己在查阅有关克隆技术时看到过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克隆人是男性的原因。” “你说得对,捐献精子比捐献卵子更加普遍,还没有太多人只为了克隆而捐献细胞呢。大多数捐献者是在捐献了精子或卵子后再考虑的,你想,只要把袖子往上一挽,多签个字就能多得好多钞票,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一些人捐献是出于自我考虑:一想到自己的DNA可以在死后传下去就兴奋不已,他们就像是在追求永生,当然这是无稽之谈。很多人一想到自己的基因要被复制,仍觉得有点不安,特别是女性。我的一位老同学曾经在去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这种现象与女性的自我形象有关。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种观点,但谁又能肯定这没有一点道理呢?我们还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控制,我们可不想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就进行克隆。法律和伦理也约束了我们,我们不能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剪在废纸篓的指甲进行克隆。你们也注意到了,过去五年国会制定通过了一系列保护隐私权的法案,即使保存一个人的DNA都是违法的,除非这个人被指控犯了重罪。” “植入人体的胚胎是怎么发育的呢?”玛莎问道。戴维斯知道丈夫们永远都用不着担心植入,他们只担心自己的精子。 “如果你们和我都准备好了进行下一步,那么我将取出你的一枚卵子,去掉细胞核后只剩下一个壳。然后我们把捐献者的细胞核放进去——这个DNA通常取自于白细胞——我们会激发这个卵细胞使它和自然受精的卵细胞一样发育,这样,植入的胚胎就与体外受精卵一模一样了。” “我知道申请克隆生子的人比捐献者多。”玛莎把她的问题都写在了一张小巧的带花边的纸上,出于某种原因,她尽量把这张纸藏着不让别人看见,“如果我们决定把名字写在排号单上,我们需要等多久才能有合适的DNA?” “一些人要等上三四年,但我们并不按先来后到的顺序。玛莎,你曾在前期的问诊中说过你们家族有亨廷顿舞蹈症对吗?” “是的。”玛莎答道,“我做过检查,我本人就是一个携带者。” “这样的话我们会优先考虑你。你将排在名单的最前面。你通过自然受孕、传统受精或体外受精等方式怀上的孩子都极有可能患上亨廷顿舞蹈症,因为这些方式使用的是你的基因物质。克隆胚胎在植入你体内之前将通过遗传性疾病的检查,所以胎儿不会遗传你的任何疾病基因。通过克隆,本质上你是在胚胎阶段收养了一个孩子。你的孩子虽说从技术上讲不是你自然受孕而生的,但他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孩子。从这个观点来说,我认为用克隆的方式进行体外受精比其他的方式要好。克隆法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钻空子的地方。你不用担心有朝一日孩子的亲生父亲或母亲会突然跳出来与你们争抚养权。” “那捐献者得父母会有什么问题吗?”特里问。 问得好,戴维斯心想,不过这个问题以前也有人提过。他更感兴趣的是解决可能遇到的障碍而不是技术过程的本身。“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这个克隆人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伦理上都不是他们的后代。这个男孩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喜好。它将拥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灵魂,如果你们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话,我说过,我是相信的。” “你是说‘这个男孩’?”玛莎眯起了眼睛,仿佛为一连串坏消息做好了准备。“那么一点怀上女孩的机会都没有吗?” 戴维斯深吸了一口气。去年他回答过三次同样的问题,结果都被气愤的准爸爸准妈妈们给骂了回来。他们给他讲优生学,义愤填膺却又讲不清楚。他确信其中有一对夫妇是事先安排好来诊所捣乱的。他们在同一天晚上就是上了当地的新闻节目,痛斥在克隆诊所里的所见所闻。 戴维斯硬着头皮答道:“虽然我们也很想使生男生女的几率与自然状况基本持平——大约百分之五十一的可能性是女孩,但根据现有捐献者的情况来看,他更有可能怀上男孩。在这个框架以内,国会规定性别选择必须是唯一的。但我们确实会做些选择。虽然我不能告诉你捐献者的具体信息,但我们尽量选择符合你们表面生理特征的捐献者。很多选择克隆生子的夫妇不想将来生出的孩子因为长得太不像他们而引起过多亲朋好友的怀疑。” 芬恩夫妇听了之后看上去既没有惊讶也没有不安。特里接着说:“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件事的保密程度怎么样?” “问得好,这确实很重要。”戴维斯答道,“作为克隆人的父母,你们按规定必须每半年带他去儿科医生那儿去做一次检查,至少要坚持到他年满十六岁。我们这儿的伯顿医生很不错,但如果你认为有另外的医生更合适,那么你也不一定非得选她。不论你选择哪位医生,你必须告诉医生你的孩子是克隆人,并让这位医生定期送交检查报告到我这儿。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进行中的试验和程序的完整性。医生会保护你们的隐私,这点你们尽可能放心。对了,顺便提一句,我们诊所医疗项目很多,伯顿医生不只为克隆小孩检查,她也医治其他的病人,所以就算有人看见你们带着孩子在她的候诊室里也不会引起什么怀疑的。” “那么孩子呢?”玛莎接着问,“我们要告诉这个小男孩吗?”说完她又加了一句:“也许是个小女孩也未可知。” “这个当然由你们自己来定,我认为大多数医生会建议你们至少等到小孩长到十几岁时再告诉他。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要让孩子接受这个事实还是挺难的,但十五年后,科龙就不会像现在看起来这么新鲜了。”片刻沉默之后,戴维斯看了看时间,他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耐烦,十七年前在明尼苏达大学时他就学会了这一招。“我还有一个预约,不过如果你们还有其他任何问题,请尽管问,问题解答清楚之前我是不会让你们离开的。” 他们没什么问题了,况且此刻他们也问不出什么更多的问题来。戴维斯的办公室墙上镶着木板,贴着地图,屋里堆着书籍。在这样一个舒适而又老式的环境了讨论克隆这个仍然很新兴的事物感觉有点奇怪——还像是在H·G·威尔士书中出现的场景。戴维斯似乎想故意制造出这种氛围,为的是使他们习惯这种超前的做法,同时也为了剔掉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正如他经常所说的那样,初次会面只是接下来的众多考验的第一关。 他把芬恩夫妇送到门口,然后返回办公桌在电脑上新备了一份文档,其中写道:玛莎·芬恩与特里·芬恩,优先考虑候选人。妻子比丈夫更想要孩子。很可能再一次前来咨询或寻求建议。但本季度应该不会来了。 芬恩夫妇开着本田“阿库拉”准备回家。由于交通堵塞,他们一路上走走停停。窗外尽是雷同的郊区大卖场,玛莎拿着刚才从新技术生育诊所取来的小册子,随意选取其中的一两句大声读着。特里一边听着玛莎念,一边悄悄收听电台体育新闻,他把音量调到了最小。 特里觉得自己还是挺想要个孩子的。他知道玛莎非常想要个孩子。在选择走克隆这条路,决定用DNA碰碰运气之前,他们讨论了很多次,考虑过不同的方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繁衍后代源于很多次结合或是世纪恰好的结合,这样才能生出孩子。这种繁衍方式历代相传,是上帝的安排,是达尔文进化论所赞同的。孩子出生前你对他一无所知,当然你也许可以知道孩子的性别,但随着小孩长大,你会发现孩子会像风选的稻谷一样,接受自然的优胜劣汰。 他回想起自己和玛莎度完蜜月回到家中的那个星期天,他们在一群亲朋好友面前打开一份份结婚礼物。每份礼物都裹着一份神秘的祝福,但这些礼物是他俩在礼品单上早就选好的。那些已经拆开的礼物——生活用品,银器,瓷器,他们很喜欢,但却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了。自己的孩子肯定有点像结婚礼物,一份自己给自己的礼物。 然而,克隆却是另一码事。克隆宝宝是一份陌生人的礼物。虽说他确信自己可以像疼爱亲骨肉般地疼爱这个小孩,但这个克隆小孩的善与恶却并不是他自己身上的善与恶。一个自然出生的小孩是两个人基因的结合,可以创造出新的更好的东西。而克隆小孩不一样,上一代的DNA错误被完整复制,他们的小孩将是一个旧的版本,天知道他身上带着什么缺点。 可是从玛莎的语气中,特里能感觉到她为能拥有一个克隆宝宝而感到兴奋不已。从他俩查阅过的书籍和录像带中,特里了解到要是想要个克隆宝宝,他俩得历经检查、咨询专家意见、培训等一系列漫长的过程,这对母亲来说将会更难。过去的十个月里她们为要不要孩子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无论老婆想不想要孩子,特里都挺高兴。这个陌生的小孩子一出生便会极大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想到这里,他觉得要一个也不错。 他伸出手想去触碰玛莎的左膝,但绑着安全带的玛莎为了躲避挡风玻璃反射的光把膝盖固定在了他手摸不到的地方。于是他把大拇指卡在她的大腿根处,用手指轻轻摩挲她那蓝色棉裙覆盖的臀部,以示爱意。 玛莎感觉到他的动作,笑着闭上了眼睛,把头向后靠在头垫上。她把小册子放在膝盖上,用拇指轻触平滑的小腹,想象着一个全新的生命将在她腹中孕育,一个已死之人将复活。她知道事情没有她想象的这么简单,但她相信人性本善,她爱所有的人,包括他们的缺点。她相信任何人都希望有第二次机会,并且也有资格获得第二次机会,圣人也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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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杂志和它所倡导的阅读,网罗世界顶尖畅销书作家,尽收流行小说中的经典。 一个冷面杀手,以“上帝之手”为名制造连环血案,一个DNA专家,爱女被杀后决定复制凶手,只为看清他的模样。 一个阳光的孩子,渐渐变成行为怪异的天才少年,他的脸是杀手的复制品。 绝佳的杰作……凯文·吉尔福伊尔的天才手笔让情节如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快,曲折得让人匪夷所思。 ——《科幻和奇幻世界》 凯文·吉尔福伊尔的首部长篇以克隆研究的伦理界线为框架,小说的科学性与激动人心的情节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德国《文化新闻》 凯文·吉尔福伊尔的这部惊悚之作的主要元素和畅销书作家迈克·克莱顿的小说如出一辙……《投影》虽为试笔之作,但凯文·吉尔福伊尔写得更加有声有色…… ——《纽约时报》,角谷美智子 科技复制时代的捕风捉影——读《投影》 刘佳林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讲过一则洞穴寓言:一些人被囚禁在一个洞穴里,他们的头脚动弹不得,只能终日面对洞穴的石壁。他们的身后有亮光从通道照射过来,将外面世界各种物体的影像投射到洞壁上。囚徒们谈论着这些影像,认为这就是实物本身。直到有一个人走出洞穴,眼睛逐渐适应了太阳照耀下的世界,才开始认识到,他以前看到的一切、相信的一切都不过是真相的投影。 柏拉图想通过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可见世界仅仅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只有当我们的灵魂能够从可见世界的洞穴中上升到绝对真实的理念世界时,我们才能够看到善的理念。可是,柏拉图有所不知的是,他在这里恰恰是借助于影像来叙述真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寓言其实就是真理的影子,它依凭相似性获得生命。因此,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尽管需要非凡的智慧和领悟能力,但捕风捉影有时竟也可以成为通达真相的一种途径。凯文·吉尔福伊尔的《投影》就是要为我们摹写这种途径,摹写它的曲折分岔,它的通畅淤滞,它的危险不归。 虽然《投影》的题材是关于克隆的,但作者吉尔福伊尔并没有像早期描写克隆问题的科幻小说家那样,把情节安排成一次关于科技伦理或克隆人有没有灵魂等问题的论争,他吸收了科幻、悬疑、惊悚、侦探等多种小说元素,在编织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时,把注意力始终放在关于凶手真实身份的追查上。与传统的侦探小说偏重于逻辑推理不同,在揭示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投影》的主人公更多地依赖于现代科技手段。小说着力展示了两种高科技的复制手段:生物复制和网络世界的复制。 生殖克隆是将一个生命体进行复制,其合理性初衷是为了满足不孕或因遗传疾病等原因不能生育的夫妻拥有孩子的愿望,可戴维斯复制贾斯汀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通过他查到犯罪分子。作者对戴维斯这种有违克隆伦理甚至是犯罪的做法似乎并无意谴责,尽管读者都十分清楚,即使是在一个虚拟的克隆行为合法化的国家,贾斯汀的生命也已经沦为别人的工具和手段。对吉尔福伊尔来说,克隆体与被克隆体之间的相似性成了一个重要问题。首先,二者之间体貌上的相似性是惟一的吗?戴维斯在网上发布了修饰过的贾斯汀的照片后,有人宣称他找到了这个相似的人,结果证明这种相似只是相似而已。其次,二者之间的那个内在的自我也是相似的吗?贾斯汀确实不但在身体特征上酷肖萨姆·科恩,而且在智力、暴力倾向、思维方式上也与他的原型十分相似。因此,他根据有关犯罪事实并结合自己对罪犯进行合理想像与揣度,做出精彩的案情分析,就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可是,如果我们只是一般性地表达A与B酷肖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的论证仅仅停留在理论猜想的层面,那么相似性本身并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如果根据这种相似来追究另外一个孪生形象的法律责任甚至剥夺他的生命,那么相似就变得十分危险。戴维斯根据克隆体试图追本溯源、根据DNA的投影去追踪原型的做法结果证明不但是不可靠的,而且由于误入歧途造成许多误会,比如把一个不相关的人当做是贾斯汀的原型来追查,进而引起新的误会,导致戴维斯的妻子怀疑他有私生子,这些误会又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私人侦探及戴维斯妻子的死亡。而贾斯汀对案情的想像与模仿则酿成了更大的悲剧,比如他为了制造现实生活中的罪证,竟亲自奸杀了一个女子。并且,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展开,读者将会发现,悲剧还不仅止于此。 科技社会在生物复制之外又提供了另外一种仿真的方式,即虚拟的网络世界对真实世界的复制。《投影》中的“影子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克隆体,它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模一样,有全世界三千五百个城市里的每栋建筑、每座公园、每个公共汽车站和每家商店。泰洛软件公司的程序设计师都加入了游戏,不断升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甚至真实世界里刚开始飘飞的雪花也会立即在“影子世界”坠落。相应地,游戏玩家们也在这个世界里复制自己的生活,做记者,参加派对,恋爱,谋杀。这让关注谋杀案件、喜欢刨根问底的贾斯汀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们在‘影子世界’中发现是谁杀了那些女孩,也许能引导我们找出真实世界中的凶手。”戴维斯在真实世界里追寻不得的凶手将会由贾斯汀在芝加哥城的虚拟版本里猎获。但尽管网络世界有许多“真实原型玩家”,却也同样存在一些“幻想型玩家”,他们只是借助虚拟世界来释放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无法释放的欲望。正如戴维斯所说:“巧合并不意味着就是证据。”但在认定萨姆是凶手的问题上,贾斯汀却固执己见:即使萨姆不是杀害安娜的元凶,他也一定做过其他什么坏事,伤害过其他的姑娘,因为贾斯汀曾亲眼目睹萨姆企图对自己的母亲施暴。于是他和萨莉·巴威克在“影子世界”跟踪萨姆,并找到许多逻辑上可以成立的证据:萨姆是安娜的同学;当萨姆在“影子世界”中杀人时,现实生活中的“威克恶魔”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当萨姆发现被跟踪时,他在真实世界里找上了萨莉的门。似乎更有说服力的是,克隆使得一个自我有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身体中,既然贾斯汀体验到了一种难以控制的恶的冲动,他的这个自我应该也就是科思的自我。理论上成立的证据链终需在现实世界还原,因为法律不能根据相似律来惩处凶手,可人们并不能在真实世界中找到萨姆留下的任何犯罪痕迹。出于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心,贾斯汀最终在真实世界里克隆了“威克恶魔”的犯罪情节,并怀着非凡的勇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两次高科技的复制,现场DNA的铁证,萨姆·科恩终于被判死刑。可是,几乎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杀害戴维斯女儿的凶手其实并不是萨姆。萨姆只是一个性虐待狂,他与安娜的偷欢、其他人碰巧的介入,给世人造成了一种先奸后杀的假象。《投影》在叙写戴维斯、贾斯汀等人追查杀人凶手这条主线的同时,还安排了一条看似无关的副线,即“上帝之手”成员米基四处出击、追杀克隆人士。正是米基在非常偶然的机会里,在安娜与萨姆偷欢之后杀害了安娜。小说谋篇布局的最大亮点就在于,这个谜底是在篇末人物的闲谈和文件整理中不经意地抖落出来的。于是,一直与主情节平行而又貌似无足轻重的副情节突然在小说的结尾将主情节推翻,读者最后瞠目结舌地发现:案件有关当事人的全部行动都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捕风捉影。 于是,如何进入世界、如何认识并通达事件真相又作为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高科技手段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易于掌控而更显清晰吗?它们会让罪恶更加昭然若揭吗?科技时代的人们所习惯的那种理性与自我交托的责任会帮助我们明辨是非吗?高端复制时代的人们是更加智慧了还是更加狂妄无知?回到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我们发现,戴维斯、贾斯汀等人依然不过是头脚被缚的囚徒,他们费尽心机的侦查不过是在捕风捉影,而让他们走上迷途不归路的那道亮光正是科技时代生成的工具理性,存在主义那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的责任说、选择观则从哲学上给了他们的虚妄之举以理论支持。复制贾斯汀是戴维斯出于一个父亲为女儿复仇的责任,追查萨姆是一个克隆人证明克隆体可以具有独立价值的责任,但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多么的善良,他们承担责任时的态度是多么的决绝,他们从根本上都是把他人、把自我当做工具,他们并不明白生命本身就是目的。 他们的行为首先遭到敌对势力的嘲讽。在真正的凶手米基看来,聪明人几乎都是一些理性的家伙,正是他们使这个世界迅速堕入地狱,因为理性的人不相信是与非。但我们不能说戴维斯们不相信是非,他们始终在努力弄清是非,只是在试图建立投影与真相的联系时,他们依凭的是自己褊狭的头脑和把一切当做手段的工具理性。这与米基信奉的上帝乃是非、正义之化身发生了矛盾,也跟作者暧昧不明的信仰发生了矛盾。对米基四处捕杀克隆人士的行为,作者并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似乎是在通过米基的自我辩护进行肯定。米基宣称他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上帝的正义:“不是我自己选择要杀阿里医生、登比医生或者弗里德曼医生,这是我的使命,你们也有你们的使命。我用我的整个生命来完成这个使命,为了人类我牺牲了自己,这样才能完成上帝的意愿。”按照米基的解释,上帝选择他是矛盾的,现代圣人和现代殉道者都是矛盾的,“因为在我们向现实丑恶打响的这场战斗中,你找不到坐在上帝的正确一方的圣人。你会发现真正的圣人,真正的殉道者在地狱深处。因为他们不仅为了同胞的幸福献出了生命,而且还牺牲了永远的灵魂。”面对法律在克隆问题上的两难态度,狂热的宗教分子用极端的方式阻止一种从一般伦理来看也是侵犯人的多样性、惟一性与尊严的科学行为,似乎有一些道理,但从根本上说,米基的行为恰恰违反了最基本的宗教教义:勿以暴力抗恶。 也许,从更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伦理的角度看,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人物更值得关注,那就是戴维斯的同伴、后来的妻子琼·伯顿医生,她的在场是对戴维斯的一种纠偏。琼并不像书中的其他主要人物那样执著于科学理性,也对许多事情保持隐忍的态度。她曾经遭遇强暴,她知道安娜的性怪癖,她了解戴维斯在利用活人的DNA进行克隆,她默默地爱着戴维斯但并不吐露。她劝戴维斯从女儿被害的悲痛中摆脱出来,不要沉溺于过去。她说:“这世上到处都是邪恶,一个坏人死去,就形成一个真空,另一些人会被吸进去。消灭了那些干坏事的人并不代表消灭了邪恶。另一些人又会代替他们。精神上的邪恶就像地球引力一样永远存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让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都站在正义的一边。”乍看琼的理论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但就是这种隐忍和纯粹的宗教态度使得她能够始终没有偏离正义。当她最终无意问发现警方对萨姆的问讯记录、从而表明萨姆根本不是凶手的那些材料时,深爱着戴维斯的琼“用长长的棕色胶条把每个盒子的内容都埋藏了起来”。她心底十分清楚,就像生殖克隆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戴维斯克隆贾斯汀推倒了罪过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如果她再次让过去暴露,罪恶的机器将会再一次开动。 约伯是耶和华的仆人,完全正直、敬畏神,却屡遭撒旦的试探,被夺去了财产、亲人,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他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于是不断地怀疑申诉,但他始终不背弃上帝。他这样说:“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 也许,《投影》也想告诉我们,敬畏自然生命的神圣和现实生活的神秘芜杂,我们才能够认识善的理念,站在正义一边。这是我们进入世界、在世界中存在的最恰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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