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作者：[丹] 何乐模（Frits Vilhelm Holm）  页数：239  译者：史红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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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现代学科的一个门类，汉学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发展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宗教、语言、文化等等的专门学科，有着成熟的学科表述、专业的学者团队以及严谨的研究方法。西方汉学自诞生至今至少已有500年的历史，在20世纪上半叶及之前的数百年里，它是以一种更为直观、自由和松散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在当时所有西方人有关中国的记述，包括游记、书信、报告、回忆录、专著，甚或散见于各类文献的只言片语中，人们都可以找到汉学发展或深或浅的轨迹。    16—20世纪上半叶与中国有关的西文著述是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最重要的馆藏文献之一。而这一批对于中外文化关系史和汉学史研究都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至今仍没有被系统地翻译出版，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有感于此，作为上海图书馆的下属出版社，我社已将徐家汇藏书楼汉学文献的翻译出版列为馆藏文献开发的重点项目之一，组织了一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翻译，其成果将会陆续推出。    早期来华西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及其来华之目的是错综复杂的。在直观的感受之余，他们各自的身份背景常常成为影响其认知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商人为利所趋，传教士有着宗教和文化的动因，外交使节对政治的关注不言而喻，科考队则往往在科学考察的背后暗藏军事目的。这也就是为何同样的中华文化，在有些人的笔下被美化成了理想国，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无异于未开化的蛮族文化。我们在策划丛书时，本着保留文献原貌的原则，尽可能地将具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作品选入其中，而作者的观点和立场则并非是选目的主要依据，这需要读者诸君研判明鉴。相信去芜存菁，透析文字背后的客观价值，也会是读者阅读这套丛书的乐趣之一。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lO年3月

内容概要

1907年1月，何乐模从英国出发，辗转丹麦、美国、日本等地，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并深入西北内陆的西安城，意欲获取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由于西安本地官民对该碑采取了保护措施，何乐模最终未能获得景教碑原碑，但在西安仿刻了一通同大、同质、同重的景教碑，并经由黄河航运、京汉铁路货车运输，以及长江航运运抵上海，再从上海运往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由此，何乐模在完成其第二次环球航行的同时，也将景教碑的复制碑从中国西北内陆成功地运抵美国东海岸。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复制碑的1908-1916年间，何乐模以之为模版，用石膏制作了十余通模造碑，分送欧洲、北美洲、中美洲和亚洲的十余个国家的博物馆与大学，并在世界多个国家发表了有关景教碑及其历险过程的演讲，有力地推进了西方世界对于清代后期中国内地的认识与了解，也极大提升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由此，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活动也成为清代后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
《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细致入微地记述了何乐模在华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行程与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山川河流、城镇村落、寺庙祠宇、道路交通、官绅商民、风情民俗、商业贸易、农业物产等。书中还附有大量照片，生动直观地反映了作者眼中的清末中国自然图景与社会众生相。《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不仅是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景教碑世界流布史的重要文献，而且也是从历史地理、城市史、社会史、环境史、中西交流史等学科角度出发研究百多年前中国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堪称清末西方人在华考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作者简介

作者：(丹) 何乐模 译者：史红帅

书籍目录

序言
前言
第一章航行在直隶的大运河上
第二章穿越山东，进入河南
第三章初尝乘坐大车旅行的滋味
第四章踏上前往陕西的路途
第五章黄土高原地区
第六章古老的西安城
第七章中国最重要的石碑
第八章《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
第九章翻越秦岭山脉
第十章乘坐屋船的疾速之旅
第十一章森严的开封城
第十二章重返西安城的艰辛之旅
第十三章二度驻留西安城
第十四章运送一通两吨重的石碑
第十五章返回沿海地区
第十六章仿刻碑的命运
何乐模小传
附录一1907年何乐模前往西安府获取景教碑历险记
附录二美国报刊上的文章与报道四十九则
附录三澳大利亚报刊上的报道四则
附录四法国期刊上的报道一则
附录五英国期刊上的书评一则
附录六清末电报档案与报道二则
附录七民国年间报道一则
附录八从西安到罗马：何乐模仿刻景教碑始末考
译后记

章节摘录

我和方先生成功地为我们的5名陆地船工找到了一个即使不是全然赞美但也充满魅力的绰号。我们称他们为“骆驼人”。我们坐在适宜观察的甲板上，看着这些纤夫，当他们缓慢行走，但却稳步向前时，就想探究出他们到底与什么十分类似。    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他们一起徒步行进，一个跟着一个，步伐坚毅，速度缓慢，他们脖颈前伸、肩扛背拉的神态让人觉得他们似乎承负着“免除世罪者”(peccavi mundi)的大部分重压。    当他们在正午灼人的烈日曝晒下一起劳作时，我对此深表同情，但却无法替代——只能偶尔给他们每人买个橘子。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在受罪，他们内心深处的本能并不足以让他们想得这么远。他们的思考程度有限，不知道吹东扯西，而且像牲口一样吃得极其简单，动作单调，发出的声响也缺少变化。他们只能在获准休息的时间里睡觉，对于自己“像骆驼一样工作”并没有提出半点异议。    在北京驻留期间，我多次有机会前往满城内的西半部地区，因而经常沿着骆驼道穿行在庞大的北京城。我想探究一下这种尤其对于骆驼而言极其特别的行为方式，因为它们是以一种缓慢而威严的队列方式一头接着一头——一连串骆驼——行进的。    它们的眼睛极富表现力，有时闪现出哀求的意味，并且总是会扭过头，专注地看着你。    它们的头颅以一种奇怪的、不太自然的姿势挺立着，似乎想要暗示它们始终受着不公正待遇。当它们的十字鞍鞯上搭好沉甸甸的麻袋，里面满载着各种各样的商货，它们奇怪的傲气似乎就会消失一部分；但是当它们卸掉负载归来时，它们的头颅和脖颈就会以一种奇怪而轻佻的方式晃来摆去。    关于北京，我几乎没有什么好说的。    毫无疑问，北京是我曾经有幸访问过的最有趣的城市之一，但是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记述这座轻而易举就能抵达的城市。在仅仅花费几天时间进行考察后，我就可以对这座城墙环护、恢弘华丽的城市进行精确的甚或完整的记述。留在脑海中的印象包括：城内众多的公使馆和使馆护卫队；宛如中世纪城市一样十分保守的北京城，却又带有国际化、现代化的一面；北京城内的污秽之物和刮风时吹起的可怕扬尘；美丽的庙宇和天坛，天坛是皇帝在夏至日和冬至日进行祭拜的地方；令人兴趣盎然却趋于腐朽衰败的喇嘛庙；“大钟”；宽阔的皇家御街和狭窄赤贫的胡同巷子；北京城的种种堕落与丑恶；开有16座城门的浩大城墙，每座城门上都有一座壮丽巍峨的城楼；“紫禁城”；“动乱中的中国”；以及许许多多独一无二的特征。我想说，当不计其数、才华出众的人士早已对这些景况进行过描述的时候，我写这些还有什么价值？那么我苦苦求索的意义又何在呢？    我们在午夜时分离开东泊头，继续沿着连绵蜿蜒的大运河航行。    天气凉爽宜人，正午时分的气温计显示温度才62华氏度，因此当我结束早上的工作，得知在过去的24小时里我们只行进了24英里，而且其中的16个小时还是连续不断地行进时，就决定上岸去稍稍活动一下。方先生又一次表现出对散步这个提议的反对态度，无论如何他都不想去。    当然，走在高高的土堤上别有趣味，在那里能看到乡野的美景，有着无数土坯砌盖的村落，肥沃的麦田，远远比整天坐在观察甲板上强得多。坐在甲板上就只能看见堤岸，高大的堤岸实际上几乎遮掩了所有景象，除了“骆驼人”的后背和浅褐色的河水。河水中有很多水蛇，河面上漂浮着秽物，水禽稀少，偶尔会有受了惊吓的乌龟浮出。    我沿着堤岸走得很快，把船远远地抛在身后。在穿过几座小村子时，虽然村民们惊惧地盯着我看，但我还是安然通过了，并没有受到伤害。最终，当我想要休息一下，以便我们的船能赶上来接我时，我却与一大群羊不期而遇，三四名年龄在15至18岁之间、皮肤晒得黝黑的小伙子照看着这群羊。    他们看上去非常健康，个人的所有物品显然都随身携带着，捆成一个卷儿扛在肩上。他们用长长的鞭子来管束羊群，实际上却从不会打伤它们。    我来到渡口等待上船，而那些放羊的小伙子正打算给羊饮水，因此我们就不期而遇了。    他们一点儿都不胆怯——这也是出于他们的天性——走过来摸摸我的太阳帽和护目镜，还试着抡了抡我的哥萨克皮鞭。我很遗憾地承认，他们显然发现这皮鞭对于他们放羊来说毫无用处。    我们很快就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也就是船只抵达那一片阳光和煦的地方之前，我们在田野上如同山丘般隆起的坟地之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我们还比谁跑得快，我却无一胜绩。我们爱抚新生的羊羔，甚至还安排了两大山羊部落的头羊进行了一场真正的角斗，这两只头羊尽其全力互相冲撞对方的脑袋——以一种令人钦佩的如同海军舰只猛烈对撞的方式去撞击对方。    终于，我的屋船赶上来了，我不得不向这群快乐的伙伴们告别。    我的翻译方先生站在甲板上，对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踪影全无有些焦虑不安，小羊倌们围着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以满足他们天生的好奇心。他后来告诉我，这些羊倌儿询问了我的名字、年龄和职业，他们竟然把我当成了来自日本的一名留学生！    我的秘书兼翻译、祖籍宁波的方贤昌(F0ng Hsien Chang，音译)先生与我的厮仆兼厨师、来自天津城的马四之间的关系形同水火，对于这种情形，我倒是乐观其成。这或许听上去有些荒谬，但是我更希望他们不要和睦相处。我在天津就早已预见到这种情况了。    我小心翼翼地在清晨开船之前都不让他们私下碰头，以防止他们之间进行任何事先的沟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讨厌东方人对于秘密结盟的癖好，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私下沟通可能会危及我此行的任务，妨碍我实现最终期望的目标。    的确如此，直到方先生和马四在数月之后的汉江上游地区分手之际，他们都从未有机会策划任何反对他们外国雇主的阴谋诡计，这要感谢他们之间存在的相互敌视——这的确要谢天谢地。    这天天气晴好，一天工作过后，我们于傍晚7：30在安陵(Anling—hsien)下锚停泊，这里是我们在直隶省境内停泊的最后一“港”——直隶是年富力强的总督袁世凯的统治区，他是自明代以来比任何其他中国人都更有可能为汉人创建一个中国的人，但是他梦想当皇帝的专横的帝制倾向最后证明了他的无可救药。    P12-14

后记

2010年9月，《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终于翻译完稿。望着摆放在书桌上的译稿，翻译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与个中苦乐不由都一一在脑际涌起。    从1997年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及至2000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以来，我一直从事西安城市历史地理、城市史的研究。在以明清西安城为研究对象撰写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鉴于传统纸质文献史料记述之不足，遂十分关注西安城乡各地现存的石质文献——碑刻资料，抄录了大量碑文作为研究之用，由此也对碑刻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此期间，我虽已从相关论著中获知有《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但因条件所限，始终未能一睹原书真貌。2005年，我申报的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西安宗教碑刻辑录与研究》获准立项，旋即对西安地区碑刻进行更为系统的探究，对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一事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但中文史料记述简略，难以了解个中详请，颇引以为憾。直至2006年9月，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和陕西师范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计划资助，前往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从事访问研究后，才终于有机会认真阅读了1923年版原书。这也是我在美访问研究期间借阅到的与古都西安紧密相关的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    相较而言，《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与译者此前已经翻译出版的《穿越神秘的陕西》(弗朗西斯·亨利·尼科尔斯著，三秦出版社，2009年)、《穿越陕甘：1908—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索尔比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均与清末的西安城、陕西和西北地区自然与人文状况紧密相关，都是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穿越神秘的陕西》是美国记者1900—1901年在陕赈灾调查的实录和行纪，《穿越陕甘》是美国克拉克考察队1908—1909年在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从事黄土高原综合踏察的记录，而《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记述的则是丹麦探险家何乐模于1907—1908年赴西安仿刻景教碑的过程与后续活动。三本书涉及的时段大致前后相接，都对于清末的古都西安不惜笔墨地进行了颇为详尽的描述，内容丰富，具体而微，是从西人视角研究西安城市史、近代西北中西交流史的极佳材料，也是研究清代灾赈史、科技史、宗教史等的重要史料。    就内容来说，《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虽然是以个人活动作为主线进行记述，但由于何乐模在来华之前就已经是经验丰富的探险家，而且出身名门，在华期间又与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西方人，如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里循、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以及行程沿途的众多西方传教士、工程师等多有交往与联系。返回西方世界后，他又在欧美各国进行了大量学术和社会活动，交往者也多为知名人士，因而这本书记述的事件看似较为单一，实则内容随作者足迹辗转于东西方世界而显得极其丰富。这本书在记述个人仿刻景教碑“历险”活动的同时，也记述了清末华北、西北地区的山岭、河流、植被、人口、民族、风俗、交通、城镇、商业、物产等，也有作者与清末社会不同阶层，上至王公、使节，下至船夫、僧侣之间的交往，还穿插了大量作者个人的所感、所想、所论，以及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对于作者和仿刻碑的看法与反应。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事件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溅起了些微的涟漪，但却明白无误地表明，一个区域的历史是与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紧密关联的。两者之间有着种种联系，而这种联系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去发掘、搜寻、分析。    译者在翻译原书内容的同时，在中译本中收人了大量附录文献，旨在把诸多相关背景资料，即与这一事件和人物相关的中西文史料，如书讯、书评、新闻、报道、访谈、传记、论著、档案等都收录进来。本书附录中一共收入了59则原始史料，其中西文史料56则，清代档案与报道2则，民国年间报道1则。这些珍贵而难得一见的附录文献来自于美、法、英、澳等国十余种报刊和清末电报档案，时间跨度从1907年延伸至1935年，从而构成对仿刻碑事件和对何乐模研究的“全景式”资料集成。来自于多个渠道、多种记述视角的不同类型史料，虽然其内容往往会有出入，前后也多有不尽一致的地方，但却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进行比较阅读，从细微差别中洞悉事情的真相，了解仿刻碑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从而形成较为客观的判断。    译者希望通过原始资料的系统搜集和译介，向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更为全面、细致和丰富的信息，因为只有依靠翔实、丰富的大量史料，才有可能对事件和人物有更为深刻和多角度的认识，进行更为全面的历史研究。以往译著大多仅译介原书内容，而没有将整个事件、人物“之前”和“之后”的部分一并纳人中译本，因而无论是探险家、学者等的行程或者某个重大事件，读者看到的往往都是孤立的“历史的片段”，从而容易造成理解上的狭隘和片面，由此得到的结论也往往会失之偏颇。    译者多方搜集，将何乐模本人所撰此次事件的多个版本，以及通过若干报刊记者之笔撰写的事件报道都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就可以使读者通过前后多种版本的描述，透过纷繁的表象，来审视真实的或者接近于真实的情况。有关景教碑历险过程的前后多个不同时期的版本，或者较为系统，或者较为零散，但这些综合起来，就能看到在时间长河中，何乐模本人对此事件的叙述和看法会有前后变化，由此导致后来的很多说法扑朔迷离，而这根源都在于探险家本人对外界的描述，因为只有他才是当事人。而他前后不一的陈述，势必引起后来研究者的不同说法。但是，由此也能看出，作为一名探险家，他对自己的历险过程的认识和看法，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生重要变化，所以他会在陈述事实的时候，做出某些趋利避害的选择性陈述，而这是从先后多次不同的他本人所写、所记，或者对外宣传时讲给记者、大众听的不同版本能够看出个中端倪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大量西方人在华考察、游历之后所撰写的行纪、游记、传记、调查报告等，往往会有美化个人、拔高自己、虚饰言行的内容，而何乐模也未能免俗。所以，他讲述、记述的有关个人行程的前后多个版本内容，时有出入，除了当时排印之误外，基本上仍是他个人的原因，出于种种想法才会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和描述。这也说明，在利用近代西文史地文献和其他类型资料的时候，甄别和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只有将多种说法都并列一处，甚至将中文史志中的同一事件的说法与之勘校、对照，才会得出更为接近史实的结论。    在有关近代中西交流史事的描述中，中西方文献往往会出现迥然相异的记述。毫无疑问，一个事件只能有一种真相，而每种说法无疑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的记述或者解释，只有把不同版本、不同文字的同一事件的各种资料综合一处，对比甄查的时候，才最有可能复原历史的真相。因而，既不可偏信中文史志，更不能盲从西文史料。    就对何乐模个人的评价而言，他来中国之初，说到底还是希望能获得原始景教碑，只是因为条件不允许，才采取了第二套备用方案，仿刻了一通景教碑。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与其他或购或盗中国古物的西方文物贩子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从他后来在欧美各国大量宣传景教碑的活动来看，虽然其宗旨还是出于为自己扬名的私心，但在客观效果上的确达到了宣传景教碑的作用。另外，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提出了多项反对战争的建议，表现出一个所谓“和平主义者”的姿态，这也是需要加以客观评价的一面。要认识一个人，与认识一件事一样，不仅仅要关注他在做这件事情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也要看之前他所受到的教育、他的职业经历以及他所处环境对他的各种影响，这些客观因素都会为他之后的行为打下基础，也就是他此后行为的一个“因”，而在完成一件事情之后，他又从事了哪些活动，这些活动无疑会与他之前的历险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是那些历险活动的补充环节，因而也是此前行动的“果”。在此后的活动当中，会充分反映出此前历险对他后来活动的影响。一个人也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在一连串环环相扣的事件中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因而就何乐模此次仿刻景教碑的事件而言，以往国内的研究论著基本上只关注他在中国，甚至只看到他在西安活动的部分内容，而对他在欧洲、北美等地的活动不作探讨，这些当然不利于对他的这次历险活动有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读者倘能基于中译本所提供的诸多史料，获得较原书更多的信息，形成客观的看法，译者的初衷也就达到了。当然，虽然译者倾心竭力地想要对相关西文史料“一网打尽”，但限于条件，可能仍有“漏网之鱼”，但有理由相信，最重要、最基本的史料已经包含在本书附录中了。    为了切身体会原著中所载的具体情形，译者还对翻译文献涉及的西安城乡主要地点进行了多次实地踏察，以期从个人心理角度来了解原著者的想法。在反反复复的实地考察过程中，译者在追踪原著者足迹的同时，似乎又在与原著者“隔空对话”，因而翻译其文字时也就力求不误解或偏离他的本意，但又不把他引而不发的涵义曝露于外。这些虽然还只是一些粗浅的尝试，而且受制于各种条件，还无法赴海外对何乐模的行踪和仿刻碑的播散地点一一考察，但对于事件的主要发生地西安仍进行了较多的微观踏勘，这一工作对于准确翻译原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译者在翻译史地文献过程中始终践行的理念之一。    尽管这本书记述的事件由于过程曲曲折折，波澜此伏彼起，读来引人入胜，但真正翻译起来，由于涉及的人名、地名、成语、俗语、简称、掌故等名词众多，因而又有不小的困难，实际着手翻译更是十分枯燥的事情。但枯燥并不等同于乏味，恰恰相反，枯燥的翻译过程也有让人“乐在其中”的时候。毕竟，在为了弄清一个名词而翻检种种工具书和数据库的时候，又会在不期然间与种种崭新、有趣的知识相遇。每当弄明白一个词、一句话的深切含义，或者了解到一个个简单人名、术语背后隐藏的复杂故事时，或觉豁然开朗，或觉醍醐灌顶，这些便都成了“乐”的源泉。    由于原著中对当时的很多名人在记述姓名时，大多采用了缩写的形式，这也给查找、注释带来了很大困难，但为了能使读者和研究者今后利用、使用的方便，译者对书中绝大多数人名都查找出了全名，给出了简要注释予以介绍。原书中涉及的外国人名、地名主要按照《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美国地名译名手册》(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商务印书馆，2000年)等工具书译出。其他各类专有名词的翻译，综合参考了多种工具书与数据库，在此恕不一一列举。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曾请教、咨询过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感谢。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isty)历史系助理教授穆盛博(Micah S. MUSCOIino)先生于2010年春夏之际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期间，对译者的资料搜集工作提供了鼎力支持。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松永光平研究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柴田阳一博士、京都大学菊池智子博士向译者提供了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收藏的模造景教碑的情况。译者利用2010年8月下旬前往汉堡大学参加第17届城市形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还向德国、土耳其、墨西哥、意大利、印度等国的学者了解了保存在各国的仿刻景教碑或模造碑的情况，也获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对于何乐模向各国分发模造碑，以扩大景教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的举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西安本地学者提供的多方面帮助也同样令人难忘。为了弄清何乐模仿刻碑的石材是从富平县哪一处采石场采运而来的，译者请教了富平县地方史研究专家惠志刚先生，从而对富平采石场的变迁、刻工镌刻流程和技艺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由此也深知1907年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确属不易。译者还在陕西省基督教协会三自爱国委员会陈鼎亮牧师的帮助下，认真察看了位于西安市基督教东新礼拜堂塔楼内放置的一通仿刻景教碑，也更加体味到景教碑在基督徒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承蒙碑林博物馆杜文先生热心告知，译者对景教碑原来存放的地点——崇仁寺(金胜寺)基址进行了考察，对照大量的历史照片和文献记述，对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环境，运碑的路线等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西安晚报》“西安地理”专栏编辑王亚田先生亦曾与译者多次讨论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事件的影响，并约请译者和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董秦蜀馆员合作撰写了《景教碑历险记》的长文，在7月25日和8月1日分为上、下篇整版刊发。文章刊出后，为诸多网站转载，还有不少读者打来电话交流，也让译者深感从事近代史地文献译介工作的价值所在。在此也真诚感谢以上四位先生的支持。    感谢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倪文君博士提议将本书列入“徐家汇藏书楼汉学译丛·近代西北史地辑”丛书出版计划，有赖于她在编辑过程中严谨细致、不厌其烦的工作作风和付出的大量劳动，才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译稿中的瑕疵和讹误。    最后，特别要感谢我的父母帮忙照看孩子，为我腾出更多时间来细细打磨译稿。如果没有他们毫无怨言地付出，这本译稿的顺利完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由于何乐模为获取景教碑的足迹遍及欧洲、亚洲和北美，与之交往的中外人士众多，因而《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和相关附录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领域众多，虽然译者已尽己所能查核多方面资料，力求译文准确、流畅、文雅，但肯定仍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谬误之处，尚祈读者在阅读之余，多加指正。    史红帅    2010年9月20日于古都西安明德门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有关多年之前丹麦探险家、学者(何乐模博士)历险活动的一本广受欢迎的著作。他设法雕凿了一通8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竖立的大名鼎鼎的景教碑的仿刻碑，并将其云回美国。令人遗憾的是，仿刻碑现在存放在罗马，在那里比在美国更受珍视。何乐模博士的著作以生动活泼、愉快有趣的风格写成，是近年出版的可读性最强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之一。    ——1923年7月11日美国“视点》杂志书评    法学博士、文学博士何乐模撰写的《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由哈钦森公司出版)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有关在中国游历的著作。……千百年来，尽管这通碑刻的存在为世人所知，但却一直被考古学家忽视。然而，就在1907年，一名丹麦的年轻人何乐模深入中国蛮荒之地，获得了一通重达2吨的景教碑的仿刻碑，并将其带回文明世界。该书讲述了这一传奇经历。    ——1921年9月27日澳大利亚《昆士兰人报》书评    何乐模博士撰写的《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记述了由作者完成的一次非同寻常的朝圣之旅。何乐模博士是丹麦人，职业生涯丰富而有趣。他曾一度在丹麦海军服役，也曾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特派通讯记者。何乐模还曾担任一位美国国务卿的机要助理。但他曾经做过的最为重要，也是最为艰难的事情就记述在本书当中。……这本书幂倪对他历险活动的记述极富趣味性，而且还生动刻画了中国内陆僻远地区的写实图景。    ——1925年3月14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书评

编辑推荐

《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是由丹麦著名探险家、考古学家何乐模(Frits Holm)撰述，于1923年由Fleming H. Revell出版公司在纽约、芝加哥、伦敦和爱丁堡同时出版的在华行纪类著作。该书详细记述了1907年1月至1908年6月，何乐模前往西安获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复制碑，并运往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终辗转保存于意大利罗马教皇博物馆的传奇经历。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内容，怎么说，既有趣又沉重，西方对文化的认知与重视，实在应该让当代人警醒，否则，文物流出境外也未见的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