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英)布兰德,(英)白克浩斯 著,王纪卿 译 页数:256 字数:220000 译者:王纪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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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译者的话本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女人慈禧皇太后的传记,作者是与她同时代的两位英国人,一位是曾任上海租界工部局书记官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约翰·奥特维·布兰德,传记名著《李鸿章传》的作者,另一位则是在《满人的衰落》一书中公然声称自己与慈禧皇太后有过长达六年情人关系的英国贵族埃特蒙德·白克浩斯。虽然本书的这两位作者只是声称,他们当中的一位“有幸见过一次皇太后”,并曾帮助慈禧的死敌康有为在遭到朝廷通缉时逃亡,但我们也无法断言二者与慈禧没有更为亲密的接触。相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位作者非常贴近慈禧的时代,贴近她本人,他们的作品会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事实上,这部传记自1910年出版之后即风靡世界,因为它首次以独特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中国帝制史上最后一位强权统治者与清朝摇摇欲坠的形象,被传为旷世之作。两位作者展示了叶赫那拉氏作为一个弱质女人的善变、虚荣、爱玩、贪财、节啬、记恨,又深刻揭示了这个女强人精神层面上的男性气质,如热爱权力、冷静沉着、果决明快、熟稔历史、擅长对洋人玩障眼法等。而对于慈禧备受争议的问题,如她究竟是慈悲为怀还是残忍嗜杀,究竟是放荡不羁还是恪守传统美德,究竟是愚昧无知还是熟读诗书、热爱文艺,究竟是仇洋还是媚外,究竟是迷信还是轻信人言,究竟是保守透顶还是有意维新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佐证。把慈禧放在其所受教养、所处环境之中来考察,来加以评价,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作者没有企图以民主意识的高标准来要求传主,而是比较宽容地看待其历史局限性,因此给人的印象是对这个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满族女人褒多于贬,因而民国笔记小说大家徐凌霄、徐一士兄弟认为,“似是书取材,以得之接近西后、荣禄者为多,故大为二者宣传耳”,并有多处记载失实。例如,本书作者认为慈禧于丈夫咸丰皇帝在世时就参与政务,主持大计;又如,本书记载同治皇帝驾崩后议立新君时,慈禧采用了投票法;又如,本书称颂荣禄公忠体国,可与曾国藩媲美。凡此种种,徐氏兄弟都认为有悖于历史事实,甚至不符合常识。这些指责,译者在此无意于辨其是否合理,只想指出,就连徐氏兄弟也认为,本书中“亦不乏可供史家之参考者,是在吾人分别观之”。在译者看来,清末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与湘军的崛起,名臣辈出,其中有我们今天日益给予高度关注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而我们在探究这些人赫赫事功、步步高升的生涯时,总是会看到有个女人如影随形地出现在他们的背景上,这个女人就是慈禧皇太后。可以说,研究晚清名臣,就绕不过这个女人,而晚清名臣的建树,都离不开这个女人的拔擢与支持。除了湘淮军与太平军、捻军与回民军的作战和她密切相关以外,左宗棠收复新疆,更是在她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蒇功。而我们过去仅限于将慈禧放在宫闱秘史、道德评判的背景上来考察,而较少探究其治国之术和统治思想,因此,对于这个女人严肃的研究与评价,在其逝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许可以说还是刚刚起步。而本书对于澄清史实、提供研究的角度,确实具有很大的价值。这个译本所依据的原本,是1913年经过作者认真增删修订的插图本,这个更优秀版本的译文,还是第一次与中国的读者见面。修订版在四个方面做了改进。其一,初版引用清朝文牍较多,行文较为刻板,可读性较差,而修订版在许多地方以作者的解说代替引文,阅读起来轻松许多;其二,改正了初版的错讹;其三,根据初版后发生的时事增补或修改了内容,使修订版得以与时俱进;其四,在卷首增刊了各家传媒的评论、出场人物简介以及北京地图及索引,使读者对本书的人物与场景一目了然,并便于记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引用的《景善日记》,经专家们考证,皆以为并非出自景善之手,即系伪作,而其中所记之事则非尽伪。此种伪作,与出自美国人曼尼克斯(Mannix)之手的伪作《李鸿章回忆录》一样,作伪者的技巧与功底确实令人惊叹,甚至难以置信。所以,其本身就是一种很值得探讨的现象。尽管本书中的许多记述和结论以此伪作为凭,但因本书除此之外作为依据引用的大量国事文件都是真凭实据,所以我们并不能因一篇伪作的引用而否定本书史学和文学的价值。本书中对于中文文牍的引用,在译文中已尽可能依据中文原著还原,其中各位皇帝的上谕和两宫太后的懿旨及大臣们的奏疏,分别依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和《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光绪朝东华录》,其余各种日记、文章的原文出处,除了在正文译注中做了说明的之外,其余都是录自有关出版物,不再一一标明出处。
内容概要
两位作者通过全面记述慈禧的少年时代、与咸丰帝北逃、处置顾命八大臣、与恭亲王反目、戊戌政变、辛丑之变等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展示了叶赫那拉氏作为一个弱质女人的善变、虚荣、爱玩、贪财、节啬、记恨,又深刻揭示了这个女强人精神层面上的男性气质,而对于慈禧备受争议的问题,如她究竟是慈悲为怀还是残忍嗜杀,究竟是放荡不羁还是恪守传统美德,究竟是愚昧无知还是熟读诗书、热爱文艺,究竟是仇洋还是媚外,究竟是迷信还是轻信人言,究竟是保守透顶还是有意维新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佐证。
作者简介
约翰·奥特维·布兰德,英国《泰晤士报》派驻上海的记者,兼任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委员会秘书,曾经受英国领事委托,帮助康有为出逃,著有《李鸿章传》等书。
埃特蒙德?白克浩斯,英国作家,曾经在华执教,著名的汉学家,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在北京过着隐居生活。1913年他将精心保存的六卷《永乐大典》呈交给了英国牛津博德利安图书馆。布兰德和白克浩斯还曾合著并出版过《清室外记》(即《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等书。
王纪卿,著名文史作家、翻译家。湖南长沙人,1953年生,潜心研究湘军及湖湘文化二十余年。主要著作有:《湘军为什么这么牛1:乱世豪杰多书生》《湘军为什么这么牛2:一朝天子一朝臣》《湘军》(上,下)《清末有个左宗棠》《血肉长城:血战十四年》《我是湖南人》,译著有《左宗棠传》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叶赫那拉氏的家世与少女时代
第二章 逃往热河
第三章 载垣阴谋
第四章 首度听政
第五章 慈禧与太监
第六章 同治帝亲政与驾崩
第七章 吴可读尸谏
第八章 慈禧独自听政
第九章 慈禧“退隐”
第十章 1898年的维新运动
第十一章 百日维新
第十二章 戊戌政变
第十三章 再度垂帘(1898年)
第十四章 景善日记
第十五章 逃离北京与朝廷流亡
第十六章 老佛爷忏悔
第十七章 回銮京城
第十八章 慈禧新政
第十九章 最后的日子
第二十章 慈禧的死与葬
第二十一章 结论
章节摘录
第八章 慈禧独自听政哀悼同治皇帝的日子过去了,他的遗体以钦天监所期望的吉祥方式安置了,他的灵魂得到了抚慰。亏了吴可读,他的母后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在适当的时候,将会为他提供一位合适并合法的后嗣。紫禁城的生活再次平静下来,重新踏上了东西两宫皇太后联合听政之下的旧辙。但没过多久,那位新皇帝,一个神经质的身体虚弱的小男孩,在不知不觉之间,对于把他扶上皇位的那个女人而言,成了一根肉中刺。随着他从婴儿进入童年,众所周知,且纷纷传言,他明显地偏爱慈安皇太后,后者性情温和,待人友善,赢得了这孩子的心。于是,在天真而孤独的孩提时代,他常去东宫;而慈禧皇太后,她的自尊容忍不了任何竞争对手,哪怕是争夺一个孩子的心,但她却被迫当个旁观者,意识到未来统治者心智的成形掌握在另一个女人手中了。不乏爱嚼舌根的人告诉她:她的同事总是悄悄地,心怀不可告人的动机,怂恿这孩子跟她作对,惹她生气。在这种情况下,小皇帝逐渐成为这两个女人之间与日俱增的猜忌摩擦的根源。毫无疑问,慈禧既恨这孩子偏心,也恨她的同事怂恿其偏心的行为。在朝廷,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阴谋与党争的潜在工具,小皇帝的态度不会不引起她的严重关注。她很清楚,慈安本人决不会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她此后会享有皇帝的信任与支持,教唆皇帝成为反慈禧派系的中心(后来他果然如此),这种形势就会构成对慈禧本人的危险。因此,随着皇帝亲政的日子日益逼近,她有更大的必要竭力小心预防。她不想遭遇乾隆的皇后被打入“冷宫”的那种厄运,这位皇后因被控“生活奢靡,纵情宴乐,违抗母后”而被褫夺了荣衔。进一步摩擦的导火索,在两宫皇太后于1880年前往东陵时引发了,当时小皇帝只有九岁。这一次,慈安明显受到恭亲王的鼓动,维护并坚持自己的权利,在皇陵祭祖的所有仪式上,在每一座被称为“宝城”的覆盖皇帝墓室的小土丘前依照习俗匍匐敬拜时,她都要求居于首位。当两宫皇太后走到咸丰皇帝墓前时,严重的摩擦发生了。慈安,作为已故君主的正宫,主张其居于中心位置的权利,同时把她的同事贬至她右手边的位置,而把左手边的尊位空出来。慈安还不满足于此,还要提醒她的同事:凡是祭祀咸丰的时候,慈禧只享有一名贵妃的资格,她被提升为圣母皇太后,是在咸丰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作为妃子,礼仪要求她在祭祀时站在侧边,稍微靠后,而慈安左侧空出的尊位,属于咸丰第一位皇后的阴魂,此女虽然在咸丰登基之前就去世了,但死后已被晋封为皇后。慈禧意识到,对她的这份侮辱,是恭亲王和其他宗室亲贵唆使的,她无意于束手就范,于是不由分说,坚持要占据其实际级别和权力所赋予她的那个位置。这场争执尖锐而短暂。可以想象到,慈禧赢了,但她感到在皇陵前发生的这一幕,已为随从们所目睹,有渎圣之嫌,无论如何都是甚不得体的。她在此事中丢了脸,明显出于别人的预谋,这个事实直接影响到她此后的行为,以及她与听政同事之间的关系。·在皇陵祭祖之时,荣禄担任京兆神机营统领,负有护卫两宫皇太后的职责。然而,回京后不久,他便惹得慈禧大为生气,原因是他做出了慈禧不能原谅的事情,即便是最受她宠爱的人,她也不会原谅。自从载垣谋逆的那些日子以来,尤其是在同治去世后发生危机的那个时期,这个强悍的满人总是得到她格外的青睐和信任,作为内务府的总管,他有权随意进入紫禁城。但在1880年,无疑是因为耐不住宫廷生活的死板所导致的烦闷,他轻率地与已故皇帝的一名妃子私通。帝师翁同龢,与荣禄之间从来只有敌意,把这个丑闻奏闻皇太后。此事过后,宫内盛传,慈禧在宫内的女眷区逮到了罪犯,这是一桩极为可耻的罪行。即便如此,荣禄也只是草草而静悄悄地被开革一切职务,在接下来的七年内赋闲在家。在这件事情里,慈禧以其自身的舒适与安全感为代价,维护她的自尊,而过了不久,她就有理由后悔赶走了她最忠实最可信赖的顾问。她在廷臣中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取代荣禄;她想念荣禄明智的忠告,想念他的勇气与忠诚。但是,她一旦迈出了将荣禄革职的这一步,就不愿回心转意,以免在荣禄和朝廷面前丢脸。然而,荣禄的离去,无疑导致了她与慈安之间日益严重的摩擦,她怀疑慈安与荣禄的通奸有干系。终于,在1881年3月,两宫皇太后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吵,事关总管太监李莲英施加的影响,以及他的骄横跋扈。慈安抱怨说,她同事的这位宠监和心腹奴才不把她放在眼里,视其权威为无物,以至于就连她自己的手下人都嘲笑她。她悲叹并谴责现存的状况,郁闷地评论一桩人人皆知的丑事:这位太监公开被称作“九千岁”,这个头衔暗示,他只比皇帝(“万岁”)低一级,有资格享受近似于皇帝的荣耀。·这次争吵极为激烈,两宫皇太后之间事后也未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人人认为,并在当时毫不隐讳地议论:由于怒不可遏,再也无法忍受对其权力的干涉,慈禧造就了其听政同事的死亡,一般认为用的是毒药。在东方宫廷的氛围中,这种指控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指控既没有证据,也得不到反证。然而,由于存在一个不幸的事实,即那些妨碍慈禧实现野心或是招致她不快的人往往都活不长久,我们不能无视人们对于诸如此类不公平竞争的指控。这种情况为数太多,我们无法忽略,或将之当作纯粹的巧合。就目前这件事而言,慈安皇太后突发神秘的怪病,用上谕里的话来说,她于三月初十日夜间“仙驭升遐”。按照常规,她在临终前拟写了一份遗诏,我们将会看到,其中几乎只字未提当时的政治问题。哪怕在她临终的时刻,她似乎都理所当然地把这些事情留给了她那位富有主见的同事。她提到了自己作为咸丰皇帝正宫的地位,记载了小皇帝冲龄期间勤奋学习的事实(对于小皇帝的教育她总是非常关心),遗诏接着写道:虽当时事多艰,昕宵勤政,然幸体气素称强健,或冀克享遐龄,得资颐养。本月初九日,偶染微疴,皇帝侍药问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予年四十有五,母仪尊养垂二十年。屡逢庆典,叠晋徽称,夫复何憾?遵照她的要求,也是按照习俗所规定的谦谨,服丧期从二十七个月减为二十七天。这份遗诏的结尾令人有人性的感动,排除了慈禧插手遗诏起草的可能性,因为它把慈安描述为处心积虑“以俭约朴素为宫壶先”。由于多年来御史和大臣们针对慈禧的许多指控,都提到她那臭名远扬的奢侈挥霍,这一点,以及慈安对于丧事从简为其简朴一生画上圆满句号的临终要求,都对慈禧构成了明显的抨击。慈安死了。她儿时的玩伴,那个曾与她一起面对紫禁城庄严神秘的小姑娘,后来因为未能产下皇位后嗣而在圣母皇太后的魅力比照之下黯然失色的那个女人,她多年以来有气无力的竞争对手,即慈安皇太后,再也不会令她心烦了。从今往后,无人篡权,慈禧可以放开手脚,独自领航国之大船,成为帝国唯一的摄政者。随着其听政同事的去世,慈禧产生了一个愿望,要摆脱既存权势约定俗成的权利对她的指指点点;她还滋生出一种野心,要成为国家命运唯一而无可争辩的控制者,以及公认的国家元首。多年以来,事实上,自从她的宠监安德海被恭亲王和她的听政同事处死·以后,她就一直与恭亲王不和,妒忌他的影响力,以及他在经邦治国方面当之无愧的名声。若干年前,她把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革去了,其原委已如前述。但她不能没有恭亲王效劳,希望得益于他那成熟的经验,尤其是在外交方面,于是她很不情愿、迫不得已地容忍了恭亲王。然而,到了1884年,她认为自己强大到足以自立,而对法战争(是关于中国主张对东京的宗主国地位的争论而引发的)给了她一个机会,一个借口,一举摆脱恭亲王及其在军机处的同僚。将他们革职的表面借口是中国水师被法国人在闽江摧毁,而皇太后的真正理由是,她认为恭亲王与年轻的皇帝串通一气跟她作对,而且恭亲王在某种程度上要对最近的一份奏疏负责,几名御史在那份奏疏中严厉地抨击她道德堕落、奢侈无度。于是恭亲王退下了舞台,从此未任官职,隐没无闻,直至1894年,在对日战争的第一次灾难过后,慈禧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更为明智,再一次向他求援。他再也未能重获第一次听政早期对皇太后的那种影响力,但他复官之后,直到他于1898年去世,他的威望一直很高,尤其是在外国人当中。慈禧虽不喜欢他,却也被迫承认,他很有尊严地接受并容忍了对他的降黜。在上述上谕发布之后,恭亲王的职位由礼亲王取代,此人为八王家族之首,是努尔哈赤一位幼子的后裔。与他一起在军机处共事的还有张之洞的兄长张之万与孙毓汶·,后者是帝师翁同龢的死敌。在任命他入值军机处的问题上,慈禧玩了一手她最爱用的策略,在其顾问们当中制造不和,作为其冲突势力的必然结果,她便能维护自己权威的均势。皇太后接下来采取的步骤,激起了一阵反对批评的风暴。她颁下懿旨:一切紧要事务,军机处在向皇上进言之前,都要先跟帝父醇亲王商议;但又补充道:待皇帝成年之后,她将再就这个问题另行颁旨。这不仅是一次全新的离经叛道,因为它使帝父成了事实上的行政首脑,而且还意味着有可能违背1875年就为同治皇帝立嗣而对全国的庄严立誓。这再次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担心:醇亲王今后有可能会说服他的儿子无视已故皇帝的祖传权利,因此而确立醇亲王家族为新的皇室支系。采取这个政策对醇亲王有强大的诱惑力,因为这将使他和妻子(慈禧之妹)在有生之年得到帝王的品级,而在生后获得帝王的荣耀。倘若如此,同治皇帝的统治实际上就被抹杀了,继而让后代丢脸,因为他们让大清王朝的长支有了一个不光彩的结局。而叶赫那拉家族会成为至高无上的势力。如此,就给未来的分裂、背叛、诡计和宫廷阴谋留出了广阔的空间。事实上,由此导致的局面,跟英国历史上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竞争导致的局面有些类似。一位名叫盛昱的宗亲,还有其他学者,以最耸人听闻的言辞上奏,恳求皇太后取消这项任命,并且提议:如果醇亲王的忠告确系必需,那也只能直接向她本人提出,而不是向军机处。对于这些抗议,慈禧答复如下: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使。醇亲王奕譞再四坚辞,磕头恳恩,当经曲加勉励,并谕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折,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再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这种回复,很奇怪地让我们联想到伊丽莎白女王,以及她对待尽忠职守的臣子们所提请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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