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徐新平 页数: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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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是中华民族危机日深、灾难频仍的岁月,也是中华儿女奋起抗争、救亡图存的时期。在这段“强邻环视”“犹一羊处于群虎之间”的特殊年代里,先后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强烈改革意识和爱国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思想文化,提出了许多改革弊政、除旧布新、谋求国家富强的方略。这些鼓吹变法维新、积极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被称为中国近代维新派。其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陈炽、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汪康年、英敛之等人。 维新派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文化力量和中国近代报业的开路先锋,他们始终把办报作为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他们利用报刊向国人进行了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向读者进行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他们的报刊活动冲破了封建统治者对新闻出版的限制,开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基础,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他们或长或短的报馆生涯,提高了新闻记者的身价地位,扩大了新闻传播事业的社会影响;他们在新闻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新闻思想,对中国新闻理论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中,维新派新闻思想无疑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内容。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研究维新派新闻思想的学术专著,维新派新闻思想还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阐释与呈现。
内容概要
这部专著,以问题为中心,除第一章绪论之外,分别从维新派办报的历史背景、报纸功能与天职的阐扬、新闻自由与法制的思考、新闻业务的理论探讨、对外新闻传播的呼声及思想、史家精神与报品、报德的提倡等六个方面论述了维新派新闻思想。这在维新派的报刊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还是首次,概括精当,论述全面。作者在研究中,大量搜集了第一手资料,使立论有了坚实的基础,做到了言必有徵,论从史出。由于重视对原始文献的研读,注重叙论结合的著史方法,作者对许多人物的新闻思想都提出了卓尔不群的新见解。作者都给予了精当的阐释与评论,条分缕析,阐幽显微,见解独到,为读者深入认识和理解维新派新闻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帮助。
作者简介
徐新平,男,湖南祁阳人。1978年考入大学,先后于湖南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获得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新闻学博士学位。曾从事新闻记者和图书出版工作10年。2001年评为教授。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传媒伦理与法制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特聘常务理事。
自1998年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工作以来,先后主持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闻伦理学研究》《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研究》2项;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伦理思想的演进》;主持“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国新闻思想史》。已出版《新闻伦理学新论》《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维新派新闻思想研究》等专著和教材5种,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等刊物发表“论晚清时期对外新闻传播思想”“中国新闻人才观的变迁”“论维新派新闻自由观”等新闻学论文50余篇。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缘起 二 过往研究的回顾 三 研究原则与方法 四 研究内容与创新第二章 救亡图存与维新报刊的兴起 一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 二 救亡图存的办报目的 三 维新人士及其报刊活动 四 本章小结第三章 报纸功能与天职的阐扬 一 报纸渊源的历史考察 二 去塞求通的传播功能 三 监督政府的政治功能 四 振兴商务的经济功能 五 开启民智的教育功能 六 本章小结第四章 新闻自由与新闻法制的思考 一 言论自由现状的陈述与批判 二 对新闻自由的误解与忧虑 三 新闻自由的阐释与提倡 四 新闻法制的呼唤与建议 五 本章小结第五章 新闻业务的理论探索 一 报章体例的设计与创新 二 言论写作的理论总结 三 新闻特点的初步认识 四 新闻通俗化的实践与推动 五 本章小结第六章 对外新闻传播的呼声及思想 一 王韬、郑观应创办西文日报的设想 二 陈衍设洋报以“张国势”的主张 三 维新人士想办而未办洋文日报的原因 四 本章小结第七章 史家精神与报品、报德的提倡 一 从“南董之风”到“史家精神” 二 报品、报德的主要内容及当代价值 三 本章小结附录:林则徐、魏源的译报活动及其思想再探讨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这也是他从几十年艰难曲折的新闻生涯中得出的结论。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一部分,虽然他的新闻自由思想如同他的政治思想一样,在中国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他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介绍以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追求,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启蒙与传播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① 在晚清时期,对中国文化知识界来说,自由主义无疑是在欧风美雨的熏染之下产生的新思潮,是大多数人都知之甚少的新学说。对于这种源自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维新报人存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与态度,绝不是偶然的。汪康年、康有为等人对自由主义的误解与忧虑,是出于对封建王朝的忠诚,对中国传统礼教的过分爱恋与依赖。他们以为民众都有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观念,就必然会威胁和削弱封建皇朝与传统礼教的正统地位,最终导致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崩溃,导致社会秩序和人们思想的混乱。而何启、胡礼垣、陈炽、梁启超、英敛之等人对自由主义的鼓吹与宣扬,是出于对民权的尊重,对西方发达报业的羡慕以及对西方自由学说的崇拜。认为没有三大自由,中国人就永远不会消除奴性,成为新民,中国就很难与欧美发达国家一样迈入现代文明的门槛,中国的新闻事业也就永无兴旺发达之日。两相比较,媸妍自现。康有为从倡言变法到支持复辟帝制;汪康年从倡导民权到文化保守主义,他们的思想历程注定会在新闻自由的问题上与“酷爱自由,习已成性”的梁启超们分道扬镳。 经历时间的冲刷磨砺和理论学说的发荣滋长,新闻自由的内涵、价值以及在不同国度的现实条件、实行途径、面临的问题等,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正确的理解与接受。但是,回顾新闻自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我们不得不要优先关注晚晴时期维新人士对待新闻自由的理解与态度。因为他们毕竟是封建专制政府压制言论自由之罪恶的批判者与斗争者,是西方资产阶级三大自由学说最早的介绍者与探索者。特别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拥护派的新闻自由观,对于国人提高自由价值的认识,对于业界冲破专制政府的言禁政策,对于记者树立自由独立之道德,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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