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国事纪要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肖冬连  页数：376  
Tag标签：无  

前言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是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过的一段话。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指导中国走向自由繁荣、文明富强的理论纲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富强的中国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基础上开始这个伟业，不是轻而易举的。6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在“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全面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四面八方”政策，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辉煌成就。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人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高涨，到1956年，在整个社会没有受到严重震荡的情况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科学、教育和卫生事业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依靠自力更生，成功地制造出“两弹一星”；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国际上，我们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与遏制，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逐步为世界各国所承认。

内容概要

《六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是在1999年出版的《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这次增补再版，对原有书稿未作大的改动，删掉了原第十五章，增写了五章内容，叙述1992-2008年间中国外交新思维和重大外交事件。    本书虽为外交卷，但并不想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更不愿把它写成一本外交政策文献史，而是把那些对中国发展乃至国际政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以纪事本末体手法，详述其来龙去脉。尤其着眼于发掘一些重大的外交内幕，即它的历史背景、互动过程、决策考虑及其实践效果，以叙为主，略加点评。为此，作者广为搜集、发微钩沉，运用了迄今所能看到并可以使用的材料及国内外研究成果。写作中，以我为主，同时也用较多笔墨分析了对方。本书力求文笔流畅、文气顺达，避免了大量引述，所叙各事，皆有所据，宁缺毋滥。至于历史本身的空白，只好把遗憾留给自己，把希望寄予将来，有待更多的历史档案的披露了。    本书选择的23件大事，不是任意而为。细心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每个问题虽独立成篇，却都围绕一条主线，即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对外战略来谋划。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东方之盟——“一边倒”方针的缘起与中苏结盟第二章 “另外炉灶”——中美围绕外交承认问题的早期接触与斗争第三章 心力的较量——抗美援朝中的外交内幕第四章 打破遏制——从日内瓦到万隆第五章 对抗与会谈——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第六章 “蜜月”中的裂痕——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第七章 “中间地带”——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第八章 “渐进积累”——中日建校前23年漫漫路第九章 从论战到对抗——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第十章 解冻——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正常化第十一章 等待太久的胜利——中国重返联合国第十二章 “第二世界”——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突破第十三章 缔帝友好——中日建交与缔约第十四章 是处有友朋——中国与第三世界第十五章 回归之路——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纪实第十六章 合作与折冲——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关系及中国对外战略第十七章 扫除障碍——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内幕第十八章 迎接挑战——风云变幻中的中国外交第十九章 从伙伴关系到和谐世界——冷战后中国的对外政策第二十章 对手还是伙伴——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第二十一章 战略协作——冷战后的中俄关系第二十二章 遥远的合作——冷战后的中欧关系第二十三章 以邻为伴——冷战后的周边外交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毛泽东这次出访苏联，与原来拟议中的访苏有重大区别，不再只是两党首脑的会晤，也不必秘而不宣。这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的一次正式的公开的国事访问。这次访苏的目的，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国民党政府与苏联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毛泽东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轻松。一方面要实现中苏两党的紧密团结和两国的联盟，争取苏联的多方面援助；一方面又要收回属于中国的主权利益。关于前者，困难不会太大。中苏结盟和修好，是双方共同的愿望。社会主义是中苏两党的共同事业，联合抗美是中苏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在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方面，斯大林和苏方已经表示出“老大哥”的慷慨和热情，更乐于把苏联的经验传授给中国。何况，中国领导人虽然希望获得尽可能大的援助，但也不会强求。毛泽东体谅苏联本身的困难，且一贯主张独立自主，不依赖外援。困难在于后者。废旧约、立新约，另起炉灶，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当然也包括国民党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3月雅尔塔会议，斯大林与罗斯福达成秘密交易，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苏联重新获得旧沙皇政府在日俄战争后失去的中国东北的特权，即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享有对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承认外蒙古独立等。旧的中苏条约把这些权益确定下来，且规定30年不变。雅尔塔协议并未使中国国共两党与闻，旧的中苏条约更是绕过了中共，对此，中共是不满的。新中国成立后必然要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中苏的特殊关系，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审慎的态度。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首次委婉提出。刘少奇访苏期间，又有分寸地与斯大林进行了当面商谈，虽是众多议题之一，却是敏感问题所在。对此，斯大林曾说：“我们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那个时候不得不采取那样的政策，对日和约未签字，美国不从日本撤兵，苏联在旅大驻军是为了抵制美蒋的进攻；如中共愿意苏联撤兵，我们就马上撤出。”显然，斯大林在为不平等条约作辩解，其真实想法是不愿放弃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和特权，尤其断然拒绝了改变外蒙古独立的可能。至于从旅大撤军，与其说出于真诚，不如说是一种策略。中共没有海军，此时还要仰仗苏联。斯大林的态度，加重了毛泽东处理中苏条约问题的困难。困难还来自于两位领导人的个性。毛泽东与斯大林不仅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从未谋面。对于斯大林支持的王明等人对自己的多次排斥打击，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多次干预，毛泽东心存抱怨。斯大林对毛泽东也缺乏信任，尽管中国革命宣告成功，他依然不太相信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新中国成立，斯大林没有给毛泽东本人发来贺电，而在10天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他给民主德国第一任总统威廉·皮克和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发去一封很长的亲笔信。毕竟，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两国国家利益的汇合，使两位历史巨人走到了一起。

编辑推荐

《六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