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龙平平(主编) 页数: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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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稿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修史原则,以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各个主要层面的巨大变化作为时空坐标,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30年间最具标志性和影响力的重大事件,用生动的事实、翔实的数据、珍贵的图片描述了中国发展的清晰轨迹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理性思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改革开放的全景画面,谱写了中国民族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 我们站在2008重温往事,是为了继续前行。我们从1978开始回忆,从1978开始寻找,从1978开始记录。30年历程30年变迁30年突破30年发展梳理记忆的脉络透析变化的秘密全景展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辉粕成就记录中华民族三十年来的光荣与梦想。
作者简介
龙平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研究员、著名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大型电视专题片《邓小平》总撰稿人。
书籍目录
1978 1978年12月13日,74岁的邓小平在这里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王国。1979 这一天,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邓小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1978年度风云人物,再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这一期的序言说: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1980 1980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继起。这一年,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了大江南北,中国社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乐观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的春天。198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工作的胜利完成。合众国际社报道说,《决议》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对过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了。1982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出席大会并致开幕词,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83 这年的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人们展现出一幅无限美好的宏图。新华社的报道说,1983年将作为充满生机的改革之年载入中国历史。1984 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时,归纳了到世纪末的发展目标。他满怀信心地说,从提出翻两番目标到现在,5年过去了,看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985 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对形势与改革问题作了分析。他说:“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机会,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改革搞好。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1986 从4月份开始,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组织了三轮论证,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思维科学家提出建议的时间是1986年3月,这个计划因此被称为“八六三计划”。1987 2月6日,讨论十三大筹备工作时,邓小平还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认识。他说: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他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88 “到海南去,干一番事业!”比“特区还特”的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点燃了无数年轻人的激情和梦想,沉寂多年的琼州海峡舟楫繁忙,人潮涌动。 这一年,“十万人才下海南”,成为中国人才流动大潮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1989 谈到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复杂情况,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 这年11月,江泽民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十周年招待会上讲话,对浦东开发开放的作用作了阐述:“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今年又作出了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这将充分发挥上海和长江沿岸腹地的经济资源优势和科学技术优势,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一个新的局面。”1991 1991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李鹏总理宣布:“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可以如期结束。”1992 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即吹遍神州大地,驱散了思想的迷雾,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人们纷纷赞誉它是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宣言书。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又一个春天。1993 这一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新年献词中这样说道:“1993年,将按照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更好地加快改革开放,并从严控制经济总量,加强宏观调控,积极推动经济朝着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的方向较快发展。”这段文字准确地概括了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面临的现状和紧迫任务。1994 1994年,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配套改革方案紧锣密鼓、齐头并进地实施之年。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外汇、外贸、金融、财税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同时实施。1995 1995年,一本叫做《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的书在全国发行,一时间,干部学习科学技术形成了热潮。就在这本书在全国发行的同时,一个重大决策也酝酿成熟。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随后,26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1996 由此,依法治国,一个新的概念,一项重大的治国方略,在中央领导和专家的学习交流中被提了出来。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7 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1997年,将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不寻常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就我国未来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作出战略部署,继续带领全国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我国政府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迈出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一步。这是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1998 1998年,一个个扩大内需的措施先后推出: 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这一年起,中国人告别了实行近5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开始向住房分配货币化过渡,单位分房一事,以后的人们只能在影视作品中见到了。1999 举全党、全国之力,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1999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五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以中央全会的形式,专门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2000 2000年是中国的小康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之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小康之年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新成果。2001 水到渠成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喜来登饭店的萨勒瓦会议大厅,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勒手中的一声槌响,《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最终获得了通过,长达15年的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2002 2002年11月8日,走过81年辉煌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宣告了她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2003 2003年春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是党和政府应对突发事件、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一次检验。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一手抓防治非典这件大事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夺取了抗击非典的重大胜利。2004 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的政策措施。会议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落实,特别要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切实加强土地管理,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坚决遏制某些行业中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2005 新年伊始,两岸之间的微妙互动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历经几番波折,两岸民航业者终于达成2005年台商春节包机的共识。1月29日,台商春节包机正式启航。56年来,海峡连杆民航飞机首次实现了对飞。包机的成功,为长期陷入僵局的两岸关系提供了解冻的契机。2006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2007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2008 2008年8月8日至24日、9月6日至17日,第29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北京残奥会相继在北京举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新的精神风采。
章节摘录
一九八○年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1980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继起。这一年,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了大江南北,中国社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乐观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这年的春天,过去的“讨饭队”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一派繁忙的景象,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忙着春耕。刚刚开始实行的“包干到户”使小岗人在1979年获得了大丰收,结束了祖祖辈辈逃荒要饭的历史。 这年的春节,千里之外的客家山区的一家农户门口贴出了这样一幅对联:“包包包包好,好好好好包”。两个字构成一副联,一边感激不尽地赞美承包,一边语重必长自勉好好承包,言简意赅到极致。刚刚从土地联产承包政策中得到实惠的农民,用他们最朴实的语言,通过这种最传统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激动心情。 也是在这年的春天,“万元户”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报道说,兰州市郊雁滩人民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有六个壮劳动力,去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从此,“万元户”成为农村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象征。 农民生活的这种变化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完成的,带给他们这一实惠的是广大农民在生产实际中创造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组织方式,有包干到组的,包产到户的,也有联产计酬的。最彻底的还是安徽凤阳的小岗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 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否定了1958年以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抛弃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体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交给农民去管理、去经营,也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架。后来这些做法被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被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伟大创举”。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变,把经营权即耕种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其产品在交纳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之后的剩余部分归自已,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已的”。 一“包”就灵,正是这一个“包”字,使农民看到了解决困扰他们多年的温饱问题的希望。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肯定了安徽农村改革。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许多地方解放思想,放手让农民去选择,去试验。 邓小平后来曾经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中,小岗村不是最早推行农村改革的,但却因为最早尝试“大包干”而受到瞩目,并被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而载入史册。2005年6月15日,小岗村建起了 “大包干”纪念馆,将那段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帷幕的历史鲜活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改革前夕的安徽农村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 1977年6月,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的春节快要到了,这是万里到安徽上任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对几位省委领导说:“春节就要到了,农民生活很苦,许多社员群众家里断粮断炊,怎么也得让他们吃一顿饺子啊!”省委决定对贫困落后地区实行节日特殊供应,每人2斤面,3斤米,半斤肉,由县粮食和食品部门负责供应。决定能否落实?万里很不放心,决定亲自到下边去看看。 1978年1月30日是“小年”,万里驱车去了阜阳地区。当他走进一家破旧的茅舍时大吃一惊:不要说节日特殊照顾的米面没有落实,就连作为主食的山芋干也已不多了,不少农家关门闭户还在外逃荒。 当时正是寒风凛冽的隆冬时节,万里又专程赶往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之一的大别山金寨县,去探望老红军和红军烈士的家属。当万里走进一位红军烈士的家时,一进门就看见蹲在灶口的一位老人和两位姑娘。万里亲切地同他们打招呼,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当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时,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万里惊讶地看见,老人竟未穿裤子。他又招呼那两位姑娘,她们也不肯移动半步,村干部说:“她们也没穿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坐在灶口取暖。”万里眼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他感慨万千:“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可今天还食不裹腹、衣不遮体。解放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万里当即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120万元,棉花14.5万斤,棉布18万尺,粮食50万斤,并特意叮嘱当地领导:“这笔救济物资要尽快发下去,让老百姓弄床被子盖,弄条棉裤穿,吃顿饱饭!” 农民的困苦万里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万里深知,从1958年开始已经实行了整整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捆住了农民手脚,挫伤了农民积极性。正是对农民生活的关注与同情,使他产生了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发起冲击的强烈愿望。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使这片本来就已十分贫脊的土地雪上加霜,全省大幅度减产已成定局。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不向农民征统购粮的决策。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胜了特大旱灾,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动。 当时,安微凤阳县梨园公社小贾生产队最早开始实行“包干到组”,这一做法得到万里同意后在全县推广。 小岗生产队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是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剂,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夏收分麦子,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干了一季的活,糊不了三天的嘴巴!全队二十户人家,只有两户没讨过饭,一户是教师,一户在银行工作。这年秋天,严俊昌当了队长,为了活命,他带领小岗人偷偷地将土地包产到户。老人们开始为严俊昌等几个干部担心了,这样下去要犯事的。犯了事,坐了牢,孩子谁养?老婆谁养?让大伙开个会,立个誓,万一你们犯了事,让大伙管你们的老婆孩子。 1978年11月24日傍晚,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把全村18家农民的户主召集到会计严立华家,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发誓,要消灭缠绕小岗生产队农民20年之久的饥饿。严宏昌将他起草的一张分田到户“契约”念给大家听:“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8个穿着破衣烂袄的淮北农民神色庄严地在“契约”上按下了他们的手印。透过这18户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秘密签定的“生死契约”,人们看到的是当年发起农业“大包干”时农民们悲壮的决心。这18位农民没有想到,他们签下的这个“生死契约”,会如此迅速地引发起中国农村打破旧的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的一场新的革命。 时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后来回忆说: 我们小岗生产队当时20户人家。115人。18户真正上有老下有小,2户是单身汉。其中9到10人是生产队的领导班子。这样,小岗的形势就是年年算盘响、年年换队长,一年到头干不好。再加上不合理的分配原则,所以大大降底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当时呢我回来想好以后我第一个就找严学昌,因为他跟我俩住得比较近,我讲小岗要干好唯独的办法就是把土地分到各户,但是有一条,我们开始的时候要秘密地去做,要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我们要秘密地行动。11月,阴历就是10月多,太阳大下晚的时候,按照现在来讲就是4、5点钟的样子,大家都聚一起,把这个契约都同意了,我们就开始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一分到户就接近春节了,所以这一年的春节,过去的春节小岗是基本上都在外面去要着年饭,这一年的春节有很多人没有出去,都去抢着挑牛粪去了。 小岗生产队实行的“大包干”,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解放了生产力,小岗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的当年就创造了“奇迹”,粮食总产达6.6万多公斤,是1966年至1970年5年的总和;油料总产达1.75万公斤,是过去20年的总和;交售给国家粮食1.25万公斤,超额完成任务近8倍,结束了20多年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的历史。“包干到户”使小岗生产队从一个“讨饭队”一年就翻了身。严宏昌回忆说: 我们这一年,群众的干劲就特别高了。一年下来,我们到秋天粮食收了13万9千斤。我们的粗粮还没算。我们的油料收了3万多斤。这一年国家给我们定的是两千八百斤。我们向国家交了三万多斤。油料我们是摊了147斤。我们向国家交了两万九千多斤。这一年,我们的人均收入从过去的20块钱。一下子调到400块钱。我们不但没用国家的一分钱贷款,我们还清了国家的贷款八百万。这一年,群众的积极性特别高涨。过去是愁眉苦脸的要饭的年月,这一年就是喜笑颜开,人人都欢天喜地。群众有的讲,我们现在过的这个日子,过去是不敢想的。我们家家的粮食等于过去一个生产队的量了。 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干了一年,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被谨慎地删去了。但是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 尽管包产到户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但是,有些领导干部仍然固守陈旧观念,到1980年初, 关于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的争论还在无休止地进行着。虽然报纸上的争论并没有中断农民的探索,但却在农村出现了两怕:群众怕变,干部怕错。 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几个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争论从报纸上延续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上。明确表态支持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省委书记在会上仍是少数派。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会上说: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2个月后,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到了陈云,陈云对安徽的做法表示举双手赞成。这年的7月,邓小平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 1980年1月,万里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他对干部们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但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为包产到户在安徽落了“户”。 会后,1月24日,万里去了小岗生产队,他挨家挨户地看,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万里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时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万里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严宏昌后来回忆说: 省里80年元月份开会,开完会的时候,在元月二十几号万里就来到小岗村。从西头进来,看到东头。看得非常满意。当时跟万里汇报,我们心里也是悬着的。究竟要不要我们这样干,我们是没有底的。万里看过以后,他说你把小岗村的情况讲来听听,当时在我家我讲的。他坐的面朝西。我坐西面朝东,万里后面的东边呢,坐着各级的领导。我当时就跟他汇报小岗村的前前后后经过,他听完了以后说,我没法想,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会住在农村的茅屋草舍里。他说你们这种做法,我早就想了。但是就是没有人敢做。你们做了。当时我一听这个话,我的心放下了。万里同意我们这样做。我当时眼睛一酸,就流泪了。我说万书记,我们小岗村希望你们领导准许我们这样做。他说你放心,你们队上不是批你们干一年二年三年,我再批你们干。我一边批你们干,我一边回去向中央汇报。你们这种做法,是适合我们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条路。 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开始实行包产到组。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内蒙、河南、贵州等地都开始推行包产到户。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1980年春,万里多次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情况和争论。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领导谈话时说: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邓小平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安徽农村改革,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特别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这一讲话不仅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是个巨大支持和鼓舞,同时也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时任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后来回忆说: 1980年,在这一年的6月初,省委在巢湖召开了芜湖地委和巢湖地委和滁县地委三个地委的书记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省委负责同志给我们看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一次谈话,这个谈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这篇文件讲,就是安徽的肥西,绝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结果增产幅度很大,另外又讲到凤阳,就是“凤阳花鼓”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结果一年大变样。当时我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当时没有复印机,只能抄,我叫秘书就抄下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当天晚上下大雨,我连夜坐着汽车就回来了,回到滁县。第二天就召集县委书记开会了,我就把邓小平同志讲话这个精神进行了传达。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这首著名的凤阳花鼓,传唱了一代又一代。它让过去的凤阳人流泪,也让今天的中国人心酸。 1980年,富裕起来的凤阳人再一次用凤阳花鼓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他是好地方,自从实行大包干,春风艳阳好风光……”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许多地方解放思想,放手让农民去选择,去试验。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这份文件共有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是专讲包产到户的。这一条一开始就说:“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 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这份文件的最大特点是,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中央文件上给包产到户落了“户口”,从而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了。 由于“包产到户”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意愿,此后不久,农村改革就从局部试验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犹如大地回春,万象更新,迅速在全国推开。 这时,“天府之国”的四川也悄然发生着一场变革。 1980年6月1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四川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的社员中午收工回家时惊讶地发现原来挂在公社门口的牌子“向阳人民公社”换成了 “向阳乡人民政府”。 谁也没有想到,一块牌子的变动,动摇了实行二十二年的农村行政体制,改变了中国数亿农民的命运,也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乡村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时任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书记的李万贵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们上面还有个要求,先让你是改革、探讨,还规定了三个东西,不广播,不登报,不宣传,意思是搞坏了,烂嘛只烂我们一家嘛,搞好了嘛,将来有推广价值,再推广嘛。 三年后, 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由此,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人民政府的工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1984年,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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