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献汇编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民国】湖南文献委员会 编  页数：353  译者：夏剑钦,劳柏林 整理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省志初稿人物志载24人传记，除首篇为刘宗向撰《瞿鸿禨传》外，其俞锡爵、俞蕃同、胡元倓、陈润霖、方克刚、朱冕荣、王锡奎、王渭贤……23人传记均系王啸苏先生所撰，是研究近代湘人的一份重要文献资料。次如省志资料叙跋、传记、碑铭、专著等，也都是记叙湘贤事功学问的宝贵资料。尤其是“专著”中龙绂瑞所撰《武溪杂忆录·朝章掌故》和粟戡时口述之《湖南反正追纪》，更是十分难得的文献珍品。    综观全书，不仅可知本书所汇编文献的重要文献价值，更能体会到战后之湖南犹如此重视文献征集整理，即“以学术为治国之具”的精神。这正如仇鳌序中所说：“《传》日：安国定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故偃武修文，所以致太平也；崇德乐道，所以继绝学也；征文考献，所以补治术也。”相信这套文献的整理出版，必将对弘扬湖湘文化和湖湘人文精神有所裨益。    1996年12月，上海书店曾将《湖南文献汇编》第一、二辑作为《民国丛书》第五编之一种合编影印出版，分别以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的印本为底本。我们这次整理出版，亦以上述民国二印本为底本，并参考相关文献进行校勘。如第一辑中谭嗣同《刘云田传》、《忠义家传》二文，其讹、脱文字均据《谭嗣同全集》之《寥天一阁文》正、补。但因本书所收文章大多数无别本参校，只能靠通读上下文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即所谓“理校”。

书籍目录

序 仇鳌论说类　复兴湖南文献刍言　黎泽泰　湖南省志征集材料办法草案　李肖聃　省志纂修办法意见　刘宗向　纂修湖南省志刍议　廖维藩　湖南省志征集材料办法草案　李洞庭　论修志三要及其他　罗元鲲　修志管见　莫石甫　湖南先贤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　李祖荫　湖南省志舆图和地理志的初步计划　罗元鲲　新化邹氏舆地学　罗元鲲　二王异同辨　秦薰陶　说志　李洞庭　续修湖南通志之我见　叶定侯　汉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地考　邹汉勋　曾湘乡文述评　黄光焘　县志述例　徐桢立　湘潭县志续纂修计划书　张平子　纂修湘潭县志刍议　周顺循　纂修衡山县志进行总例草案　康和声　县志纂修办法草案　李洞庭　沅陵县志发凡　修承浩　新化县志采访条例　罗元鲲　修建城南公园刍议　罗元鲲　洞庭湖之变迁　魏方记叙类　明嘉靖湘阴县志序　张灯　衡山廖氏族谱序　王夫之　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章学诚　宝庆志局与绅士采访条例　邹汉勋　澹香阁诗存序　李星沅　澹香阁诗序　王阉运　曹镜初先生墨子笺书后　王阊运　长沙丁果臣数学拾遗叙　邹汉勋　南山罗氏族谱序　贺冕　江忠烈公遗诗序　孙鼎臣　湘报叙　唐才常　清代乡会考略序　翁纯义　湘路文电辑要序　刘人熙　曾文正公祠雅集图记　王定安　辛亥革命起义的回忆　覃振　近代湘贤手札跋　周震麟……人物类艺文类杂纂类附录

章节摘录

　　纂修湖南省志刍议 廖维藩　　湖南省志，已纂修三次，一修于清乾隆二十一年，再修于嘉庆二十五年，三修于光绪十一年，依六十年一修之例，已届四修之期，若照内政部公布省志三十年一修办法，则四修之志早应纂编成书矣。本省政府有鉴于此，爰有湖南省文献委员会之设，纂修省志为其重要职责，湘人渴望已久之新志，或可发端于此，渐底于成。值斯抗战胜利与革命建国之会，纂修志乘，尤富意义。惟时移势异，编纂新志办法，自当有所损益，前贤之所略而今认为重要者，当增补之，前贤视为不可少而今已失其重要性者，亦当删订之，事类之翦裁，志目之拟订，尤在在需要审慎将事，以期妥善。故处今日而言修省志，体例问题，首宜解决，否则，新旧损益，难期同一，议论稽时，影响匪浅，爰不揣谫陋，略陈鄙见，幸博雅君子有以进而教焉。　　一、发扬志乘精神。我国史学之发达，冠于全世界。国有国史，省有省志，州府有州府之志，县有县志，家有家乘，个人则有传记，而纪传之体又通贯乎国史，而以书志辅之，其精神在以人为经事为纬，系事于人，以人叙事，一以觇文物制度演变之迹，一以窥人事盛衰存亡之理，以视西洋史专重事物之演进，而忽略人谋之臧否，当有霄壤之别，此其一。史之编年，始于《春秋》与《竹书纪年》，司马子长之作《史记》，班孟坚之作《汉书》，荀悦之作《汉纪》，先后师承其法，以为史学之定则，后之国史均因之。故我国数千年来，史不绝书，事无间年，求之世界各国，实罕其匹。然以编年纪传之或未周，乃益之以书志，《史记》八书，《汉书》十志，此其最著者，后之修国史者亦因之。逮乎唐杜佑作《通典》，宋郑樵作《通志》，元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则事类渐增，志目更多。《通志》有二十略，《通考》则列为二十四门，类分事别，无不悉备，举凡天文、地理、氏族、方物、食货、舆服等，皆列为专类叙述之，方之今日各国之专史，仅有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等史，其详简优劣，尤不言可知，此其二。地方志亦仿古之作也，鲁之《春秋》，楚之《祷杌》，晋之《乘》，与乎《国语》《战国策》，皆各重其一方之事无论矣。《史记》之世家，《汉书》之地理志，成重诸侯之政事，或主郡国之壤地，亦皆可视为方志之权舆。至其独自成书，则始于晋挚虞之《畿服经》，迄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明陆君弼《江都志》与潜说友《临安志》等，其体例则灿然大备，师国史之意，重职方之事，图表志传，靡不悉具。考之今世各国，除国别史外，更有何国能有如我之地方志以详载地方之事乎?此其三。有此三点，我国史学之优于各国信不诬矣。惟近世纪以来，国内外局势之剧变，中西文化之激荡消长，已非昔时可比，而吾国学术正在存亡绝续之交，志乘久为时贤所不置重，亦所不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