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05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作者：臧杰,薛原  页数：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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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登山先生出过一本书，叫《鲁迅爱过的人》，初看书名，很容易引起一些非分的联想，其实这儿的“爱过的人”是泛指，并非都是有着男女之爱的故事的。不过，关于鲁迅先生，在他的夫人朱安和后来的许广平之外，确实有一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这就是许羡苏，从《闲话》第五辑中所收的房向东的文章《被误作“诱惑”的许羡苏》中就不难看出，许羡苏和鲁迅当年也是走得很近的，譬如：据鲁迅自己统计，鲁迅致许羡苏的书信多达110封，比致许广平信多30封，而许羡苏致鲁迅信也多达96封。此外，许羡苏曾替鲁迅北京寓所管账，管理书籍，还为鲁迅编织过毛衣、围巾、毛背心。和鲁迅走得这么近的女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房向东的文章所揭示的就是何以被误作“诱惑”。　　女人在名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个说不完的话题，同样，“闲话”名流，这更是个不可不说的话题，这一点不分中外，不管是诗人艾青，还是当年担任大清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　　孙德喜的《“超现实主义”的艾青》虽然不是一篇全面讲述诗人“行状”的长文，但却揭示了诗人的特点，尤其是通过一些细节，譬如通过诗人的朋友的描述，来还原诗人的特点：在桂林工作时，艾青还有一个习惯，非常喜欢议论女人，一旦见到一个身材娇好，胸部丰满的女性从面前经过，他就悄声对大家说：“瞧，高奇峰又来了。”接下来还要对这女人的体态、气质、造型等等来一番品头论足。他的好朋友阳太阳说他除了画画，最爱谈的就是女人。　　赵柏田的《罗伯特?赫德之欲火焚身》从情感的角度解读了赫德这位给中国的海关带来巨大影响的英国人的人生，尤其从赫德初来中国的遭遇，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使未来的赫德爵士永久留在中国的不是别的，正是他和这个女人的一番经历。在文化上他依然是个异乡客，要靠经常通过阅读来自伦敦和爱丁堡的期刊来慰藉心灵，但在情感生活中，已完全地以中国为中心了，换言之，他生活在中国，这个女人却让他毫无他乡之感……”　　蔡登山的《邵洵美的“金屋”与藏娇》，并非在描述才子佳人的所谓艳史，而是在时代的迭宕中文人和他的爱人的生活是不能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待的，譬如：“邵洵美锒铛入狱后，失去生活来源的陈茵眉一家，只好又投奔盛佩玉。两个月后，大小夫人均被动员去甘肃落户。后来盛佩玉决定去跟住在南京的女儿过，陈茵眉一家只好回江苏乡下跟父母住，靠跑单帮生活，直到邵洵美出狱后，三人才在上海团圆。随后盛佩玉重回南京跟女儿过，邵洵美仍和陈茵眉一家在上海，靠翻译稿费为生。幸亏老友周熙良帮忙，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每月发给120元预支稿费。文革伊始，生活来源顿成问题。老友施蛰存月送50元救急…… ”陈是邵的“外室”，盛是邵的夫人。　　正如苍耳在《“青帮头子”朱雁秋之死》中所说：“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不溢美也不隐恶，除了看他对置身其间的时代和民族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标准是看他对待民众的态度。而民众对他的评价和看法便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他对民众的真实态度。”从这个意义出发，许多历史人物的褒贬是不能仅凭一时和一事来说的，但历史终归是公正的，历史的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同样，智效民的《盛世才统治新疆真相》也道出了这层意思。　　魏邦良的《周扬的两个“癌症”》则剖析了周扬身体和精神的两个“癌症”，在精神或说人格的层面上，周扬的“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当初，为了给自己遮丑，周扬不惜给冯雪峰设置了一个卑劣的圈套，套出冯雪峰自我批评的文字，现在，为了适应新形势，他又对冯雪峰倒打一耙。至于他自己当年是如何给冯雪峰施压如何对冯雪峰威逼利诱，他则闭口不提。一个人，为了在政坛上如鱼得水，如此信口雌黄翻云覆雨，只能说明他的身心已完全被异化了……”　　岑燮钧的《苏曼殊：一次次地放逐》则鲜明地描述了一位才子的矛盾和单纯：“在他成功的行为艺术背后，不难发现难言的隐痛。他的每一次放逐，都是不彻底的。他革命无出路，出家怕修行，情场空手道；写诗为文，也只是博了个虚名。与之气质相似行迹也多所类同的郁达夫的评论，可谓知人之论：苏曼殊是一位才子，是一个奇人，然而决不是大才。天才是有的，灵性是有的，浪漫的气质是很丰富的，可是缺少独创性，缺少雄伟气……但是，当苏曼殊披着一袭五彩的袈裟，左手草拟革命的檄文，右手挥洒爱情的诗篇，五彩缤纷地走进历史的时候，谁能否认他已创造了一段传奇。”　　韩三洲的《梨园“名票”的如烟往事》和陈梅的《梅兰芳的高级“粉丝”》所写都是当年的梨园旧事，如韩三洲所说：京昆艺术，博大精深，非常看不能熟悉，非熟悉不能言表。当年的鲁迅先生，就看不懂京剧这捞什子，留给他的印象是“台下咚咚锵锵的乱响，台上红红绿绿的晃荡”。而翻检一些与伶人有关的书会发现：这伶人的往事，比那戏剧本身还要曲折坎坷，耐人寻味。　　另外，《闲话》之五中的《戈革自传残稿》（刘兵整理）和《胡说“新语”》（张书克整理）也值得一读，前者是物理学家戈革先生最后的自传，但可惜只写了一个开头，便归了道山。后者是今天的年青学人从胡适当年的“胡说”里所整理出的“新语”。

书籍目录

戈革自传残稿（刘兵 整理）胡说“新语”（张书克 辑录）盛世才统治新疆真相（智效民）徐大总统与北大教授（张耀杰）“青帮头子”朱雁秋之死（苍耳）梅兰芳的高级“粉丝” （陈梅）梨园“名票”的如烟往事（韩三洲）王人美和叶浅予的婚事（吕恩）邵洵美的“金屋”与藏娇（蔡登山）《万象》画报和邵洵美　（姚一鸣）罗伯特?赫德之欲火焚身（赵柏田）传教士：殖民地的别样风景（李明）里芬斯塔尔的星空或泥沼（佟一）被误作“诱惑”的许羡苏（房向东）周扬的两个“癌症”（魏邦良）苏曼殊：一次次地放逐（岑燮钧）“三清绅士”陈岱孙（柳已青）超现实主义的艾青（孙德喜）

章节摘录

　　戈革自传残稿　　戈革先生（1922-2007），系科学史家，十二卷《玻尔集》之译者，并有其他著作多种，译著多种。1995年，笔者提出，想以访谈的方式做一戈革先生的自传。工作方式是，我先对他进行访谈，记录，然后由他对文稿再做修订。此项工作从自序和“中国人的姓名”开谈，但甚为遗憾的是，在开了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未能完成，最终只留下了两万多字刚刚讲到他的童年的记录文稿。　　在此刊出此自传之残稿，既是对于戈革先生的纪念，也是一份有意义的历史文献。——刘兵　　我的童年　　我于旧历辛酉年腊月廿五日（1922年1月22日）辰时生于河北省献县前南宫村。其时祖父已逝，家中还有继祖母王氏，伯父和伯母周氏，伯父家的两个姐姐（后皆天逝）和一个哥哥戈本宗，我的父母，我的大哥戈本捷字足先，和我的姐姐戈玉清。三年以后，我妹妹戈玉环出生。　　我大哥乳名福全，姐姐乳名“雪”，妹妹乳名即为“环”。我乳名福聚，学名原为戈本荣，后改为戈繁荣，字跃先。　　在我上小学以前，伯父和父亲分了家，其原因我不清楚，总是他们兄弟之间，尤其是妯娌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吧。分家以后，我们和父母一起留在老宅中，而伯父一家则搬到巷子对面（东面）的新宅中去了。老宅是土坯房，有南北房各四间，东西房各两间，有大门和二门，一进二门有一座“影壁”。我哥哥娶妻徐氏后就住在靠西头的一间北房中；再过来是“堂屋”（通称“外间屋”），供做饭和吃饭之用；再过来是父母和未成年孩子们的住房；最东头的一间是“套间”，后来我姐姐住在那里。我祖母双目失明，住在西厢房中。其余的房子是仓房、柴棚、磨房等等，不住人——我结婚后住在原为仓库的东厢房中。　　北方的农村，冬天很冷，没有取暖设备，最多在住房中有一个“火盆”，里边有一两块似明不灭的木炭。因此我们小时候每年都生冻疮，脚、手、耳、脸上出现肿块，有时甚至破皮，又疼又痒，十分难过。人们从来不洗澡，早晨大家用同一个脸盆洗脸，因此我们全家都害沙眼。　　我自幼反应迟钝，性情内向，婴幼时期身体较胖，二三岁时还走不稳路，后又因害沙眼、爱看小说，很快就成了近视眼。因此有些邻人认为我活不了几岁。等我长大以后，他们才把自己的推测告诉了我母亲。　　因为性情迟钝，我自幼得不到父母和其他长辈的喜爱。我有一位远房的叔祖父，他有些学问，交游较广，性情豪爽，见识高超。他对我大哥的评价是“此吾家千里驹也”，而对我的评价是“将来当一辈子教书匠”。我很尊重和爱戴这位老人，但是听了他对我的评价也曾暗中颇感不平，认为自己将来不一定就那么没有出息。谁知事有凑巧。至少是在我身上，竟被他“不幸而言中”！　　我于七岁时入小学。那时的乡村小学还带有很大的旧式私塾性质，老师可以申斥和体罚学生（用戒尺打手心）。学生出去上厕所，要到老师那里去领一个唯一的木牌，上有“出恭入敬”的字样，因此我年幼时人们都把大小便叫做“出恭”，若说“拉屎”便太粗俗，不是知书识礼之士所应为的了。　　我上的小学起初设在我伯父家的一间房子里。那时乡间稍有地位的人家，往往有一间摆设稍好的房子用以接待客人，叫做“客（qie）位”，又叫“学里”，即客厅或书房的意思。我们的小学就设在伯父家的“客位”里。开学的那天（春季），由我伯父作为“校董”宣读了校规，所用系文言，我们根本听不懂，只听得“诸生”如何如何，心中纳闷，以为是说的什么“猪”。　　我们的家庭在村中被称为“财主”，而我学习又很顺利，且十分老实（本来就不好动），因此我在小学时期从来不曾受过老师的申斥和责打。我们的课程已经不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而是采取了“洋学堂”的《国文》、《算术》、《修身》等书。第一册《国文》的前几课每课只有一个字，即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等等。北言俗话中无“田”字，都叫“地”。当我们学到“田”字那一课时，老师给我们进行了讲解，但是我们全都没有记住。当第二天老师叫起一个学生来问他“田”是什么时，他说“甜是糖”，再问第二个，也说是“糖”，大家都说是“糖”，把老师几乎气死！　　当时我们学习的方法全靠朗读。老师教了一课书，学生们就开始大声朗读，一读就是几小时，目标是要能够“背诵”。读了几小时还不能背诵，往往就要挨打。偏偏我从小不爱作声，因此特别讨厌那种朗读的方式，我只愿坐在书本面前发呆和胡思乱想。但是我永远能够顺利背诵，故老师也不管我。刚开始学《修身》时，第一课竟有八个字之多，即“夜间早眠，日问早起”，这被认为是很难的。老师看我坐在那里发呆，就走过来问我认不认得那几个字，我说认得，他一个一个地指着，我都正确地读了出来。于是他大为惊讶，认为我很有“天才”。　　我们从_开始就有“习字”课，每天都要写毛笔字。起初是写“仿影”，即由老师写几个标准字（叫做“仿影”），而学生们用薄纸铺在“仿影”上一笔一笔地描画。等有了一点点经验，就可以开始写小楷（也用相同的办法）。到了高年级，才能“临帖”。我一开始“习字”，便被老师和别的长辈们判了“死刑”，因为我写的那几个字实在太不像字。他们说，这孩子“手艺”（即写字的天分）太坏，一辈子别想写得好字！这种评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记得我已小学毕业时，一天家中的一位客人偶然在一张信纸上写了一首唐诗，“寒雨连江夜入吴”。这张纸被一位亲戚看到了，他说，这一定是别人写的，“你们弟兄”写不出这样的字来。就是说，不仅是我，而且包括我们“弟兄”，全都没有书法天才。但是我因中了旧小说之毒，一生“附庸风雅”，从心里喜欢琴棋书画之类（“琴”除外，我毫无“音乐细胞”），—直喜欢写写画画，并收买一些碑帖书画。现在我写的毛笔字仍很难看，但水平早已远远超过了所有当年判过我“死刑”的人了。　　我在初级小学读了四年，应该毕业了。但是我们村中没有“高小”。父母认为我年岁太小，而且性情太笨，不宜自己出门，因此让我继续在本村小学中多读了一年。然后就送我到二十多里以外一个叫“沙洼”的镇上去读高小。那地方在“子牙河”畔，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一条河。在那里，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一日三餐都是粗粮，夜间大家一起睡在土炕上。都是男生。个别年岁较大的学生半强迫地和较小的男生搞同性恋。我那时还根本不理解他们搞的是什么事，只知道他们常被教师叫去进行训斥。　　第一次离开家，独自—人生活，我觉得十分孤独和痛苦，每天都盼望快快放假。每到寒暑假，我父亲都来接我。我因不受喜爱，从来就很怕我父亲。但是每当放假他来接我时，我却心中觉得和他十分亲近。这种感情我不敢也不好意思表现出来，只能把自己的学习成绩报告给他。那时我的成绩是很好的，在班上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当时高级小学的学制是两年。我高小毕业时我父亲已经得了重病，当时只说是“痢疾”，多方医治无效，过了几个月他就逝世了，年仅四十二岁。现在想来，他的病恐怕是肠癌！　　我家的经济状况本来就入不敷出，年年亏空，我父亲一死，情况就十分严重起来，因为家中失去了主事的人，各种“小人”全都想来沾点“便宜”。我母亲应付不了那些坏蛋，而我又性情憨直，只会得罪人，因此我母亲不愿意让我留在家中，宁愿把我送出去继续求学。　　1936年夏天，我父亲逝世半年以后，我被送到沧县的“河北省立第二中学”去读书。在那里，我开始受到“级任”老师的歧视，原因是我不会卑躬屈节地向他献媚。他多次借故在班上申斥我，有一次甚至对我“罚站”。但当时中国的教师们多数还有些道德观念和为人师表的责任感，他虽然不喜欢我，却仍对我表现了一定的关心。当时我患沙眼很严重，他主动地多次带我到医院去治疗，并且向我家中提出，我的眼病必须认真对待。在他的催促下，我大哥和他的几个同学进行了联系。当1937年暑假开始时，他的一位家在沧县的同学就把我送到了北平，到他们的一位医生朋友自开的专科医院中治病。　　那地方叫做“和平医院”，位于“旧帘子胡同”，院长姓张，是日本留学生。他给我做了体格检查，说我“心脏膨大，并向右转位”，不宜做剧烈运动。他给我做了眼科手术，校正了由沙眼引起的“倒睫”，并给我配了纠正近视及散光的眼镜。其时是1937年6月，差不多是玻尔访问中国的时间，但那时我当然不知道玻尔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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