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06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作者：臧杰,薛原  页数：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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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仍如前例，《闲话》之六《风月无边》也是与《闲话》之五《误作“诱惑”》同时印刷的。作为慕客书，同时出版并非编者的本意，但囿于客观现实，《闲话》至今都是每两辑同时印刷的，是否也应了那句“好事成双”？期待今后的《闲话》能够一辑一辑的按时间先后单独印刷。　　该辑《闲话》以现当代的那些文人“风月”打头，尤其是女性文人。刘海波的《冰心丁玲萧红人生交往纪事》一文剑走偏锋，把这样三位性格和命运决然不同的女作家放在一起，而且从她们的交往角度来谈论她们的人生际遇，用作者的话说，冰心丁玲萧红三位女作家生活于动荡飘摇的时代——即便是共和国时期也并不安定，客观原因严重妨碍了她们之间应有的正常交流，于是，仅有的几次往来就变得弥足珍贵，特别值得我们回味。　　房向东的《钱钟书与杨绛的“素”与“不素”》值得一提，尤其对于热爱钱杨的读者来说，就像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即便是钱钟书这样的“素淡”之人，也有我们凡俗之辈的一面。譬如：钱钟书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他和同事上班挤公共汽车时，后生晚辈买车票时，都是捎带着把钱的票也买了。有时候钱先生正在售票员边上，他也买票，从来只买自己的票。他不经常上班，工资常常由他的一个邻居代领，这个邻居把工资给他送去时，他只开一条门缝，从不让人进屋……　　该辑的书名出自蔡登山的文章《“风月无边”的袁寒云》。“风月无边”也道出了文人生活的本质。“袁寒云诗词书画无所不能，虽然有钱花，有名人的地位，内心却是潦倒的，简直就有点落魄，故而不仅结诗唱和，粉墨登场，亦醇酒妇人，吸食鸦片，并加入青帮。正值壮年之时，却撒手人寰，其帮会中徒子徒孙按帮规为他披麻带孝。”蔡登山对这位清末民初风流才子的品鉴是非常客观的。　　作为当年胡风集团的遇难者之一的耿庸，其晚年是幸运的，这种幸运首先来自他劫难后的新婚妻子，“当时耿庸与路莘的婚事，曾哄动一时，引来不少议论，遭到了一些非难。其中包括路莘家人的反对。从他们决定一起生活开始，就注定无法避免这一切。只因为他已不年轻，而她却太年轻，尽管这对于他们并不成为障碍。”在曹明的笔下，《耿庸路莘及其他》，这个题目就说明了该文的内容。　　现在还有那样的大学校长吗？这是今人对当下大学校长们的疑问，所对比的就是现代中国的那几位大名鼎鼎的校长，譬如蔡元培、竺可桢，北大，浙大。还有长清华的梅贻琦。刘宜庆的《清华“终身校长” 梅贻琦》与张耀杰的《马寅初与“北大精神”》 也构成了一种对比：“梅贻琦有寡言君子之称，在同事、家人、朋友和学生眼中，几乎是一个完人。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这与1949年后新北大的首任校长充满传奇色彩的马先生恰可构成一种互补的风格。　　《胡说“新语”》因其篇幅，分两辑才全部刊载。“胡说”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即举一例：“曹禺的《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态度很不好。《雷雨》显系受了易卜生、奥尼尔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亦不是中国事。《日出》是一大进步，其中人物稍近情理，也稍有力量。然不近情理处也还不少。”　　施蛰存可以说是“海派文人”的典型，姚一鸣的《施蛰存沈从文“短鸿记”》和刘军的《施蛰存与陈小翠的酬唱》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都讲述了文人交往与文人之间的友情是如何影响着文人的创作和文学。“施蛰存和鲁迅关于书目之争，历时将近一年左右。和鲁迅的论争使施蛰存颇受打击，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而从沈从文的信中来看，沈从文是偏向于施蛰存的，同时认为这样的争辩有些无味。”“施蛰存是性情中人，他以自由心性追寻生活中的真善美，哪怕是一些细微的情愫，只要曾经打动过他，便会珍藏一生……”　　哈耶克在中国当代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毋须多言，但他又是如何被中国所“接受”的呢？林建刚的《哈耶克的“中国之路”》回顾了哈耶克被引进到中国的过程：从学者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哈耶克及其作品在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学者，并一度成为他们阅读史上最难以忘怀的一刻。而到了九十年代，开始实行市场经济的哈耶克更成为中国学者持续关注的对象，并且一再掀起阅读哈耶克的热潮。　　另外，潘光哲的《董作宾的田野甘苦》和散木的《毛泽东的“一字师”罗元贞》也都有着可圈可点之处。《张玺的“自传”断片》出自曾与周恩来同期留学法国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害去世的老海洋生物学家张玺先生的档案材料，其内容的时代特征和史料的珍贵价值都不言而喻。

书籍目录

冰心丁玲萧红人生交往纪事（刘海波）“风月无边”袁寒云（蔡登山）钱钟书杨绛的“素”与“不素”（房向东）耿庸路莘及其他（曹明）施蛰存沈从文“断鸿记”（姚一鸣）施蛰存与陈小翠的酬唱（刘军）马寅初与“北大精神”（张耀杰）王伯祥出入红楼的前前后后（王湜华）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刘宜庆）哈耶克的“中国之路”（林建刚）斯特恩在哈尔滨的音乐“艳遇”（张彤）四个“洛丽塔”（余风高）董作宾的田野甘苦（潘光哲）毛泽东的“一字师”罗元贞（散木）“闲话”派文人与《闲话》事件（周海波）张玺“自传”断片（留念 整理）胡说“新语”（续）（张书克 辑录）

章节摘录

　　冰心丁玲萧红人生交往纪事　　1936年5月，埃德加?斯诺在去延安前最后一次拜访了鲁迅。当时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正在为斯诺编选的小说集《活的中国》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受其委托，斯诺向鲁迅询问了二十三个大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在提到茅盾、丁玲、田军等人后接着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问早得多。”这大概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人将冰心、丁玲、萧红作为三代女作家的领军人物并提。是年，冰心三十六岁，自1919年9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已经踏入文坛十七年；丁玲三十二岁，1927年12月以《梦珂》登上文坛以来，从文也近十年；而萧红这时刚刚二十五岁，初涉文坛不过三年，她的受重视，实在是鲁迅独具慧眼。　　三位女作家生活于动荡飘摇的时代一一即便是共和国时期也并不安定，客观原因严重妨碍了她们之间应有的正常交流，于是，仅有的几次往来就变得弥足珍贵，特别值得我们回味。　　冰心高年悼丁玲　　1919年9月，身为“协和女大”学生会文书和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成员的谢婉莹，在《晨报》上发表过两篇职务内应做的宣传文字后，第一次将自己的小说稿《两个家庭》很羞怯地交给了在《晨报》任编辑的表兄刘放园，并选了“冰心”做笔名。小说很快就印了出来，只是名字后却多了“女士”两个字——在那个年代里，这两个字无疑是个很大的卖点，编辑先生也显得颇具包装意识。冰心为此打电话到报社询问，但木已成舟，她也就默认了这个事实。于是随后几篇小说的署名都成了“冰心女士”，以至于当时的批评家在论及冰心时很少有单称“冰心”而不呼其为“女士”的。　　冰心对“女士”称谓的默认，以及后来为《真善美》杂志“女作家号”应约写稿，一方面表明了她随和的天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与丁玲相比，冰心的确算不得一个女权主义者。丁玲似乎很讨厌别人称她为“女”作家——1929年1月，《真善美》杂志为“女作家号”登门求稿时，她则大叫着“我卖的是文字，不是‘女’字”，把编辑拒之门外。　　自发表第一篇小说以后的两三年里，冰心自叙她“写滑了手”，《晨报》副刊上几乎每月甚至每周都有她的小说、诗歌发表，以后则扩至大牌杂志《小说月报》，冰心一跃成为当时文坛最多产、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正当冰心的写作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丁玲还是那个风风火火从县里跑到省里、又从省里跑到大上海的名为蒋冰之的女学生。1923年，丁玲与好友王剑虹在瞿秋白、施存统等人的一再鼓励下进入上海大学就读，这是丁玲人生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在这所国共两党精英联办的学校里，她不仅开阔了眼界，接触了大批日后名震一时的政治名流，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的感情纠葛体验到了情感的冲击，一颗桀骜的心从此变得敏感细腻，好友的悲剧人生为她准备了第一份创作素材。1924年暑假王剑虹病逝，丁玲怀着失去挚友的痛苦来到北京，住在辟才胡同一处公寓里，随便补习一点功课，跟随一位画家胡乱涂着瓶瓶罐罐，学业上虽然毫无着落，却意外地收获了胡也频的爱情，并由此结识了沈从文。　　1926年7月，冰心结束了在美的四年留学生活，9月回到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应该就在冰心回国后不久，丁玲跟着胡也频、沈从文，在冰心的弟弟谢冰季的带领下，第一次拜会了冰心。那时胡也频在编《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虽然发过一些诗文，但并不知名，丁玲自己则根本没有涉足文坛，所以她在回忆录里不无感触地把这次相见说成“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去看望一位“名作家”，并猜想冰心“或者只把我当成一个‘小读者’，看成是她小弟弟的朋友而已”。　　冰心本人似乎对这次见面印象也不深，她在《悼丁玲》一文中的记述是“1928年夏天，她和胡也频、沈从文到我上海家里来看我”。尽管1927年随着父亲的调任上海，冰心的家也就迁居到了上海，任教北京的冰心有可能趁着暑假来上海小住。而1928年夏天，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也在上海，有可能再次相约去看望冰心。但是，当时胡也频三人先是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后来则一起开“红黑出版处”、编《红黑》月刊，写稿、编稿、校稿，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的丁玲和沈从文又都已在文坛崭露头角，无论从时间上还是驱动力上来说都不大可能再去拜访当时颇为沉寂而又偶尔来沪的冰心了，何况丁玲明确指出在1936年再次见到冰心以前只有1926年一次拜会，因此冰心的1928大抵是1926年的误记。　　1931年9月，已经是名作家的丁玲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由于以前左联刊物色彩较为明显，被当局一一查禁，冯雪峰指示，《北斗》表面上要“灰色”一些。这样，丁玲就广泛联系了林徽因、徐志摩、凌叔华、陈衡哲等中间作家，其中也有冰心。冰心分别在《北斗》第一、二期上发表了诗歌《我劝你》和《惊爱如同一车风》。可惜这两期出后，《北斗》本色难改，冰心等人的名字也就从刊物上消失了。冰心、丁玲的这次交往虽短，却给双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冰心记住的是两个人通信时上_下款都只用一个“冰”字，因为丁玲原名蒋冰之。而丁玲大概对第一次相见时的自卑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冰心的这次慷慨赐稿心存感激，增加了对冰心的好感。　　转眼到了1936年，丁玲自1933年意外被绑架后已届三载，国民党当局渐渐放松了对她的管束，丁玲于是在长期考虑后，决定到北京通过红色教授李达寻找党组织。李达曾是1922年丁玲初到上海入读平民女校时的老师，就读期间，丁玲与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1年胡也频被捕后，李达夫妇曾接丁玲到他们家里避居，1933年丁玲本人被绑架后，他们也曾积极营救。因此丁玲一度视李达夫妇为“唯一亲近的熟人”。　　1936年5月，丁玲来到北京李达家，李达夫妇热情依旧，只是只字不提丁玲要找的党，而且李达还诚恳地劝她以后不要再搞政治，就埋头写文章。四五天后的一天，李达忽然提醒丁玲去看望女作家冰心。照李达的本意，大约这可以淡化丁玲的政治色彩，给人以丁玲不问政治的印象。虽然这样的结果并非丁玲所愿，会见冰心也根本不在她的计划中，但她还是来到了燕京大学冰心的教授小楼。想来柔弱文静的冰心自有一股高贵的气质在，因为高傲如丁玲者在她面前每每感到“矮一点”，上次会见是“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去看望一位名作家”，这次则成了“一个笨拙的处境不顺的小作家去高攀一个老作家”。见到冰心，丁玲感觉“即使平时有傲气这时也拿不出来”，与冰心的“很会照顾人，说话文气、得体”相比，丁玲总觉得自己“别扭和手足无措，浑身不得劲”。　　其实她们的这次会面还是很随意的，因为丁玲突然到来时，冰心正在给儿子洗澡，丁玲还因此慨叹说，自己就不常有这种与孩子同在的机会——为了方便寻找党组织，方便出逃，丁玲在4月份就安排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回湖南了。正是给孩子洗澡这个颇为家居性的场面使得冰心在时隔六十年后仍能记得这次会见，只是冰心把时间记成了1931或1932年，而那时，丁玲正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是没有机会前往北京去看她的。　　尽管对丁玲来说，此次拜访冰心由于缺少思想准备而显得心不在焉，但它无疑仍大大增进了两位女作家的相互了解和熟悉程度。两三个月后已是夏末，当冰心随同丈夫吴文藻前往欧美游历路过南京时，又专程回访了丁玲。当时丁玲在经过了北京、上海的寻党经历后，正静等消息。由于此前在上海见到了冯雪峰，而且冯答应了送她去陕北的要求，想来8月的丁玲心情是好多了。因此在冰心来访的当晚，她就邀请冰心夫妇一起到玄武湖上泛舟聊天。同船的还有《大公报》编辑萧乾、同住在苜蓿园的姚蓬子、翻译家高植、赛珍珠当时的丈夫勃克等十三人。萧乾回忆说，“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果然船到湖心，一位翻译法国文学的女士正唱着法国歌曲时忽然坠水，还是勃克给救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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