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自序

出版时间:2003-12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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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主要是提示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特别是“经书”上所载的古史,大多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从而把古书中的一些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进一步科学地研究我国的古代史开辟了道路。顾先生著述宏富,内容广阔,且大都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为此可以入选的文章很多。但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只能选入有关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提示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几篇论文。这是他主要的学术贡献,由此可以推定他在20世纪史学史上的地位。

书籍目录

上册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答刘胡两先生书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
一、古人缺乏历史观念
二、战国秦汉间好古者的造伪
三、孔子对于历史的见解
四、战国以前的古史是“民神杂糅”的传说
五、墨子的托古
六、种族融合过程中造成的两个大偶像
七、孟子的托古
八、阴阳五行说所编排的古史系统
九、道家的托古
一〇、战国与西汉的疑古
一一、司马迁与郑玄的整齐故事
一二、东汉的疑古
一三、结论
附言
原编者后记
三皇考
童序
自序
三皇太一传说演变略图
一、引言
二、“皇”字的原义
三、名词的“皇”的出现
四、“皇”的由神化人
五、“皇”为人王位号的实现
六、二皇二神和一太帝
七、“九皇”和“民”
八、“太一”一名的来源
九、“天神贵者太一”及三一
一〇、太一的勃兴及其与后土的并立
一一、泰帝的两件故事
一二、西汉时三皇消沉的原因
一三、三皇的复现
一四、太一的消失
一五、人皇的出现
一六、伏羲们和三皇的并家及其纠纷
一七、天皇大帝与太微五帝
一八、盘古的出现与三皇时代的移后
一九、女娲地位的升降
二〇、三皇名称确立后对于旧名称的解释
二一、道教中的三皇
二二、太一的堕落
二三、太一下行九宫和太一的分化
二四、太一在道教中的地位
二五、太一的死亡
二六、《河图》与《洛书》
二七、《河图》、《洛书》的倒坠
二八、《三坟》与《古三坟书》
二九、近代对于三皇的祭祀和信仰
补遗七则
翁跋
下册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一、五行说的起源
二、驺衍的略史及其时代
三、驺衍的五德终始说
四、秦的符应及始皇的改制
五、汉为水德或土德的争辨
六、汉武帝的改制及三统说的发生
七、《世经》的出现
八、《世经》以前的古史系统
九、汉帝应让国说及再受命说
一〇、五行相生说
一一、汉为火德说及秦为金德说
一二、汉为尧后说
一三、王莽自大司马做到皇帝的经历
一四、今古文问题
一五、《春秋左氏传》著作时代的各家说
一六、王莽的《自本》
一七、“炎帝神农氏”
一八、“全史五德终始表”的三个难题
一九、夏商周的新德及秦的闰统问题
二〇、“少昊金天氏”
二一、“太昊伏羲氏”
二二、“全史五德终始表”的定本
二三、对于《世经》的评判
二四、王莽的受禅及其改制
跋 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附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一、五帝之传说
二、五行相胜及五行相生
三、汉为火德及尧后
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
一、引言
二、三千多年来的羌戎
三、《山海经》中的昆仑区
四、《庄子》和《楚辞》中的昆仑
五、《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中的昆仑
六、《禹贡》中的昆仑
七、昆仑和河源的实定
八、邹衍以后的世界观——神州和昆仑
九、《水经》中的河源
一〇、酒泉昆仑的实定
原编者后记
顾颉刚先生学术年表
顾颉刚在古史考辨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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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7条)

 
 

  •     計劃一值得不到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27)
      
      “一值”當作“一直”
      
      
      
      郤已在這幾篇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1)
      
      “郤”當作“卻”
      
      
      
      肫摯地勸告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4)
      
      “肫”有誤
      
      
      
      討論出給果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5)
      
      “給果”當作“結果”
      
      
      
      郤永遠保存著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6)
      
      “郤”當作“卻”
      
      
      
      悟性郤好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8)
      
      “郤”當作“卻”
      
      
      
      《獻劍》中郤是生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22)
      
      “郤”當作“卻”
      
      
      
      郤是做得到的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34)
      
      “郤”當作“卻”
      
      
      
      郤有意要試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40)
      
      “郤”當作“卻”
      
      
      
      郤和看戲一樣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41)
      
      “郤”當作“卻”
      
      
      
      郤是一致的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43)
      
      “郤”當作“卻”
      
      
      
      郤沒有見過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45)
      
      “郤”當作“卻”
      
      
      
      郤是很有興味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50)
      
      “郤”當作“卻”
      
      
      
      忘郤了那個威靈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53)
      
      “忘郤”當作“忘卻”
      
      
      
      讀《書雜志》上發表了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55)
      
      “讀《書雜志》”當作“《讀書雜誌》”
      
      
      
      按步就班地走完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60)
      
      “按步就班”當作“按部就班”
      
      
      
      郤退而爲配享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63)
      
      “郤”當作“卻”
      
      
      
      因事務的忙尤未得續做下去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67)
      
      “尤”似有誤
      
      
      
      郤是從神話的古史中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69)
      
      “郤”當作“卻”
      
      
      
      郤本末倒置了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70)
      
      “郤”當作“卻”
      
      
      
      郤忘記了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74)
      
      “郤”當作“卻”
      
      
      
      不愿沒郤他人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83)
      
      “郤”當作“卻”
      
      
      
      郤害苦了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86)
      
      “郤”當作“卻”
      
      
      
      郤還沒有動手鈔寫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88)
      
      “郤”當作“卻”
      
      
      
      郤希望供給政治家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90)
      
      “郤”當作“卻”
      
      
      
      郤總是“一曝十寒”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92)
      
      “郤”當作“卻”
      
      
      
      郤始終沒有做過幾囘
      
      (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一冊97)
      
      “郤”當作“卻”
      
      
  •     读完顾颉刚为《古史辨》做的长篇序言。近尾处这样写到:这篇序文的起草,适在北方军事紧张之际,北京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看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我的寓所在北海与景山之间,高耸的峰和塔平时颇喜其风景的秀美,到这时竟成了飞机投弹的目标。当弹丸落到了北海的时候,池中碧水激涌得像白塔一样的高。我家的窗棂也像地震一般的振动了……
      
      顾的这篇名文,写于1926年1月12日,终稿时已是4月20日了。这段时间正逢冯张大战。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在北京发生二次政变。第一次该算是24年把溥仪从故宫赶出来的那次吧?这次政变是为了赶段琪瑞下台,但没成功。4月15日,也就是顾完稿前底天,被迫从北京撤除了军队。那扔在北海太液池中,“激涌得像白塔一样的高”的浪花的炸弹,估计是张胡子的奉军干的。这是怎么一种景观呢?
      
      
  •     
      
      前人以“曰若稽古三万言”作汉经学繁琐之例,吾以为此句可为古史之考据之难之最好例证。上古茫昧无稽,夏殷以前文献不足征,若真要求上古之信史,常有两种之结果。一者曰:上古之事,不可知。二者剥其神话流传者,追本溯源,求其来源演进,岂非三万言能弊之?今读《古史辩自序》,其浩浩扬扬七万字,亦只说其稽古之大概,可见上古之事何其难哉。然学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为考信焉。
      钱穆曰:考信必有疑。自孔子感叹于文献之不足始,历代之学人皆有疑古史与文献之思,亦有辨伪之行动。顾颉刚云:“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明之宋濂、梅鷟、胡应磷,清之顾炎武、胡渭、毛奇龄、姚际恒、阎若遽、万斯大、万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而疑古辨伪之思又于晚近今文家之大盛,姚际恒著有《尚书通论》《古今伪书考》,辩伪古文。崔东壁之《考信录》将古来经书广泛怀疑。
      顾颉刚疑古辨伪之思想受崔东壁之《考信录》影响巨甚。崔之重要思想:“《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做《史记》乃起于皇帝,僬周、黄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愈繁乎!”此种思想廓除了前人杜撰的古史体系,清晰勾勒出信史体系的层次。由此可见,顾颉刚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说乃此崔之思想的发展。顾颉刚自说:“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钱穆也说:“顾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辩》之跃起。”
      顾颉刚疑古史观形成过程中经历了对今古文经学的双向思考。顾颉刚《古史辩》第一册自序中可知,其由对章太炎古文经学的敬重,“决不想做经文家,不但不想,而且凡是经文家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要把它打破”,到看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康氏敏锐的观察力佩服不已。康有为之书,在于维新运动时期公然提出“上古之事无可稽”,揭示出战国诸子和汉人作伪的原因,有力地冲击了经书中的伪古史体系。故顾逐渐疏远了章太炎之立场。而自己的思想也受康氏影响,以今文学派的态度来为自己的古史张目。正是这两本书以及这两本书给予的时代意义成为顾颉刚古史观形成的动因,启发顾敢于去辨别古史中的伪。而顾之辨伪之目的不在于今文家“经世致用”上,而是“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此种观点深受古文家章太炎之影响。由此得知,顾颉刚以古文家之目的发今文家之手段,是对古今文千百年激战的大融合。
      顾颉刚古史观形成之过程亦受西方之思想指导颇深。然顾之青年时期并未放洋留学,西方之理论直接习得于胡适之。“五四”时期,胡适之突出贡献在于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将中国出现之疑古思想旗帜高扬。发表了《实验主义》、《演化论与疑存主义》等一系列文章,打出“存疑主义”旗号,鼓吹“天下没有永远不变的真理”,主张“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此种思想使胡适讲中国哲学史,东周以上,不敢轻信,存而不论。使学生顾颉刚“把我们这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搅不下”,又说“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古史辩派最基本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既是受胡适之启发.胡适对于《水浒》版本的流传以及故事的来历和演变的考证,将极为复杂之问题理出了演变的层次,使顾颉刚大受裨益。胡适从西方学来杜威“实验主义”,回来大力宣传实用主义史学方法,主张用科学方法、实验的方法研究历史,而科学的方法就是归纳、类比、演绎、假设方法等。顾颉刚古史研究直接受到胡适的“历史的方法”的影响,他“用证据去修改假设”的方法,也是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延伸。
      由此看来,顾颉刚古史辨伪思想的形成过程在于对中国传统疑古思想的继承、对古今文学家的全面思考和接受西方史学理论的指引。古今中外之学术思想融为一体,值此社会大变化之时势,得古史辩之跃于中国史学之海,且掀起轩然之波也。
      然则古史辩为何?胡适称之为“剥皮主义”,譬如剥桔,剥进去方有桔可吃。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顾颉刚不但要剥的更深,且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实怎么堆砌起来的。正如考古学家与盗墓贼的区别在于,同样是挖墓,盗墓贼只求一个结果而不管手段,考古学家则于挖掘之过程中还原出整个历史。古史辩想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从而一层层剥开历史的伪装,且不论到底有没有出现一个真实的历史,其破旧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
      自古史辩诞生之日起,对于此学说和次派别的是是非非历来争论不休。赞之其打破儒学独尊传统观念,解史学于经学附庸之地位,开拓中国史研究之方向其推翻旧臆造古史体系,以科学之史学推进中国史学近代化,其为学术而学术之求真和运用考古学、民俗学希企重建中国史之奋斗精神,值得历来学者继承发扬。批者曰其疑古太甚,以疑古替释古,以辩古书替古史,林林总总不消多说,各有定论。
      吾自以史学为专业也来,每每听讲、阅书于课时书馆内,常不知史为何谓?看毕顾颉刚之《古史辩》第一册自序,虽亦不知史为何谓,然其自述其治史志心路历程,乃是难能可贵给予吾辈学史之人之于茫茫中一些指引。这也只是吾读此书之最大受益。若真“曰若稽古”,知其难,不敢妄作。仅作此文读书之报告也。
      
      
      
      
      
  •     《古史辨自序》读书报告
       ——meilily
       我是怀着复杂、崇敬的心情读完顾颉刚先生的这篇自传性长序的。早就听闻此序被胡适先生称为 “无论是谁,都不可不读”、“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自传”。读完全篇序言,虽然感觉有些文言虚词生涩难懂,但却也有了一些个人的感受与看法。在此提出愚见,若有不妥之处,望请斧正。
       在这篇自传性的长序里,顾颉刚先生从当时的局势、自身的个性和个人境遇等方面畅言自己之所以有“古史的层累形成”这一观点的原因以及其独特的古史研究方法;清晰地阐述了先生应别人所求,向读者介绍“古史辨运动”兴起缘由以及个人的成长历程 ,体现先生对历史的敏感、对学术研究的入。
       自序中大量引用实例分析问题观点,以达到用实证虚、使人信服的功效:如先生引用大量的民间歌谣和戏曲在不同场合、不同地域的迥异阐述,充分的印证了“传诵具有可变性”,随时间、地点、人物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再如先生对尧舜禹有关素材的叠加比较,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他“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观点。就通篇自序来看,大量引用实例进行对比、叠加是其一大特色,这也体现了顾先生对于表达自身观点、处理问题的独特之处。
       古史辨自序可谓是顾颉刚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但让我认识顾先生的,并不是这篇文章,而是胡适先生对顾先生的高度评价。(胡适称赞他的“层累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由始对顾先生有了初步的了解:顾颉刚 (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原名诵坤,字铭坚,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代表人物。
       而《古史辨自序》的阅读则让我对先生的了解更进了一步:先生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二十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 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了秦朝则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
       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而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推翻了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观念构成的旧的古史系统,是现代疑古思想与“古史辨派”形成的标志。(“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为顾颉刚所创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派。“古史辨派”辨伪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周易》、《诗经》等经书的考辨;对儒、墨、道、法诸家的研究;对夏以前有关古史传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以及古代政治与帝王系统的光系的考辨和研究。)
       对于古史辨的形成问题,顾先生在这篇自序里强调了他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的心路历程,详尽地交代了“古史辨运动”的缘起:引用先生的原话说是“从远的来说,起源与郑、姚、崔三人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帮助。”就其当时的时势、个人境遇等问题的特殊性引发了先生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论断,而先生的论据有四:1.自刘知几到崔述的辨伪传统的影响;2.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3.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的影响;4.故事传谈、民间歌谣的暗示。从而简洁明了的交代写作的时代背景,加深读者对“古史辨运动兴起”的缘由的了解。
       古史辨运动,以“层累”和“演变”的理论与坚实的辨伪和考据的实践,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神话研究开拓者”,为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学科建设奠基,形成和完善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而《古史辨》一书也被胡适先生成为“这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
      
       就通篇《古史辨自序》来说,最令我钦佩的是顾先生对知识系统的宏观和细节关系的准确把握。在宏观上,先生对于其学术研究先后提出了“推翻伪史三计划”和“对古史研究的三大方面”,大局上将自己的研究分细:他认为推翻伪史要从“了解一件件伪史的起源与变迁;比较多人对同一事件的看法,比较其真伪;找出伪史的共同点”三个方面进行,化大为小,这也印证了先生有关于“做学问应当从最小的地方做起”,主张学习要循序渐进的观点。另外在对如何研究古史这个问题上,他提出了要从考古学方面、辩证伪古史方面和民俗学方面三个方向进行,整体把握明确,分析合理。而在细节上,主要体现在顾先生读细节的注重上,如在对古史的定位上,先生应用汉字“苗”和“帝”意义的细微变迁来充实自己的观点,以小见大,从而增加了观点的可信度,令人信服。
       但是就个人观点而言,先生的一些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如先生在讲述民俗学方面的孟姜女故事的变迁是,提出“若把《广列女传》叙述的看作孟姜的真事实,把唱本、小说、戏本……中所说的看作怪诞不经之谈,固然是去伪存真的一团好意,但在实际上却本末倒置了。”的观点,在认为唱本、小说中的传说对研究古史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却也完全否定了正史的记诉作用,这是过于激进的怀疑过头,是对古史的全盘否定。
        当然,顾颉刚先生一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除提出“层累说”、创立“古史辩派”外,还开辟了民俗学和历史地理学两个研究领域,并发现和培养了大批史学研究人才。其卓越的学术贡献并不会因为我的愚见而受到影响,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主观想法,是在读完先生的长序后的个人感受罢了。如有冒犯,敬请见谅!
      
      
      
      
      
       
      
      
  •      读《〈古史辨〉自序》,也许是我最温暖的阅读经验之一(另一是读鹿桥的《未央歌》)。因为与自身的处境相近,心内便存了十分的同情与敬慕;对学问一途的甘苦,多少也有点感同身受,但顾先生的抱负的宏伟与因这抱负而引发的苦痛,却是如此地深刻,令人汗颜万分。顾先生于我,真是一面明亮的镜子。
       最初读到先生的宏文,是在周作人编的《新文学大系.散文卷》上。这一长文,几乎占了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让人不得不佩服周作人的胸襟与眼光。周作人一直倡导“言志”,将新文学的源流推至“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之上,顾先生这一“修辞立其诚”的学者自述,也许刚好契合了周的为文主张。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系列正好是一个反背”,这一著名的论断,以现代解释学或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看来”,已经很好理解:所谓古史,不过是适应时势需要,由权力/话语合谋建构出来的一套统治策略而已。顾先生的意义在于发现了这一神话建构并以实证的精神打破这一神话建构。呵呵,读过先生大作后,我不再相信所谓的历史客观性。
       最为感奋的,是先生的治学精神。其中最激发我的,是他自叙的“桀骜不驯”的个性---对附和深恶痛绝,绝不愿作吠声之犬,而要将自身的意志贯注学术中,表达独立属己的见解。这种无视权威的精神,真是很迎合当时轻狂的口味。支撑先生独立意志的,是他的科学实证方法,与胡适一脉相承的,所谓“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说七分话”,学术的标准便是“求是”、“求真”,而不论“善恶”。
       顾先生自述其人格的二重性:“在一切事物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顾先生“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在旁及它种事物”。所以顾先生痛陈学问生命中的三种最大苦痛:1,“时间的浪费和社会上对于我的不了解的责望”。2,“常识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练”。所引章学诚语,足见先生对于自身缺陷的深刻认识与惶恐不安,最见出一个学者的真诚。3,“我第三件痛苦是生计的艰窘”。学者之牵掣与内心之苦痛、惶惑、愿望,在这三种苦痛的陈述中披肝沥胆,多年后读来,还是历久弥新。
       “诗可以兴、可以观”,顾先生之文,又何尝不如是!
      
       2002年11月14日
      
  •   写出很好。
  •   此文章少个人创见心得,多复述他人之观点而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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