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东游日记
出版时间：2000-12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董康 著,王君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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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公众而言，董康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字眼，远不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名字来得响亮，即使是学有专攻的青年学子们，也未必人人都了解。不过，无论是站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还是学术文化史的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很难绕开的重要历史人物，其人其事还是有很多可说之处的，刻意的回避只能会因噎废食，并不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特别是在当事人早已去世，许多历史事实都已经弄清的今天。但凡了解董康生平事迹者都知道，在其身上集中了太多不协调、反差极大的东西。深究起来，其中既有社会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性格的原因。这些都是题外话，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笔者在这篇小文中着重说说他的东瀛访书之举及其《书舶庸谭》。
访书东瀛在20世纪初曾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风尚，是中国现代学术创建过程中文献积累的一个重要步骤。董康可以称得上是其中的开风气之先者。自然，他也并非东瀛访书第一人，因为在其之前，杨守敬、傅云龙等人已着先鞭，并曾将东瀛极为丰富的藏书情况撰文介绍，特别是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为国内学人展示了一个来自异域的文化典籍宝库，影响甚大，激发了众多学人的兴趣和热情。此后，不断有学者到东瀛访书，此种风气一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绵延不绝。虽然稍晚一步，但董康的东瀛访书之举仍有相当的开创意义，得到了包括胡适、傅增湘在内的很多学界名流的称许。原因无他，就在于他眼光独特，对此间收藏的通俗文学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契合了当时崇尚通俗文学的学术风尚。在此之前，国内学人对日本极为丰富的通俗文学收藏情况并不了解。胡适曾称赞董康“是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胡适《书舶庸谭》序）。此前，杨守敬等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经史领域，注意宋元旧刻，但对通俗文学关注不够。不过，仅是杨守敬披露的一篇《游仙窟》，已足以令国人惊叹了。这篇在中土久已佚失的传奇小说填补了唐传奇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二十世纪之初曾引起一场小小的学术热潮，引起了鲁迅等著名学人的极大兴趣。
董康家境富裕，素喜藏书，对通俗文学比较偏爱，此类收藏甚多，其中不乏珍本秘籍，仅曲学类就有《乐府考略》、《盛明杂剧》初集、三编、《博山堂乐府》、《南曲九宫正始》等世间罕见之书。收藏之外，他还陆续将自己所搜罗到的珍本秘籍刊布出来，他曾说自己“一生以影印异书为唯一之职志”（《书舶庸谭》卷一）。由于他挑选版本态度审慎，注意搜罗罕见之本，校勘精良，故所刊印之书多为精品，在当时即为学界所重。比如仅戏曲一类就刊布有《杂剧十段锦》（1913年刊行）、《梅村先生乐府》三种（1916年刊行）、《诵芬室读曲丛刊》（1917年刊行）、《盛明杂剧》初集（1918年刊行）、《石巢传奇》四种（1919年刊行）、《盛明杂剧》二集（1925年刊行）、《曲海总目提要》（1928年整理出版）、《杂剧三集》（1941年刊行）、《苏门啸》（民国间刊行）等数种，数量多，质量精，这在中国近现代收藏、印刷史上也是少见的。傅增湘对董康此举有很高的评价：“取之以鉴藏，用之以雠校，公之以传布。能殚毕世之功，卒成不朽之业者，同时朋辈殆鲜比伦……横览当代通目录、版本之专门，合收藏传刻为一手者，毛黄之后宁属他人？”（傅增湘《书舶庸谭》序）正是因为有这种爱好，董康在东瀛访查珍贵典籍时其关注点自然与杨守敬等人有所不同，因而成为正式向国内学界披露日本古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收藏情况的第一人。在其影响之下，才有傅芸子、孙楷第、王古鲁等人的日本访书，才有《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经典著作的问世。
董康在20世纪2、30年代前前后后曾到过日本7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26年年底因政治原因避难东渡的那一次，这次他在日本呆了将近半年。对一直在政坛上十分活跃、身份显赫的董康来说，虽然出行前颇有些狼狈和不愉快，但却意外得到了一次十分难得的清闲和良机。在日本，他一洗政界人物奢华浮躁、逢场作戏的旧态，访书论道，潜心学术，几乎与日本所有著名的汉学家、藏书家都有往来，并且得以饱览此地公私藏书，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且不说身边还有红袖添香，日子倒也过得十分浪漫而惬意。除了与当地学人密切交往、谈文论艺、校勘典籍外，他主要的精力大都用在访书上，尤其是对日本的通俗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日本期间，董康曾查阅过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研究室等多家公私藏书，过目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也有二百多种。而且他并不是走马观花似的过目，“凡遇旧椠孤本，记其版式，存其题识，积时未久，居然成帙”。访书的结果就是在其后学界颇有盛誉的《书舶庸谭》（或称《东游日记》）一书。
董康在《书舶庸谭》一书中记载了其所寓目的一些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情况，其中有不少作品在当时还不为国内学人所熟知，如《绿窗新语》、《全相平话》、《清平山堂》、三言、二拍、《鼓掌绝尘》等，对一些特别稀见的通俗文学作品，他还抄下目录、序跋。从当下人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作者所提供的这些学术信息也许已不算什么，甚或有过于简略之嫌，但在还处于通俗文学研究草创阶段的当时，它的确一份是十分珍贵的学术信息，使国内学人对日本所藏中国通俗文学典籍的丰富性和珍贵性有了十分形象而具体的认识，而且为更进一步的访书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成为专学，与经史之学并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重要特色与巨大成就，但因先前缺乏必要足够的学术积累，因此访书藏书这种文献搜集的普查工作便显得十分重要。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向不为人所重视，很少有人专门搜集整理，加之中国古代改朝换代频繁，战火不断，典籍破坏较为严重。在通俗文学研究展开之初，作为学科基础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便显然十分迫切而困难，全靠那些早期的研究者亲自寻访和收藏。日本由于历来珍视中国典籍，通俗文学也在搜罗之列，加之历史上战事较少，不少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的重要文化典籍反倒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保存。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巨大的通俗文学宝库对研究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不可否认，在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研究过程中，于文献方面确实借重日本收藏之处不少，尽管这一现象令不少研究者感到相当尴尬，但却是一个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现实。在此背景下，不难体会该书在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因为时间的宽余，董康采用日记体的形式逐日记录了其在日本的行踪。在《书舶庸谭》一书正式刊布之前，董康曾将其中有关小说、戏曲的一小部分单独成文，以《日本内阁藏小说戏曲书目》为题刊布在《国学月刊》杂志一九二七年1卷4期上。该文选自作者1927年1月10日的日记，披露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一百余部小说戏曲的情况。《书舶庸谭》初版于1928年，共4卷。其后作者又去过三次日本，并陆续对该书进行了续写和修订，共成九卷。不过，这几次作者虽然又在日本查阅了不少公私藏书，但关注点已有所转移，主要放在法制类典籍上，对通俗文学已不复当年兴趣之浓厚。不过即使是这样，他还是记录了《万锦情林记》、抄本《浪史》、明刻残本《剪灯新话》、《辽海丹忠录》、《隋史遗文》等稀见通俗小说的基本情况。这样，依据出版先后、内容卷数的不同，《书舶庸谭》一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四卷本，一个是九卷本。将两种版本对照来看，九卷本较之四卷本增补删改的地方不少，大量字句的细微改动不说，还有不少重要内容的更改，由此也可见出董氏心态的前后变化。因此，如果要进行深入研阅的话，则必须将两个本子进行对照。
建国后，由于历史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本书在几十年间没有再版过，不少人对这部书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书，翻阅不便。直到近几年，随着文化政策的宽松，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而且两种版本都得到了出版，一个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四卷本，一个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九卷本。两种书的整理出版态度都比较认真，质量不错。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良好的保证。
令人遗憾的是，董氏对通俗文学的关注仅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没像王国维、胡适等人那样达到学术的自觉，其毕生的精力主要用在仕宦升迁及法学研究上，在政治上他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平生苦心经营的事业未必能流芳百世，倒是那些玩票式的爱好传了下来，受人珍视，可见人生的得与失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明乎此也可以使我们这些后学者多些谨慎，少些狂傲。否则，以董康如此丰富珍贵的收藏以及对通俗文学文献的熟悉程度和学术功力，如果能像梁启超那样转而投身学术事业，用更多的时间来留意学术研究，是完全可以做出更大的成就来的，其在学术史上的名声与王国维、胡适等人一样响亮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不配处于这个时代这个地位。我很可怜他”（胡适1922年7月1日日记），胡适八十年前的这段话很值得回味。但历史毕竟是不能假设的，难以弥补的种种缺憾只能使后人生出许多学术之外的感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