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作者:赵红军 页数:358
Tag标签:无
前言
自诺斯、福格尔以来,研究一国经济的长期变迁这一经济史研究范式似乎被经济学家发扬光大了。近年来,考察世界上最绵延流长的世界古国-中国—的长期经济变迁已吸引了越来越多经济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注意力。从他们有关这一问题的解说来看,有所谓的政治学假说、经济学假说、社会学假说、历史学假说、系统动力学假说,还有生态地理学假说。单从经济学的解说来看,又有所谓的资源-技术-制度约束说,政治经济制度说,交易成本-分工-市场范围说、制度说等等。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试图从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政府治理模式及其惯性这一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相对于现有研究而言,本研究应当归类于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大类,但本研究又具有若干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地方,准确地说,本研究可被归纳为“自然、地理、生态基础上的制度假说”。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一定的产权结构乃是解释产权所在国经济长期变迁的最重要解释变量。而在本研究中,一定的产权结构仅仅是小农经济基础上中国政府治理制度与模式之中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当时中国政府治理国家的行政制度、人才选拔与使用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土地与产业管理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对人民的管理、对文化和社会的管理制度、对付异族的统制制度等都是当时中国政府治理模式中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不可分割的重要组织部分。 中国何以形成区别于西方的这一整套政府治理制度和模式?本研究认为,中国适合于小农经济的自然、生态和地理条件无疑是造就这一整套与此适应的政府治理制度和模式的重要前提条件,如果忘却这一前提条件,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政府治理制度及其惯性就难以得到合理解释。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具有中国特征的土地占有、继承制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就得以建立,它依赖小农交纳税赋、劳役等来提供财政支持,依赖小农提供士兵和官僚来源维持统治,依赖儒家思想、科举考试提供意识形态来驯化臣民,于是,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就巧妙地建立了相应的科举制度、税赋制度、官僚体制和行政管理制度。经过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国家治理实践,这一整套政府治理制度最终在其他统治模式中胜出,形成并固化为一种强大而稳定的“中国均衡”。对于后来的统治者而言,接受并践行这一整套政府治理模式不仅风险更小、成本更低,而且颇富生产和管理上的效率性。在其中,小农的经济利益得到了有效保护,他们的诉求在政治上得到体现,儒士只有与官府相结合才有出路,商人的经济利益被边缘化,官商勾结只是他们可供选择的唯一出路,新的思想和构思难以崭露头角。于是,中国历经多朝更迭,但雷打不动,仍然基本稳定在农本经济的老路上,难以顺利迈上工商经济的发展大道。 中国各朝的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兴衰变迁呢?其原因均可从这一政府治理模式的缓慢或不及时的调适[我国不少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封建王朝的“苛政猛于虎”和对被统治阶级的超额经济剥削是导致被统治阶级的抗争、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本文所说的政府治理模式是一个比阶级观点更具包容性的观点,因为阶级观点抓住了社会矛盾的最激烈形式也就是阶级矛盾,并以此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变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分析方法对本研究而言的缺点是,它只适用于针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迁并不具有太强的解释力,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过去的阶级矛盾基本消亡,大量的矛盾已变为人民内部矛盾,比如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治理与被治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因此,使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府治理模式概念与本文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打个比方,这就像人们在飞机上瞭望地球一样,飞机飞地越低,地面上的差别就越明显,相反,飞机飞地越高,地面的差别就变得越不明显。要看清中国自秦汉以来直至今天的经济和历史变迁,很显然,阶级分析法只具有局部的解释力,而并不具有全部的解释力。本文的目的是解释全部,而不是局部,这正是本文放弃使用阶级分析法的基本原因所在。],也就是现实状况与政府治理的不匹配当中找到根源。当小农经济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并且这一套政府治理模式能够适时地进行合理的治理调适时,经济就发展,王朝就能维持稳定,否则,当政府对外部环境变迁的信息解读不当[这里的外部环境变迁并不单指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环境的变迁,而且包括汉族与游牧民族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与其他国家比如欧洲的国家实力和关系等方面的变化等方面。],或者当政府治理措施失当或与现实出现较大偏差[在中国历史上,政府治理失当的情形非常之多,可包括上、下之间的信息传递失真,比如皇帝和上层官僚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下层民众由于官僚阶层的信息垄断,而误解上层统治阶级的真实意愿;政府政策和制度在向下传递和执行过程中的失真、失范,比如,中央政府确定的“轻徭薄赋”的赋税制度会由于下层地主阶级的势力而完全转嫁给没有势力的自耕农或佃农;政府的行政制度和行政管理与经济制度、经济基础不相匹配,比如北宋时期的经济政策是积极的,但是军事政策是非常保守和防御性的等等;]并对小农经济基础造成很大破坏时,国家的财政、军事就陷入混乱当中,王朝就容易土崩瓦解。但这一天才的政府治理模式只要条件合适又会死灰复燃,再发青春。这就是理解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经济长期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奇迹?本文认为,那些试图运用对外开放、财政分权、外国直接投资、乡镇企业等任何单一视角的解说都不具有全局的解释力。从根本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经济、技术成就,只能用政府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迁才能得到合理地解释。历史上,小农经济是国家得以建立和存续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农、工、商并重成为共和国新的治国理念;过去,儒家思想、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选播官员的唯一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得到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学而优只是入仕的一个条件,而并不是充分条件,大批具有能力的,经受实践考验的人进入了国家的干部队伍;历史上,中国的绝大多数王朝对国外采取了一种相对封闭、保守的政策和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认真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建立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了国家的基本国策;中国历史上,皇帝及其官僚阶层构成整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千千万万的小农、工商业者成为国家的被统治者阶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与王朝兴衰的基本动因,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成为国家的主人,皇帝在形式上消灭,阶级矛盾已然消亡,绝大多数的矛盾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在这本书稿中,诸如李约瑟之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学者的兴趣?秦朝为什么会走向覆亡?隋唐为什么会走向复兴?宋朝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治理的新气象?明、清的政府治理为什么会全面向内转型?国民党为什么会走向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从农村开始?中国历史上为什么难以完成向工商社会的过渡?当代中国为什么会再次提出新农村建设?未来中国的政府治理路在何方?等问题,都可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中得到非常合理地解释。 也许会有人说,这一研究的很多素材似乎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历史常识。就像当年很多经济学家批评新经济地理学(NEG)时所说的那样,“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所使用的材料均来自古典区位理论,事实上,新经济地理学只是在一个新的菜单中写上了古典区位理论早就做好的菜肴”经济的长期变迁,难道不正是本研究的创新所在吗?也许会有人说,私有产权得到合法、公正的保护乃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必由之路,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不理解中国历史上这套政府治理模式的惯性特征和模式,就永远不可能理解中国15-18世纪之所以未能自发、顺利演进到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原因,当然更不可能深刻理解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之所以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持续100年”这一论断的根本原因及其历史深刻性所在。 当前的国内经济学界正盛行着一种着眼现实、忘却历史的倾向,而本研究却试图在这一大背景下,从经济学的角度再现历史,解释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并且笔者坚持认为,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过去的政府治理模式,就不可能找到未来二、三十年中国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未来,也难以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找到最优的前进道路。 最后,尽管本研究的这一大胆设想经过文献综述、微观行为上的展开、宏观原理上的阐释,历朝历代的政府治理变迁的追索,十世纪以后气候变冷以及东、西方经济的大分流,在当代的演进以及对未来中国政府治理的展望这样几个部分的初步论证,但其中的缺陷和疏漏肯定是很多的,相应的补充和不断完善永远是必要的。 关键词:小农经济政府治理模式惯性治理中国均衡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但将这些历史素材进行如此的经济学新组合,并能有效、系统地解说中国。
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国地理生态基础的制度惯性角度着手,建构了一个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细致地解读了过去两千年间中国政府治理、中国经济长期兴衰变迁之间的因果与动态调整关系。作者的中心论点是,中国之所以自秦汉以来长期稳定在农本经济的老路上,难以自发地转轨到以工商为主的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并不是作为这个经济体主要经济单元的小农家庭不愿意如此做,也不是当时当政的皇帝、官僚阶层、知识分子知识水准不够,而是在一系列源自于自然、地理基础之上的传统政府治理模式下,作为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各方都选择了一种模仿式的、保守性的惯性治理思维和政策。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在过去两千年的兴衰变迁,中国在1500年后难以迈上现代增长道路的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从农村开始,中国奇迹何以诞生乃至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等都具有逻辑自洽的分析和解释力。
作者简介
赵红军,经济学博士、博士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市人文社科基地国际经贸研究所专职研究员,2008年获上海市曙光学者称号,2009年获上海市归国留学人员浦江人才计划。现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2006-2009),上海经济学会会员。2007-2008年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和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进行访问研究。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经济转型、制度与发展经济学、经济思想史。曾主持过多项省部级课题,参加过多项国家社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课题得到过阿登纳基金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机构资助,多次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Frontier of Economics in China等杂志发表过多篇论文,出版过学术专著两部,译著两部,为《经济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等杂志匿名审稿人。电子邮件:hjzhao2002@163.com
书籍目录
前言 第1章 导论第2章 半世纪以来有关李约瑟之谜的争论与评论第3章 农民家庭行为:考察中国经济史上谜题的逻辑起点第4章 小农经济与中国式政府治理模式的形成及其惯性第5章 中国式政府治理模式在各朝的动态演变第6章 10世纪前后中国内部条件变迁及其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冲击第7章 15、16世纪后西欧崛起及其对中国治理模式的挑战第8章 中国政府治理模式与经济长期变迁的经验证据第9章 改革开放:中国历史上政府治理模式的一次伟大变迁第10章 一个当代的政府审视:新农村建设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第11章 未来中国的政府治理:路在何方?参考文献致谢
章节摘录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本研究的开展和可能的现实意义建基于以下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本人的研究主要致力于一国经济发展赖以进行的一系列基本的经济和制度条件这一重要问题上。事实上,这一问题正是几百年来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基本意蕴在于,起因于人类相互交换倾向的劳动分工乃是一国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而那些便利于人们进行商品、服务和知识交换,便利于人们相互之间进行劳动分工的各种经济、技术和制度等“基础设施”则显得极为重要。新制度经济学家将斯密所说的这一重要的“基础设施”分解为产权、制度、契约、交易成本等重要的理论范式,并进行了深刻而影响深远的理论创新,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贯强调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一贯重视国家对基本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性等。 ……
编辑推荐
《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即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政府治理模式这一角度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变迁,并对今后我国政府治理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走向提出了探讨。相对于现有的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而言,本书没有运用一个断代史的研究方法,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保持王朝统治长久存在的方式这样一个经济、社会、政治与管理的综合角度切入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经济史。而著名经济学家韦森、文贯中的序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无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