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张朋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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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次对梁启超1894到1911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进行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在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就思想而言，大抵以三十一岁为分水岭。任公早年思想激进，有志革命，所著文字风靡一时，影响清季的革命运动甚大；三十一岁以后思想为之一变，转而推动立宪运动，主张渐进的改革，在安定中求进步。他认为革命之后建设不易，更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于中国百年来革命的历史，梁启超无异一先知。本书叙述并讨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立宪思想，被誉为值得一读再读的著作。

作者简介

张朋园  海内外知名学者。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治中国近代史，长期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并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等职。    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发展、知识分子和区域现代化，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另有中英文论文数篇。其研究尤其是对梁启超及晚清士绅的研究，已成为相关领域必读的经典著作。

书籍目录

粱启超像再版序萧公权先生序自序绪论第一章 求变的思想基础——梁启超接受中西文化的过程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变——三世之义    二、在西洋文化中求变——民权、自由、进化第二章 启蒙思想与鼓吹革命——梁启超戊戌之前的    激进言论与志气    一、明倡民权    二、隐言族类第三章 新民、破坏、革命——梁启超流亡日本前期的    革命言论。    一、排满以兴民权    二、破坏以建民国第四章 坐而言起而行——梁启超与革命党的合离始末    一、孙粱始合而终离    二、自筹革命起义第五章 异曲与同工——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期的言行    一、言论转变的由来    二、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第六章 他山之石——梁启超与革命党论战的影响    一、论战述要    二、开明专制与约法训政    三、土地国有与国计民生第七章   言论界的骄子——自报章发售数字看梁启超言论的    影响    一、《中外公报》    二、《时务报》    三、《清议报》    四、《新民丛报》    五、《新小说》    六、《政论》    七、《国风报》结论梁启超大事年表(清季)译名对照表参考书目

编辑推荐

由张朋园编写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叙述梁启超早期的思想及政治运动，从他二十二岁开始关心国事起，到三十九岁辛亥革命为止，其目的是“说明任公在清末十八年间的行谊，由求变的思想以至于与革命运动的合离，并在合离的经过中检讨其对于清季革命的影响及其得失”。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我在亚马逊买书近十年，一直觉得亚马逊的书籍还不错，不过现在的第三方供货后，这本书就跟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跳蚤市场买的质量很差的旧书一样，亚马逊如果再不规范第三方卖家，必死无疑！！！！！！！！！！！！！！！！！！！！！！1
•   这本书对任公的学术和实践阐述得很清楚 ，资料翔实
•   知交姚崧龄在史学界，张朋园先生与姚崧龄先生知交不浅。据张朋园在悼念姚崧龄的文章中回忆，他第一次拜读姚崧龄的文章是发表在《传记文学》上的《辛亥革命贵阳光复日亲记》。其时，张朋园正在为他的著作《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收集资料，而对贵州省城在辛亥革命中的情况十分陌生。因此“读了先生的大文，诸多问题则迎刃而解。”此后则通过《传记文学》杂志社社长刘绍唐先生，与远在美国的姚崧龄取得联系，开始了两人之间一段亲密的交往，“将近二十年来，我们往来的信件不下六十余通”，而且其间曾有两次当面向姚崧龄请教的机会，张朋园坦言，“先生给予我知识上的提升，不遗余力，是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师益友。” “台湾史学界有了相当的自由”在1981年台湾地区召开的第二届民国史研究座谈会上，张朋园先生曾指出，尽管当时台湾史学界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自由。张朋园表示：“我敢说，在十年或十五年前，如果我们要开一个讨论会，甚至我们可能不得其法。即使开了会，会中也可能只听到一面之词，很多有意见的人可能不敢表露。但今天的情况，你不能否认它没有自由，不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我们都可以充分表露将来要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愿望。”如果对台湾地区当时的历史情境没有了解的话，理解上述这种表态会非常艰难。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回归序”中，...张朋园曾交代过这么一种背景信息：他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担任研究员期间，一共写了5本专著，其中4本作为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已出版，但《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却没有被接纳：原因是近代史所的前期处于威权时代，白色恐怖使知识分子自我检查，自我设限。回想我的第一本专刊《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稿本完成时，所长郭廷以先生便有所迟疑，想要改动原定的书名，但郭所长是位有担当的学术领导者，最后决定不予更改。《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原是萧公权先生所定的书名，四平八稳，但那时当家的王聿均所长将稿本搁置了三年之久，才说：“我担当不起，我不能出版它。”这就是它成了孤儿流浪在外的由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于1978年才由食活出版社出版，并于次年成为台湾地区十五大畅销书之一。了解了这一点，无怪乎1981年的时候张朋园对于台湾地区史学界的状况做了积极的评价。读者诸君要知道，在当时中华民国建国史对于当局的敏感性来说，丝毫不亚于今天大陆学界对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中的敏感篇章讳莫如深呀！ 史料开放应该分两步走同样在1981台湾地区召开的第二届民国史研究座谈会上，张朋园在发言中还对于史料开放问题发表了具体意见。这一点对于大陆地区学界恐怕也有很大参考意义。当时座谈会上大多数人都提议要开放史料，但是对于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究竟如何开放史料，则语焉不详，不知所云。张朋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可行性非常强的两点建议：其一、史料保管机关改变态度，告别传统的上边允许开放什么就开放什么的思维惯性，而是主动发挥史料保管机关的专业优势，对于什么史料该开放、什么史料不该开放做出结论，并积极向上级主管机构陈情述说，变传统的“等靠要”开放史料为积极主动的实际行动，为学界争取开放更多的史料。其二，立法委员应该留意史料开放问题，并积极通过立法行动，颁布制定档案开放的法律和原则，用法制手段保证史料的开放工作能够持续并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且张朋园还认为，后者才是更为彻底的解决办法。 阅读更多 ›
•   张朋园二三事陈夏红 张朋园先生生于1926年，是台湾地区著名史学家，专治中国近代史，著述颇丰，如《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等民国政治》等，都是中国近代史学界难得的佳作。对于这两本书，笔者曾分别撰文评论之，大陆地区亦有新版本，兹不赘述。而笔下这些文字，将尽可能通过其为学过程中的部分资料，来复原张朋园其人。 萧公权两度做序的史学家萧公权是民国以来中国人中真正驰名世界的大学者，著作不可谓不等身。但是，萧公权给别人著作写的序言却非常少，在其《寂园文录》中，只收录了六篇序言。但是，读者诸君请注意，这六篇序言中，其中两篇都是写给张朋园的：其中一篇是《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序，另一篇是《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序，两篇文章相隔十三年。相隔十三年而念念不忘，一方面自是萧公权提携后进的高风亮节，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张朋园的史学造诣。萧公权写于1964年的序言中，对于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第一次把任公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作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这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而也就是在这篇序言最后，萧公权“要建议张先生：希望他续写一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把任公壬子年以后的行谊作同样系统的精密的检讨。”十三年后的1978年，萧公权再次执笔为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做序...，认为“这本书优点颇多”，“誉为良史，当无愧色”。 向张君劢请教立宪派1966年6月，时在美国的张朋园在张君劢先生加州伯克莱的寓所，拜访了张君劢。1949年张君劢移居澳门，并随后在印度、香港等地讲学并从事政治活动，并于1951年4月赴美国定居。按照张朋园的回忆，“学历史的人看到一个创造历史的人，感受很深”。在这次会晤中，张君劢告诉了张朋园两个很关键的信息：其中一个是张謇与梁启超并不似外界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同属立宪派而志同道合。事实恰恰相反，张君劢指出，张謇和梁启超观念上差别很大，从政闻社的成立上即不难发现这一点：梁启超派遣徐佛苏到上海拜访张謇，希望能够得到张謇的帮助，但是徐佛苏在上海开会邀请各方赞助时，张謇允诺出席但始终没有出现。此外，张君劢还告诉张朋园，民国初年张謇和梁启超均担任内阁总长，但观念差别仍然较大。张朋园先生认为，“这些事，若非君劢先生告诉我，吾人实无从得知”，获此信息之后，张朋园曾试图通过张謇日记获得求证，但是因为“文意晦涩，不易揣摩，得不到直接的证据”。职是之故，张朋园对此信息的处理则是束之高阁，留存待考，并未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等著作中展开论述立宪派内部的关系。 阅读更多 ›
•   张朋园，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著名学者。1926年生，贵州贵阳人。1949年随军去台湾。1952年考入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1956年毕业后继续在该校攻读研究生学业，师从郭廷以。1959年获硕士学位。旋在台北博物馆工作两年。1961年转近代史研究所。开始从事研究工作。1964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70年兼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76-1980年任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1980-1981年应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返台后继续在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师大任职。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工作，侧重研究辛亥前后中国近代史政治思想及现代化之发展，“倾向以科际知识治史”。他是台湾研究立宪派的开创者，成果卓著，主要论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初版，1969年再版，1982年三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初版，1983年再版）、《梁启超与民国政治》（1978年食货出版社，1981年再版）等书。 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有《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革命党与立宪派推展民主政治的进程》、《辛亥革命时期领袖群的进取与保守》、《进步党之结合与权力分配》、《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维护共和：梁启超之联袁与讨袁》、《梁启超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等篇。 上述论著旨在探讨立宪派和梁启超的思想、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他在台湾最先提出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具有“正面的影响”而应予肯定，引起很大反响。他还与张玉法、李国祁等组织大型研究课题“中国现代化之区域研究”，并担任主持人，他个人承担了湖南、云南、贵州三省区域研究的编写任务，现已出版有《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一书，其余两册亦将于近期付梓刊行。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