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史学80年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廖文辉  页数：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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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打开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南来学人的“南洋视野”，通过对南洋研究学人的传记式记叙，读者可以体会压在南洋研究背后对“南洋世界”的浓郁情感，也为后来发展的华人研究找到一个演变的历史前源。

作者简介

　　廖文辉，祖籍福建安溪，马来西亚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马来亚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历史学博士。曾先后服务于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以及母校尊孔独中，2003年开始任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2009年聘为中国华侨大学兼职研究员，2010年在新纪元学院成立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并任中心主任。曾参与中国之《世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和新加坡之Southeast Asian Personalitise of Chinese Descent：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的撰写，著有《华校教总及其人物（1951～2005）》、《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编有《许云樵来往书信集》、《百年尊孔大事纪年稿》和《沈慕羽资料汇编》系列丛书，有约40篇学术论文发表于海内外期刊杂志。研究兴趣是东南亚史和华侨华人，近来专注于重现南洋研究学术传统的面貌和内涵。

书籍目录

为马新史学立言——序廖文辉《马新史学80年》序自序第一章　马新“南洋研究”的曙光——“南洋研究”滥觞期述略（1930-1941）第一节　马新南洋研究的渊源、范畴、意义和定位一、中国载籍中的东南亚史料述略二、马新南洋研究和中国的学术渊源三、马新南洋研究释义、范畴、意义和定位第二节　1930年代马新南洋研究观一、1930年代以前的南洋研究二、马新南洋研究的动机三、马新南洋研究的具体推动和研究方法第三节　1930年至战前马新南洋研究的概况一、1930年代的报刊与南洋研究（一）报人的推动（二）报章特刊、副刊和杂志二、南来的学人与南洋研究（一）1930年代南洋研究的学人（二）书局（三）纪念委员会（四）南洋学会和《南洋学报》（五）与英文学界的交流（六）其他语文著述的译介第二章　战时和战后的“南洋研究”（1941-1969）第一节　战时的南洋研究（1941-1945）第二节　战后初期的南洋研究——开创期述略（1945-1955）一、南洋学会、南洋书局和期刊杂志的出版二、专著的出版三、南洋研究书写模式的转变四、中英学界的持续交流第三节　南洋大学历史系的设立及其对马新史研究的贡献一、南大历史系概况二、南大历史系校友和老师的著述概况三、南大历史系的出版品及其学术活动概况四、南大历史系的相关地位和贡献第四节　战后南洋研究的发展趋势一、南洋研究的本土化——历史意识的转移（一）两代学人对史学研究方向的建构（二）报章期刊杂志发刊词中南洋研究和华人研究的建构略论（三）马新华文源流史学研究中历史意识的转移现象二、史学研究朝专业化迈进（一）期刊?志的蓬勃出版（二）学术团体的成立和特刊的出版第五节　史话式的书写一、马新史话书写概论二、史话式体裁与中国学术渊源及其流变三、民间学人概述第三章　“华人研究”时期（1970-2009）第一节　华人研究时期述略一、转型期——南洋研究逐渐被淡化（1970-1980）二、华人研究时期（1981-2009）（一）大专院校中文系和研究机构（二）期刊杂志的出版（三）文物馆和地方志（四）众声喧哗的世纪交替第二节　华人研究时期的学术发展趋势一、南洋研究环节的丢失——华人研究时期的研究视野二、史学功能不彰——中文系和社会学科的学人成为华人研究的双主轴三、资料整理和专著出版有待加强第三节　史料、方法、理论——谈马新中文源流华人研究主体的建立一、史料本土化的确立二、研究方法：采用多学科综合性的方法三、理论：方法学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四、华人研究主体可行性的讨论第四章　马新学人及其研究概论第一节　南洋研究的先驱——刘土木第二节　许云樵的学术贡献和成就第三节　张礼千、姚楠与南洋研究第四节　土生南洋研究学者陈育崧和南洋研究先行者叶华芬第五节　中国贸易陶瓷专家——韩槐辈第六节　纵论战后之学人（1945-1969）结论：80年来马新华文源流史学发展的脉络和特色附录：南大历史系任教老师著述一览表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另有好一些得以完整保存的著述，大部分都与宗教有关，成为东南亚古史和中外交通研究的上佳史料。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取道陆路到印度的高僧法显所著的《佛国记》（一称《法显传》或《法显行传》），所载东南亚的篇幅虽然不多，却由于他曾途经并住过现在的苏门答腊或爪哇一带，对当地婆罗门教和佛教以及海上旅行的概况记载，成为研究古代东南亚的宝贵史料。其次另有收入于道藏的《太清金液神丹经》，此书虽仅得五千余言，但却记载了东南亚多国的丹石，同时也旁及其他铁、锡和动植物等物产。有论者以为此书或属宋以后假托之作，但不损其参考价值。再次有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其论述重点虽为北魏京城洛阳一地的佛寺兴废事迹，但在卷4提及歌营、勾稚、典孙、扶南、林邑等国。但最为可贵的是记载了这些国家的方向距离日程，对这些国家的方位考订有极大助益。　　最后是与宗教无涉的地理学著述《水经注》，作者是郦道元，其对东南亚研究的价值在于辑录了不少关于东南亚的宝贵资料。　　唐代有关东南亚的资料较之魏晋无疑多了起来，但不无可惜的是，流传至今的大部分著述都非著者亲历其地，而是抄袭或记录其所见闻。在这类私人著述中，记载东南亚国家最详尽的要数杜佑《通典》卷188《边防四·南蛮下》海南诸国，共得28国。《通典》的文字是综合了当时和古代有关东南亚各国的概况，是唐或唐以前有关的最好参考资料，且常为后人引用，如《文献通考》、《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以至唐会要和后代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