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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陆阳  页数：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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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以活泼的笔调，理性的思考，全景式地披露中国城市的成长路径，深刻审视中国城市风光背后的迷茫，忠实记录下中国城市为摆脱阴影所作的努力，屹立于当前纷繁城市和城市发展模式评判之中，卓尔不群。

作者简介

　　陆阳，男，1970年12月生，长期致力于苏南与长三角的民间观察和思考，曾公开发表经济论文、调研材料近30万字，另出版经济专著《中国企业的成功与失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苏南的变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和励志图书《穷人也可以富》（宁波出版社2004年版），前两部专著分别获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书籍目录

序代序1.北京：典型的“亢奋症”2.上海：将“中心”进行到底3.天津：插翅难逃4.重庆：喧哗与骚动5.成都：“王者”难以归来6.深圳：楼市之困7.广州：“乱”得“可爱”8.苏州：“模式”的尽头9.武汉：“新特区”的歧义10.南京：何处觅“对手”11.杭州：“天堂”有多远12.长沙：一体化之惑13.济南：面目模糊14.西安：“皇城”安在否？15.沈阳：“抹平”铁路16.郑州：“商都”陷落17.昆明：“温吞”与激情的碰撞参考资料后记

章节摘录

　　天津从“诞生”之日起，就似乎一直仰仗着北京的“鼻息”。　　我国行政区序列中，惟独京津两大直辖市比邻，由此也演绎了一段长达数百年的“双城记”。北京作为都城，从元大都算起，已有800年历史；天津从名称由来算起，也有600年历史。　　“天津”之名来自明永乐二年。在北京的燕王朱棣发兵由直沽“济渡沧州”攻打南京，与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并最终夺得胜利，是为明成祖。直沽因是“天子渡河之地”而被赐名天津。　　或许是“天津”这个名字带来了好运，自此以后至二战，天津在5个多世纪的时光里都如沉浸在蜜糖中。　　明成祖在此先后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天律右卫，并始建天津城，以保护京城的安全。有着实体形象的天津城，即后来惯称的，天津卫”从此出现。此时的天津，是作为京城的拱卫之城而出现的。　　但是，随着漕运业的发达，天津很快就多了一个“货物中转站”的角色。漕运，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往往决定着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朝代的命运。有唐一代，由于大气候的变化，中原地区水源逐渐减少，漕运难以为继，西安自此无可避免地衰弱了，永远失去了作为“帝都”的荣耀。到了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同样十分兴盛。“河海并重”的天津，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和优越，江南产粮区的漕粮、沿海的芦盐、江南的丝织品沿河海两线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周转集散，相当一部分运往北京，以满足朝廷正常的行政开支和皇室消费；南下的物资，则又在这里集中登船，统一运往南方。天津由此商贾云集，繁华一时。据《天津卫志》记载，明朝中叶自城西北沿河一带已经成为天津的“CBD”，粮店遍布，交易规模动辄上百万石。这里诞生了天津最早的一批“百万富翁”，著名的津门“八大家”中，半数靠贩粮起家，半数靠盐业发财。 到了公元1860年（咸丰十年），清政府和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开埠，设立为通商口岸。清政府的通商大臣常驻天津，负责办理通商、外交事宜，英、美、法等列强加紧在天津强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控制天津海关、开设洋行和银行、建立教堂、学校和医院等。在此前后，天津工业开始了艰难的萌芽和发展。最早的官办工业是清政府在同治六年（1867年）设立的天津机器局，生产西式枪炮和火药，后来又有了北洋银元局和天津造币总厂。民族工业的大量兴起，缘自于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的“新政”，小型轻工业如雨后春笋，从1900年到1914年新开办的民族资本企业共有38家，分布在棉织、染织、面粉、制油、造胰、烟草、造纸等行业。这一阶段，天津的市政建设有了近代城市的雏形。火车新站、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陆续建成，桥梁、道路系统亦不断完善。　　20世纪30年代是天津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有“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说法。1937年，天津的贸易额占全国贸易额的三分之一。至今依然保留基本原样的五大道上，汇聚了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230多幢，名人名宅50余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而与消费中心劝业场仅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就是有“天津金融街”之称的解放北路，这里在20世纪40年代时汇集了49家国内外资银行（其中包括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和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左右着华北、东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命脉。　　此时的天津，城市功能实现了由“拱卫之城”到“货物中转站”再到近代工商业城市的“三级跳”，城市的格局基本定型。天津成为继上海之外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沸腾”的中心。从工业到近现代传媒，从大学教育到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天津都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列。　　那时的天津人打的电话是爱立信的，坐的电梯是OTIS的，用的香皂是联合利华的，吃的西餐是起士林的，坐的叮当作响的电车是奔驰的。津门名流们生活“十分有趣，迷人”，而且昂贵。从紫禁城搬来的末代皇帝溥仪轻易不敢带妻妾出门，因为她们会攀比着买北京没有的贵重东西，让人心痛。　　到了日本占领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按照“中国的北部着重于制盐工业和矿业的开发”原则，于1938年成立了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大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掠夺煤炭资源；从山东、山西掠夺铁矿石，并建立了石景山、太原钢铁厂；从山东、河北、天津掠夺盐场，控制与扩充青岛、天津的制碱工业；从冀东和山东掠夺铝土矿。在这阶段，天津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华北最大的掠夺中国资源基地，短时间显示出了一片所谓“欣欣向荣”的景象。　　而北京呢？　　在800年的历史中，北京大部分时间只为“城”不为“市”，政治和军事的意义相当突出。从明朝迁都北京起，京城虽然也有一些商业活动，但主要局限于为皇宫服务的王府井、西单、东单等几条商业街，至于南城的工商业活动，始终未能形成真正的规模。在整个近代历史上，北京较为著名的是药铺、饭庄及买卖古玩、绸缎等本土老字号及烟花之巷“八大胡同”。　　北京之所以没有像上海、天津等城市一样在晚清、民国时期开始近代工业化，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保守派最顽固“堡垒”，北京为了维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对机器大工业等“舶来品”采取抵制态度；另一方面近代史上的京城是一些“政治小丑”频繁登台献艺的“舞台”，政权的频繁加剧了资本和财物的流出。京城的那些官僚、军阀把财产投到了外地，以便不至于在政治失败后失去经济支柱，天津作为离京城最近的工商业城市则成了京城官僚、军阀最佳投资场所，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天津的繁荣。故而，在近代工业上，除了日本占领时期为掠夺资源建立的石景山制铁所、西山煤矿和零星的机车修理厂外，北京并无他物。整个近代史上的京城，几乎始终是一座封建官僚、军阀、洋人等“三教九流”聚集的消费城市。　　一言以蔽之，近代史上天津工商业发展，得益于其与京城相距较近及水陆交通方便的区位优势和周围丰富的物产优势。而北京工商业发展相对滞后，则是由于其封建都城性质所致。在两城关系上，北京的保守造就了天津的繁荣。　　命运的转折，有时就在一瞬间。P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