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3-12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摩罗 页数: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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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摩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民间思想者”。他的“精神导师”钱理群教授认为:“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摩罗作为一个批评者,他的批判很刻毒,但很多人都对摩罗的批评很感动。这是因为摩罗在批判人文、政治的时候,也在批判自己。有人评论摩罗其人:从摩罗的文字里可以感觉到摩罗是一个很懂事的人。他懂得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而现实中人又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文字好像是从他的鲜血中流出来的。好像他把自己的毛细血管都伸到别人身上了,这血管伸得非常的长、非常的细,伸到什么地方又从什么地方流回了他的心,又从他的心里流了出来。他和人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毛细血管的循环关系。还有人说他:摩罗的文章有一种宗教感,这种宗教感不是教堂里的宗教,而是一种大地上的宗教。请读者从这本文集中感受一下摩罗吧。
书籍目录
第一辑 捕捉生命之光俄罗斯的阳光上帝的背影诗人怎样度过茫茫雪夜乔点运:忏悔的另一重含义学习哎,学习和平第二辑 奴隶的痛苦描述耻辱学人的宿命奴隶的痛苦与耻辱冷硬与荒寒诗歌界的顾准用小说思考的作家卢棱与贵妇人第三辑 重温英雄梦学习有尊严的生活巨人何以成为巨人天才的厄运重温英雄梦博士俱乐部记事坚持者仍在坚持一个高贵的生命自由的歌谣思念仁者附 录摩岁:大地上的悲悯(莲子刘年)思想者的姿态(严凌君)超越仇恨的力量(晓晖)
章节摘录
而英雄则是上帝派给人类的先知,他感觉灵敏,眼界高远,能够深切理解隐伏在最深层的人性的需要和历史的需要。或者他虽不甚理解,却能以自已的天性来感觉它们,表现它们,他们很难与大众一拍即合。有的先知表现为时代的超前性,几十年后或几百年后,一个稍受教育的“群众”即可理解他的思想。有的英雄则以反文化、反伦理、反世俗的方式表现出他对人类的引导意向,这些人永远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即使在几百年后,也只有极少数的特殊人物能与他们心心相映。就现实生活中的命运来说,他们都是很不幸的。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精神财富蒙受最严重的诽谤、诬陷和孤独。但他们并不戚戚惶惶,也不怨天尤人,他们正是有了对大孤独大诽谤的惊人承受力,才把自己推进到英雄行列中的。做一个这样的英雄既不是别人强其所难,也不是自己有意做作。一切都是志向、修养、天性、时势,遭际等等综合因素所导致的自然结果。这既是大痛苦也是大幸福,然而命运只把这样的大痛苦和大車福降临给那些承受得住的人。 书摘1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沉与浮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出现以前,中国出现了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圣人之学与西方经世致用之学在这些过渡性知识分子胸中杂然相处,他们怀着变革社会、改造民族的抱负,选择朝廷作为自己的舞台,因为他们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认为左右了朝廷也就左右了中国。但朝廷是一个有独特含义的概念,它与封建政治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几成同义词。它的功能是维持天下一统的秩序和皇族的特权。康梁们的作为引起朝廷功能紊乱,朝廷的主人们无情地把他们赶了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站起来了。他们几乎都在域外受过长期的现代教育,精神风貌不同于林则徐、龚自珍那一代,也远远超过康梁那一代。但有一点与他们的前辈完全一致.即同样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改造民族生活,推进民族进步上所负的巨大责任。该以什么方式实现自己的使命呢?他们不想重蹈前辈覆辙,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使他们懂得,改造一个民族是巨大漫长的工程,关键所在并非朝廷。于是,他们以中国知识分子所从未有过的独立意识和勃勃生气,光辉灿烂地来到了另一个场所——广场。广场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是民众为了共同的利益和要求而聚集的地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这样为了大众权益来到了大众之间,并以大众导师的意识开始了他们所选定的神圣事业——启蒙。 他们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大办报刊,以向旧世界开枪开炮的勇气,写着他们的文章。他们占领了大学讲坛,以向俗民布道的热情。宣传着来自异域的各种学说。他们还不失时机地促成、支持、参与各种群众运动,以期在具体的社会运动中重塑民众,再造历史。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张留影既不失救国救民的凝重底色,又不乏捍卫个性尊严的华彩。 五四以后一连几十年的漫长战争,使广场变成了战场。民众或者成为炮灰,或者在战乱中流离失所。曾经以民众导师自居的知识分子夹杂在流离者中东奔西逃,启蒙者的豪气顿然消尽。炮火硝烟对个性主义和一切精神追求进行着残酷的否定。求和的欲望转化为求胜的欲望,知识分子由此滑人自卑的深渊,自然会表现出对民众集体的皈依,甚至会对横刀勒马的武夫暗怀敬仰。为了拯救自卑,获得“有用”的名分,他们放弃了弘场个性的企图和启蒙主义的立场,急于成为“文化战士”或形形色色的吹鼓手,以求与冲锋陷阵的民众达成平等。就这样,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时代潮流中完成了这种角色转换。但是,那些较多地具有现代素质,不愿意放弃“知识分子”品性的知识分子,情形就要复杂得多,认真研究一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人的生平和思想轨迹,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近十几年来,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在顽强滋长。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机制的发育,知识分子队伍的规模也日趋扩大。他们中的一部分萌苏了古老的“朝廷情结”,更多的人则像五四前辈那样发展起“广场情结”。但是,事实证明这两种思路都难于展开,甚至连一个和平的尝试也是那么昙花一现。正在他们进退维谷,茫然无措时,商品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拜金主义大有覆盖一切之势。广场已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商场,所有光临者都是为了满足金钱的欲望和吃喝拉撒的需要,广场情结因此而失去了基本的依托。 随着形势的发展,一部分搞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有了一定的用武之地,一些本不合用的知识分子也以“下海”的方式调整了自己,找到了自己有用的位置。但他们多半像“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丧失了知识分子意识.退守到了生存本能或物欲之中。另一些企图坚持自己的知识分子意识、保持个性独立、保持人生思考的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再一次彻底地沦落为落泊书生,只是落泊的原因有别于前。 从朝廷到广场,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他们以现代精神和民众导师的自我意识,自豪地投入了历史实践。从广场到战场,他们备受尴尬,启蒙意识丧失殆尽,唯求将自己消融于民众之中以实现平等之愿。当他们企图重返广场延续旧梦时,猛然发现昔日需要启蒙的民众分别扮作商人和主顾,昂首阔步地占满了广场,在这里神采飞扬地讨价还价,谁也无暇注意书生的行迹和声音。他们四顾茫然,无所适从,他们终于以不为民众和社会所需要的方式,又一次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现代精神在中国土地上踉踉跄跄无以行进的挫折史。在当今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能够怎么办?何以安身立命?何以坚守自身?何以发展人文学科? 何以探求宇宙人生之形而上奥义?还有.他们将怎样处理自己与民众和民族的关系? 这一切答案都深蕴在运转不息的民族生活之中,等待着知识分子去寻找,去发现。 精神的不可翻译性 XXX: 当你阅读中国人所写的有关外国文学的评论文字时,建议你设两个禁区不要涉及。第一是关于那位著名的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的,第二是关于那位真诚忏悔的高贵的俄罗斯公爵聂赫留朵夫的。 不是我想搞什么文化专制,我只是为了使你免得因读这些文字经受愤怒、恶心等种种折磨。我实在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那位骑士看作小丑,把那位忏悔的贵族看作自欺欺人的伪君子,难道这些人的眼睛从来看不见一丝光辉和高尚吗? 我想到了年轻法学家梁治平先生的一个研究结果。梁氏指出,拉丁语中与“法”这概念有关的有Jus和kx,前者兼指法和权利,同时有正义、道德的含义,后者通常指具体规则。而中国的古代法,不论是夏商周三代的“刑”,春秋战国的“法”,还是秦汉以来的“律”,其核心都是“刑”。所以,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法既是规则更是超乎规则之上的正义,它居于一切阶级之上,因而是一切阶级一切人的保护伞;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法是制裁人镇压人的,中国历史上对于法的强调无非就是对于君权和专制的强调。 正如用汉语无法译出Jus一词的真含义一样,中国人要在观念中理解西方文化中Jus的意蕴更是异常艰难的。梁治平先生称此为“文化上的语言不通”。就此延扩,我们是否可以把中国人对于堂吉诃德和聂赫留朵夫的不理懈.看作是“精神上的语言不通”或“精神上的不可翻译”呢? 翻译,似乎只是一种语言的对位转述,但实际上它是观念及精神的对位转述。既然在我们民族生活中从来没有什么可以使一切人都受其保护的正义法则,我们当然就无法译出那个Jus来。即使绕着弯子去阐释,也很难。因为阐释就是将那对象纳入到自己的经验范围内和精神结构内,求得相应相通。若这对象是超出我们的经验范围和精神结构的,是我们生活中所没有见过所没有想过的。还能向哪里解释去呢? 回头来说堂吉诃德。他那种对于邪恶事物的神圣的愤怒和绝对的不可容忍.那种抛弃个人一切利益为正义而战的高尚品质,那种手持长剑冲锋陷阵的战斗精神,为什么被他的东方同胞讥为小丑呢?恐怕就是因为中国文化巾缺乏这样的战斗精神。中国人只看重明哲保身的精训,堂吉诃德先生既然不知“保身”.一定不会“明哲”的.不是小丑孬包还能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也是一种精神的对应,一个人只能以自己内心的那么一点辉光,来照射和体察别的一切人们。美国有一句谚语说,书是一面镜子,蠢驴决不会从中瞧了一个天使来。 这谚讲用到精神界来,也是挺恰切的,尤其是用到中国人对于堂吉诃德和聂赫留朵夫的评价问题上,实在是太精当太巧妙了。 这种精神的不可翻译现象,何止是表现在这两个问题上。波特莱尔抒写他的痛苦.我们就鄙夷其“颓废”。尼采呼唤更强大猛鸷的生命,我们就咒其“法西斯”。叔本华一边在书中骂女人,一边却也搂着女人睡觉,这当然是又淫邪叉虚伪了。凡此种种,还是那位绍兴老人看得深切。早在1919年,鲁迅就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认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认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此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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