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

出版时间：2002-1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袁勇麟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当代汉语散文的人文背景；中国大陆：散文的模式化与多元化；港澳：报刊专栏散文的兴衰沉浮；海外：中华文化的延伸与发展等内容。

书籍目录

总序      钱谷融导论  当代汉语散文的人文背景    第一节   当代汉语散文的文学源流    第二节   当代汉语散文的文化语境    第三节   当代汉语散文的丈体嬗变第一章  中国大陆：散文的模式化与多元化    第一节  “颂圣试帖”与文化随笔    第二节  “双百”方针与散文复兴    第三节  散文的诗化与知识性杂文    第四节  八股圈外的杂文随笔    第五节  散文的中兴与多元化格局第二章  台湾：“这是一个散文的世纪”    第一节  “战斗散文”与“闺秀散文”    第二节  散文革命与杂文变革    第三节  异军突起的乡土散文    第四节  消费环境下的散文创作    第五节  散文文类的开放与跨越第三章  港澳：报刊专栏散文的兴衰沉浮    第一节  香港散文的奠基期    第二节  最具香港特色的“框框杂文”    第三节  困境中求生存的香港散文    第四节  日趋活跃的澳门散文创作第四章  海外：中华文化的延伸与发展    第一节  海外汉语散文的重镇    第二节  学者型散文家的彩笔    第三节  中欧文化交流的桥梁结束语  “一个未被充分注意的重大现象”附录一  反思与变革    ——’98散文一瞥附录二  散文天空中的思想星光    ——世纪末中国散文流向一瞥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杂文本来又叫“千字文”，可是香港的框框杂文愈来愈短，从60年代的千字专栏，到七八十年代的半千字专栏，甚至二三百字专栏，越写越短。“报纸副刊专栏化之后，一千字以上的杂文就不多了。触目的框框，多半在五百字上下，而短到一二百字的也不稀奇”，“各栏的字数是少了，文章是短了。朝小挺进无疑是专栏文章二十年来的大势”。，方块日小，栏目日多，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都只争朝夕，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最多的事情，香港人在忙碌倥偬之际，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阅读长篇大论，而短小的框框杂文，则成了他们寻求资讯、调剂精神、获得情趣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也因为香港人越来越接受思想与风格的多元化，喜欢倾听不同的声音，因此，报纸编辑想容纳较多作家的作品，使副刊杂文阵容更为鼎盛，便把版面越分越细，越划越小。对于框框杂文的短小形式，专栏作家和学者都谈到了它的利弊。阿浓认为：“文章短的好处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简洁明快，没有那么多的转弯抹角、婆婆妈妈。”“文章短的坏处是缺少了细致的描写、缺少了匠心的经营，往往有骨而无肉，容易流于干枯；一览无遗，谈不上委曲多姿。”梁锡华则指出：“杂文的短化，往往意味杂文的劣化，因为说到底（识浅才疏的作者不论），即使翰墨高手，也难以在三四百字之间做到浓缩意念而能畅尽所怀。过短的文章会困锁才情是不争的事实；一个人长期处身文字小圈，到一天，习惯了，惰下来了，筋骨松了，头脑钝了，要再大展身手就难乎其难。这是对作者的大不利。对读者来说，短文像糖果，长期吞吃，营养是不足的，更无所谓欣赏力的提高了。”因此，香港专栏杂文虽然篇幅短小，如果要求它简练精悍，轻盈灵动，内容丰富生动，别开生面，写作的时候，作家必须要有“大狮搏象全力，搏兔亦用全力”的精神，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的艺术境界。书摘1                               第二节  散文革命与杂文变革    60年代伴随着台湾社会的对外开放，大量的外国资本涌人，使台湾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强劲的欧风美雨的侵蚀和熏染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全面登陆台湾文坛。以现代诗为发端的台湾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由现代派小说的发生发展将其推向高潮，造成60年代台湾文坛现代派文学居主流的局面。现代主义对于散文的影响，相对要微弱一些。这是因为台湾散文的发展接受“五四”散文传统的影响较大。而且主要以报纸副刊为园地的散文创作与读者始终保持十分紧密、贴近的联系，不容作者有过多游离读者之外的奇思异想，所以散文界没能形成一股如现代诗和现代派小说那样强大的潮流。但是，“右手写诗左手写文”的余光中，还是在台湾文坛上第一个喊出了“散文革命”的口号。他把矛头对准了保守的散文现状：    十几年来，我们在散文的创作上，不能说没有成就，可是成就究竟在哪里，最高的成就究竟属于哪些作家，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一般说来，目前最流行的散文，在本质上，仍为五四新文学的延伸。也就是说，冰心的衣裙，朱自清的背影，仍是一般散文作家梦寐以求的境界。某些副刊与国文课本的编者，数十年如一日，仍然以为那样子的散文才是新散文的至高境界。浅显的文义，对仗的句法，松懈的节奏，僵硬的主題，不假思索的形容词，四平八稳的成语，表现的无非是一些酸文人的孤芳自赏，假名士的自命风流，或者小市民的什么人生哲学，婆婆妈妈的什么逻辑。这一切，距离现代人的气质和生活，实在太远太远了。    于是，余光中主张“下‘五。四’的半旗”，“剪掉散文的辫子”，发出迈向“现代散文”的宣言。余光中心目中的“现代散文”，是指“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所谓“弹性”。是指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是采用各种其他文类的手法及西方句式、古典句式与方言俚语的生动口吻，将其重新熔铸后产生的一种活力；所谓“密度”，是指散文在一定的篇幅或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所谓“质料”，是指作家在遣词用字方面对文字的精心锤炼与选用。    余光中不但从理论上规范了“现代散文”的三要素，而且以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了“现代散文”的理论主张。在《鬼雨》、《逍遥游》、《咦呵西部》、《登楼赋》、《地图》、《伐桂的前夕》、《蒲公英的岁月》等充分体现他那感情充沛、汪洋恣肆创作特色的散文代表作里，余光中“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使他的散文不仅“有声，有色，有光”，而且“有木箫的甜味，釜形大铜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更有一种“奇幻的光”“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如《登楼赋》开头一段，作者就以雄伟的气势和动感。以震撼的节奏和意象扣人心弦：    汤汤堂堂。汤汤堂堂。当顶的大路标赫赫宣布：“纽约3哩”。该有一面定音大铜鼓，直径16里，透着威胁和恫吓。从渐渐加紧、加强的快板撞起。汤堂傥汤。汤堂傥汤。F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主题。敲打乐的敲打敲打，大纽约的入城式锵锵铿铿，犹未过赫德逊河，四周的空气，已经震出心脏病来了。1500哩的东征，9个州的车尘，也闯过克利夫兰、匹茨堡、华盛顿、巴铁摩尔，那紧张，那心悸，那种本世纪高速的神经战，总不像纽约这样凌人。比起来，台北是嬰孩，华盛顿是一支轻松的牧歌。纽约就不同，纽约是一只诡谲的蜘蛛，一匹贪婪无餍的食蚁兽，一盘纠纠缠缠敏感的千肢章鱼。进纽约，有一种同电脑挑战的意味。夜以继日，800万人和同一个繁复的电脑斗智，胜的少，败的多，总是。    可以说，余光中的“现代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是当代汉语散文发展史上一次颇具创新意味的“革命”，奠定了台湾新散文的构架。此外，诗人杨牧、叶维廉、洛夫等人也从各自不同侧面丰富和深化了“现代散文”。    在余光中等人发动“散文革命”的同时，柏杨和李敖则以他们充满现实批判和文化批判精神的杂文一扫“反共杂文”的陈套，为台湾当代杂文发展史写下了熠熠生辉的一页。    柏杨从1960年开始在《自立晚报》上撰写“倚梦闲话”专栏，这是他杂文创作之始。1962年，他又在《公论报》上写作“西窗随笔”专栏。柏杨的杂文内容极其广泛，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无所不谈。在他犀利的笔锋下，那些强奸民意、“各刮钞票几十年”的“阔(国)大代表”和“立发(法)委员”，一抓权、二抓钱的特权人物，只为有钱有势的人服务、对穷苦老百姓则消极地不理和积极地修理的警察，丧失民族自尊心、一味媚外的“官崽”和“西崽”等可憎可鄙的对象，以及堕落的社会道德、落伍的政治观念、萎缩的学术文化和势利眼、奴性心理、权诈、谄谀、泥古、保守、作伪等国民劣根性，都得到有力的讽刺和无情的攻击。由于柏杨在杂文中敢于针砭时弊，揭露官场黑暗，痛斥传统文化中的病态部分，使他为当局所忌恨。1968年3月7日，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借口“大力水手漫画”事件，以“挑拨人民与政府间感情”、“共谍”和“侮辱元首”罪，判处柏杨有期徒刑12年。经海内外人士和国际特赦组织多方营救，柏杨才于1977年4月1日被释放。    “愤怒青年”李敖也崛起于60年代初期，他和《文星》杂志发动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李敖在《文星》上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等文章，以“全盘西化”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列举三百年来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事实后，集中批评了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和狭隘性导致了中国人落后的群体性集体意识。李敖在抨击传统文化弊端的同时，借古喻今，指斥国民党政治上的保守性，他从否定传统继而发展到否定“道统”，隐隐发出“换马”的呼声。显然，李敖的这些言论已触及到国民党统治的敏感部分。1965年12月，李敖在《文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后，台湾当局终于下令封闭了《文星》杂志。1967年，李敖以“妨害公务”罪名被提起公诉。1971年3月19日，李敖被捕入狱。1972年以“叛乱”罪被判刑10年。1976年11月李敖刑满出狱。    柏杨和李敖开始写作杂文的时代，正是台湾处于军事戒严的特殊岁月。“(台湾)当代散文在这个过程中受害尤其严重，柏杨、李敖的批判性散文(杂文)曾经具有足够的呼唤力量，改变散文与大时代隔绝的机会，但是他们抨击时政、与鲁迅一样尖锐的呐喊不仅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抑压，同样也被当时的文坛权力关系所排斥；尤有甚者，他们后来先后以文字书写贾祸、啷当入狱，更是形成散文圈作者心头的重压，从而只能以身边琐事、性灵、小我情感作为书写题材。久而久之，抒情小品在错误的时代中，也扭曲形貌，成为散文书写的中心，而可能借古讽今的历史散文、可能启发思想的批判散文、可能抵触三民主义的哲学散文。都因而绝尘”。……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我之所以走上散文研究的道路，深深得益于福建师范大学俞元桂教授创建的中国现代散文研究这一群体。众所周知，散文研究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环节。俞元桂教授以他高度的学术敏感和人才培养的战略，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国内率先组建了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学术梯队，以散文为主干，杂文和报告文学为两翼，分工协作从事现代散文的系列性研究。我有幸于1987年考上杂文史家姚春树教授的研究生，也加入了这一研究群体。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学术梯队完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史》、《中国现代散文十六家综论》、《现代散文史论》、《中国现代杂文史纲》、《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中外杂文散文综论》、《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中国现代散文诗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散文卷》、《中国现代散文精粹类编》、《中国当代散文精粹类编》、《中国杂文大观》、《外国杂文大观》、《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散文卷》、《中国现代文学词典·散文卷》等数十本散文图书的编著工作，涉及史、论、作家研究、作品选和工具书五个密切相关的不同方面，充分体现了研究的系列性和整体性。这些成果的出版，填补了国内外学术界多项研究空白。因此，散文家郭风先生在评价这个研究群体时指出：“对于我国现当代的散文艺术的创作和理论进行了开拓性的、系统的、规模宏伟的而又极其扎实的研究、整理、编著工作，其成果得未曾有，其贡献在目前尚无出其右者。”    当我在这个群体良师的引路和提携下，慢慢步人散文学的门径后，他们又出于人才培养的长远计划，鼓励我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要走向外面更广阔的学术天地。他们深知，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固然需要薪火相传，但更需要兼收并蓄，转益多师，兼摄众长，只有这样，才可能有出蓝之望。因此，在我硕士毕业留校工作四年后，姚春树教授和汪文顶教授极力推荐我报考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的博土生，姚先生并且与范先生联合指导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这种结合两校传统优势的培养方式，使我开拓了思路，获益匪浅。    为了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范伯群教授和姚春树教授联合推荐我进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于是我在1997年至1999年间，得以师从潘旭澜先生。博士后两年期间，在潘先生悉心指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首先修改出版了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下册，当代部分)，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研究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杂文的学术论著，在学术界和杂文界引起较大反响。    潘先生不仅长期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而且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散文作家，他在学术界最早提出涵盖中国大陆、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散文的“汉语散文”这一命题，并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他的这些观点不仅对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也大量被我吸收进出站报告《当代汉语散文整体观》的写作中，正是得益于潘先生的具体指导和福建师范大学散文研究群体的学术积累。    回顾十几年来的治学历程，在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三个阶段，姚春树教授、范伯群教授和潘旭澜教授三位导师给予我最严格而系统的训练，才使我一步步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路。    目前，我正主持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散文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奖励基金项目“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是其中系列成果之一，拟开展的研究课题还有“当代汉语散文文体论”、“当代汉语散文现象论”、“当代汉语散文作家论”等，恳请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尽管我的治学和探索是初步的浅陋的，但我始终都会以屈原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最后，特别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本书得到国家“十五”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奖励基金”的资助。                                                  袁勇麟                                           2002年5月4日于福州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论述清晰 学术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