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消逝的思想烟云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  作者：张翼星  页数：231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难以消逝的思想烟云》回顾与反思了建国以来思想文化领域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大批判”历史，50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和冯友兰“树立一个对立面”的批判，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60年代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等等。作者结合自己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和体验，不公准确叙述了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真实再现了当时的人物风貌，客观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遇，还从学术文化的层面对这些“大批判”进行了厚重的分析与审视，为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学术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书籍目录

前言孙瑜和武训为何首场受批？——回眸（武训传）的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怎样遇到“小人物”的挑战？——反思（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如何评估胡适的哲学思想？——初议胡适思想的批判胡适是一位怎样的教育家？——再议胡适思想的批判一场难得的哲学争鸣是怎样发生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召开冯友兰“树立对立面”的意义何在？——试析（树立一个对立面）的批判马寅初怎样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审视（新人口论）的批判杨献珍坚持“合二而一”何罪之有？——试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顾准、冯友兰怎样反思辩证法？——有关辩证法的两次批判和反思附录不可遗忘束星北——读（束星北档案）后记

章节摘录

　　他们都是为理论学科、理论研究争得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人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得到解放，但教育又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好急功近利，趋向热门学科，轻视基本理论和基础学科，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基础学科普遍受到冷遇。各种实利性、应用型的专业与课程充斥院系与课堂，而基础学科和基本理论的专业与课程，则很少有人下工夫去建设，师资力量不足或后继无人。长期以来，大学的课堂常常以表面枝节的渲染代替深层问题的思考，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往往是迎合短暂需要和趣味的“精神快餐”，而不是逐层推进的理论与逻辑的分析。实际上师生的思维空间都在变窄，学习上缺疑少思，有的学生甚至已不习惯于读没有图像的文字。至于某些学术讨论会或学术论坛，往往热衷于场面的铺陈或议题的罗列，或者只是发布消息，即兴浅议，很少有深层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学术探讨。人们过多地忙碌于官位、名利等物质欲望的追逐，已不大习惯于理论思维和哲学争鸣了。理论思维的兴趣在逐渐降低，理论思维的能力在明显减弱。这是值得我们忧虑的一大问题。冯先生在1958年树立的“对立面”，至今可以促使我们从教育上深入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　　3.应当加强理论思维的锻炼理论思维的强弱是反映民族精神的盛衰的。恩格斯曾经从两个方面强调理论思维的意义：一是从总体方面，从科学发展的需要上阐述，他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二是从一般思维方法上说明，他说：“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既有的联系。”　　任何学科都有理论的一面和应用的一面，二者不可偏废，但理论是决定应用的，是理论的深度决定应用的张力。任何科学认识都有理论的方面与经验的方面，二者同样不可偏废。但经验反映事物现象，理论才能把握事物本质，理论终究是统率经验的。所以，以概念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理论思维是普遍的，具有超越特殊时空限制，超越特定经验的性质。因此，理论思维是一种战略性、整体性的思维，它揭示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有思维活动的综合统一性和预见性的特点。所以，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愈是活跃，理论思维的整体水平愈高，便愈是表现民族精神的兴旺发达，有能力攀登世界科学的高峰。就是在通常的科学研究中，要发现和揭示自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也需要理论性的辩证思维。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是过来人，反思教训，责无旁贷。书中选择的专题和侧面，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其中的表述和分析，既是历史事件的再现。又有理论反思的深度。无论是对于有切身体验的亲历者，或似有印象的中年人，以至现在陌生的年轻人，都可以从这段刚剛过去的史实中获得省悟和收益。　　——李锐（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作者1954年考进北大哲学系时，看到迎新站上的一块标语牌：“未来的哲学家，欢迎你！”很受鼓舞，因为这里有一大批老一辈知名哲学家，他极愿聆听他们的教诲，努力将自己铸造成才，那些中国最早一代到西方专门学习哲学的著名教授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张东荪、贺麟等。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都集中到北大哲学系。然而，事与愿违。本书探讨的这些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的历史事实，现在许多年轻人以至中年人可能多少不知道。现已进入21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果，学术研究的任务应该是认真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探讨今后如何能不再重蹈覆辙。　　——汪子嵩（《人民日报》资深编审）　　　　学术问题只能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平心静气地去探索和辨析真理。1949年以后，我国采用苏联批判德波林等人的方式，以领导人的思想为准绳，对一系列不同学说和观点展开所谓大批判，以致颠倒是非，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贻患深远。这本书，认真反思大批判的历史，值得我们引为镜鉴。　　——汪澍白（厦门大学教授）　　　　该书作者怀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赤子之心，对建国以来思想文化领域里发生的若干大批判事例进行反思和总结。他们有一颗善于沉思的哲学头脑，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是实事求是的，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深刻而富有启发的。历史走了曲折之路，不要再重犯前人的错误。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和一般读者、一定能从该书中得到启发和借鉴。　　——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