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白

出版时间：1989-4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刘宾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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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反映文革遗留到八十年代初期问题的纪实性作品

作者简介

刘宾雁(1925.2.7—2005.12.5) 吉林长春人。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几度辍学。1943年读高中时参加地下抗日斗争。1944年加入共产党。1946年起先后在哈尔滨、沈阳等地从事教育和青年团工作。自学掌握了俄语，开始翻译《真理的故事》等苏联文学作品。1951年调北京《中国青年报》任记者、编辑。1955年到兰州黄河大桥工地采访，写成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随后又发表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和评论《道是无情却有情》，从此在文坛引起广泛注意。1957年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1961至1969年回《中国青年报》国际资料组工作。1969至1977年下放干校劳动。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调至《人民日报》社。1979年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引起更多注意。这篇作品与1980年发表的《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同时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艰难的起飞》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二种忠诚》、《未完成的埋葬》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争议。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我的自白（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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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
  　　提问题的人，意思是不一样的。
  　　一种人，支持我写下去，但不明白：你怎么有这大胆子呢？受过二十多年罪，就不怕再来一次吗？
  　　另一些同志，也是出于关心，劝阻我，说：你总不能不考虑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对你的看法吧？写下去恐怕于你不利。还是写小说吧！
  　　还有一些同志，也主张我去写小说，因为那才能真正确立我在文坛上的地位。
  　　在南京大学，当我演讲的时候，一个大学生递上一个条子，写的是：“你不认为你的作品尽管现在看的人很多，十年、二十年或几百年后会无人问津吗？”
  　　
  　　小时候，我大概有一点艺术家的气质。我常常耽于幻想；我喜欢画画，唱歌，更喜欢写一些不像样子的诗和散文。十四岁上，还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呢。我想当演员；想当一个作家，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文豪”呢。梦想过当我成名后回到家乡城市时，大路两侧家家的窗子里都向我身上扔来彩色的纸带和纸屑……
  　　忽然，有一个东西打破了我这幻想，闯进我的生活：日本人在占领东北六年之后又侵入关内，中国人全都要当亡国奴了！那时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周围的市民们都在议论：中国打不过日本，非亡国不可了。于是一个问题就缠住了我：中国这么大，为什么就打不败小小的日本呢？
  　　父亲失业后，家里的积蓄吃光了。我又想：为什么这个社会上人们有穷富之分呢？
  　　政治兴趣开始压倒文学兴趣了。一个性格特征开始出现：我老是想弄明白一些问题。十四岁的时候，一个问题是我苦恼很久。我受在俄国当过华工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倾慕苏联。但是苏联为什么忽然侵入了芬兰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该侵凌小国呀！
  　　渴望了解这个世界。想弄清的问题，常常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并无关系。芬兰是第一个。还有呢：为什么中国和俄国男多女少，而日本和英国却女多男少呢？结论是荒唐的：大概是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性气候的差异造成的。
  　　求知成为我生活的乐趣。喜欢起理论来，因为要从那里找寻生活中问题的答案。
  　　然而，我并不是思辨型人物的材料。我喜欢新鲜的、杂多的色彩和音调，而讨厌任何刻板、单调、不断重复出现的东西。数理化毫无兴趣，一窍不通。生物课本该是兴趣盎然的，但教科书上刻板的叶脉和老师枯燥的讲法，加上他老看天花板（据说是给女生讲课时养成的习惯），又爱打哈欠，剥夺了我对大自然的兴趣。不喜欢抽象，却珍视有创见的哲理。仍然喜欢文学，但偏爱内容比较复杂，思想不那么浅显的作品。
  　　四十年代后期起，读苏联作品的原作较多。也曾想写过那个时期的苏联那一类作品，但始终没有强烈的冲动。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开始感觉到一些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了：要求疑虑，整体似乎要吞并个性；易于满足，从另一面抑制了个人身上的活力和创造、进取精神。罗立正（《在桥梁工地上》）和马文元（《本报内部消息》）那种人物老是吃香，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对理论的兴趣骤然淡漠下来了。老是重复已知的东西，很少创见，也不鼓励创见，连语言都是干燥和灰色的。于是我便到生活中去寻求生活中问题的答案了。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历史的反省，“干预生活”文学潮流的出现，和我们自己生活中内部矛盾的开始上升到主要地位，几乎发生在同时，证实了也发展了我的一个思想：文学和新闻对生活的态度，应该有点批判性。一九五五年对我一篇作品的手稿的批判，已经上纲到“反党思想”的高度，却没有使我有所警觉和收敛，几个月后我在兰州黄河大桥工地上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同我几年来意欲创作的一个主题十分合拍，不久，用了几天工夫就写出了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秦兆阳同志在《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四月号）上给予的评价和这篇作品引起的反响，令我感到意外。现在看，大约因为它是一九四二年以来第一篇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内部的作品。
  　　《本报内部消息》和王蒙的短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后，五七年一月，一股自发的反右形势已经出现，我没有介意。四月末去上海，市委宣传部一位领导同志的冷冰冰的面孔和姚文元对我不礼貌的沉默，也未引起我的警觉，我还在继续向罗网扑去。直至宣布我为右派的前几天的党小组会上，我还对“左派”和“右派”的划分标准提出疑问：为什么主张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保守的认识“右”，而主张维持现状的人则成了左呢？
  　　这种天真和对自我安全上的迟钝，原来是我一贯的顽症，连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都医治不了。一九七二年，经过六年审查和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牛棚生活之后，我回到“革命同志”中间来了。第一次理论学习讨论会上，我的发言就被报告上去，从此每次发言都被革命警惕性高的同志作为“新动向”仔细记录下来、反映上去，我本人竟毫无察觉。以为既是学习、既是讨论，自然该各抒己见，而我又恶习不改，总想发表点自己真正的、与众不同的疑问或体会！
  　　“秉性难移”。一九七九年初右派问题刚刚改正，就故态复萌，讲话不写发言稿，写文章畅所欲言，使一位有过同样命运，但比我年轻八九岁的作家都吃了一惊。
  　　这是“勇敢”吗？我认为不是。只不过没料到有什么危险，或把危险估计得过低而已。《人妖之间》的出笼，也是如此。当时只不过觉得需要这样写，党中央也会允许这样写而已。
  　　比如，一九七九年五月，当我在哈尔滨举行的黑龙江省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二十二年来第一次当中发表讲话时，我若能料到身旁那一男一女两位团省委副书记早有准备、仔细记录、会后立即到楼下向省委书记汇报、当晚就要检查录音带的话，我还敢那么放肆吗？多半会谨慎的多。老实说，没有那么大胆子。
  　　但是，一个月后，着手写《人妖之间》时，本应惊魂未定，却不知怎么着，又把那场教训给忘了。
  　　两年以后，在几个省被告了几状，官司几年打不完的局面出现以后，情况倒有了点变化。也不是变得更勇敢，而是更麻木了。人，是很能适应环境的一种动物嘛。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听母亲教训父亲，说他不会“来事”，不会说一定场合应该说的假话。看来，可能有点遗传。
  　　
  　　天真，往往会带来自作多情。更糟糕的是因此又在别人并不那么自信的地方，天真汉则表现为执拗和顽固，屡教不改。
  　　我比不上许多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的同志，没有那么坚定。也比不上七七年被处死于上海的华东师大数学系毕业生王申酉那样的同志，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能力要迟钝得多。但有一点自作多情，爱关心一些甚至管一些事，虽然那早已是被我的“政治身分”免除了的义务。
  　　从一九七二年起，也就是刚刚走出牛棚，吸到一点中国公民才允许吸收的空气，对中国之命运的关注就揪住了我。我一生中第二次理论学习热就开始了。
  　　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时期，我心中开始了第三个政治青春。到处探听小道消息，认定“四人帮”的垮台已为期不远，但是这段历史将以什么方式结束呢？社会动乱？又一场内战？……我到中外历史中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象很多同志一样，我也翻起《资治通鉴》来。
  　　“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开始。我胸中激怒和郁闷难泄，又做起童年的梦来。那时，我幻想过从高楼上垂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在公共汽车上设想：找那几个最简单的文字或符号，夜间疾速写到闹市路旁的墙上？当然，我不会有这样的勇气，生活也不需要我去冒险了，这项工作很快就由英勇的南京大学的学生做起来了。听到他们在京沪列车上用柏油涂刷的反“四人帮”大标语那个消息，我兴奋不已，暗暗喝彩。
  　　同辈作家有时开我的玩笑，说：“看，刘宾雁又在作思索状了！”其实我很少拿出时间认真思考什么问题。也许由于我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信息来源，因而更珍视难得的信息。其实我是个心不在焉的人，只不过对一些新鲜的现象感到好奇罢了。例如，一九七四年河南为抑止社会犯罪浪潮而在国庆前发动的全省“红色风暴”，把一大批青少年抓起来，挂上大牌子放到卡车上四处示众，并由本人自报年龄、家庭成分、所犯罪性；七九年在黑龙江听到“盲流屯”、“光腚屯”里重新出现的“头人”式人物的黑暗统治；从张志新、史云峰、石红霞等烈士到没有封为烈士的王申酉等中华精英的悲剧；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那里人的地位及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对中国未来将要发生的影响……这些事件和现象，倒曾经是我彷徨、镇静、兴奋，总起来说是好奇，于是，那些印象便在心底自发地沉淀下来，积累起来，形成为潜在的意识流。各种印象撞击、融合的结果，有时会冒出一个思想，一个小小的发现，也是一种乐事。
  　　七九年以来，信息骤然增多。书比过去多多了，却没有了读书的时间。这是一个悲哀。
  　　
  　　不是不想写小说。那东西硬是比报告文学更艺术。老实说，我是心虚。不大看小说，少说也有二十几年了。越是看得少，越是不写，越觉得那东西神秘，也越是佩服小说家。现在，有时觉得连编个故事都很难。想象力，大概被中国生活的超级现实性和自己写作的纪实性给榨干了。当然，也不是佩服任何一位小说家和赞赏任何一部小说。
  　　同时，正因为把小说看得很高级，就觉得若站不到一定的高度，就愧对小说创作；若只能写出不痛不痒的作品，就把小说糟蹋了。
  　　明知写报告文学更苦，更慢，还得为每一篇料理后事费大功夫，伤很多神经细胞，但良心上却轻松一些——不管怎么说，我写的是事实，而由于经过选择，就不会没有一点价值。写出来，即使“十年、二十年后无人问津”，至少不会立即变成废纸。将来，也有点史料价值吧！
  　　报告文学能够发挥小说所无法发挥的作用。它能直接地对生活进程发生一点影响，能造成一点震撼，——有时候，你简直觉得那是一种能摸得着的物质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对坏人多少起一点威慑作用，不然，他们的日子也未免过于舒适了。对于受欺压的好人，特别是由维护社会利益而被逼得难以生存的好人，多少也能起一点镇痛剂的作用。不幸的是，也许它只不过起这么一点作用而已。
  　　如果与此同时，它还能唤醒人们尚未泯灭的天良，加深一点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增强一点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就是作者分外满意了。
  　　对于作者本人，有时也是一种镇痛剂，使良心上的自我安慰：我总算作了一点这个时代有这种条件的中国人不能不作的事。
  　　当然，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小发现，说出两句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也未尝没有一点乐趣。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你抵制不了一个人的遭遇、一个事件或一种现象本身的诱惑，你想搁笔去写小说，也不能自主。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丰富了，人民是在太可爱了，叫你欲罢不能。
  　　所以，又有这样的朋友，象燕祥那样，劝我不要写小说，就只管把报告文学一直写下去。
  　　也有困难，并且不小。那就是：除了我不能不得罪的人之外，还有少数同志对于我所写的东西今天所起的作用不甚了了。因此，我是害虫乎？益鸟耶？尚难断言，有待于历史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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