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教育

出版时间：2010-04-01  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  作者：丁钢  页数：216  

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结构。　　它主要由儒家文化、道家（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构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史中，儒家文化是正统，道家（或道教）文化是异端，而佛教文化则是外来的鲜货。然而，文化发展的规律证明，凡是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一切文化成果是可以并行不悖、彼此相容的。在这前提下，不同的文化可以有各自的独立性，但也可以相互吸收和融合。中国文化的历史正是如此。儒家注重人伦，道家崇尚自然，佛教提倡出世，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满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共同需求。因此，在彼此的斗争与融合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甚至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　　与此相适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教育也是一个多元结构。它主要也是由儒家教育，道家（或道教）教育和佛教教育构成。儒、道教育历来受到中国教育史界的关注，佛教教育却由于它的宗教性质而甚少有人注意。实际上，每种文化都是由人类创造的，文化的流传是通过人类一代一代相继延续的，而文化的延续绝对离不开教育的传递。因此，佛教文化的传递也必然由一定的教育形态来保证，于是就有了佛教教育的出现。　　中国佛教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教育紧密相关的。它起始于东汉，是在适应儒道教育的基础上兴起的。由于它以精致的教育思想，以及对教育心理与思维训练的注重，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输入了新血液，因而得到一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社会种种因素的促动下，佛教教育不断地迎合和吸收儒道教育，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逐渐分离出一个具有中国化特征的佛教教育体系，在教育制度、思想、方法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儒道教育的进程与方向。至隋唐，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从教育制度、思想和方法等一系列方面全面确立了中国佛教教育的体系，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教育。

内容概要

　　《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佛教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源流和主要特点，并从比较文化的角度，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对儒佛道一二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进行了纵横向比较和关系研究。力图为确立中国传统教育多元互补结构的发展理论奠定基础，为中国教育史研究提供新的角度、观点和方法。

作者简介

　　丁钢，哲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终身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从事教育文化与社会，教育政策、教师教育、教育叙事等方面的研究。出版著作十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与省部级项目多项。主编有《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教育地平线丛书》、《中国教育叙事研究系列》等丛书。担任《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主编以及国际性学术杂志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常务副主编、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特邀编委等。

书籍目录

前言／001再版前言／001第一章 佛教教育的兴起／001一、伊存授经：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002二、讲学以译经——佛教教育的初兴／006三、东汉帝侯的隆佛与教育／010四、早期佛教教育思想剖析／013五、“禅定”与“守一”：佛道教育思想比较／019第二章 融合与分离（上）／027一、三教融合与佛教教育／028二、牟子、康僧会三教一致的道德修养论／035三、由朱士行到法显：求法留学运动之始／038四、讲学之风大盛：南北两大中止广长安与庐山／043五、名僧与名士：寄寓于玄谈中的佛教教育／047六、竺道生对佛教教育的影响：佛性说与顿悟说／052第三章 融合与分离（下）／061七、南北朝学校制度中的佛教教育／062八、僧尼制度与寺院教育／065九、都讲制度与复讲制／068十、其他教学形式的演进及对儒家的影响／073十一、比丘尼教育的兴起／082第四章 全面确立时期／087一、隋唐的宗教政策与佛教教育／088二、隋唐佛教的传授制度与教育／096三、佛教讲学仪式的确立与俗讲的出现／102四、玄奘：求法留学运动的再兴／108五、隋唐三教教育思想的比较／112第五章 禅林讲学制度——寺院制度与书院制度比较／123一、禅林与书院的组织形式／125二、寺院清规与书院学规／135三、寺院与书院的教学活动及其特点／142第六章 余绪与发展／155一、概述／156二、明代佛教教育思想与外学／157三、清末民初的寺产兴学之争与寺立学校／165四、居士佛学教育与近代思想／169五、民元以后佛教专门学校的创办／175第七章 中国少数民族的佛教教育／183一、云南傣族的佛教教育／185二、西藏地区的佛教教育／190附录／201中国佛教的宗教美育／202中国佛教教育在国外／210参考文献／213后记／再版后记／216

章节摘录

　　另方面，也由于其上原因的连锁反应，使经学研究出现一言至万言，甚至数万言的不良倾向。东汉经学家虽大力提倡古文经学，重视训诂章句的严肃学风，然终流于烦琐而不能自拔。这一切都致使汉代的经学教育日益僵化，走进了死胡同。　　于是，对于诸子思想探讨重又复苏，而老庄的思想成为冲破沉闷空气的有力武器。对于现实制度的控诉与消极抗拒，伴随着神仙方术的迷信思想，逐步成为汉末对于日益动乱社会的一剂良药。对自身安危的关切，促使人们不得不去寻找保全自身的精神寄托。人究竟应该如何去适应充满危机的现实生活，而“成为怎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也开始提出。这个哲学上所探讨的永恒课题，由于哲学思想本身的贫困，便让位于宗教的探讨。东汉末兴起的道教提出肤浅的神仙方术来藉以济世，但不能满足人们的理论需求，于是一部分人的目光便投向外来宗教文化，力求从中寻找答案。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从佛教理论的角度，投身于这股潜在的思潮中去，并利用他们所介绍的佛经，在宣传佛教的宗教理论的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如何学习佛教教理进而学佛成佛的宗教教育思想。教育思想的探讨，在宗教家手中得以延续。　　梁僧佑在其所撰的《高僧传·序》中曾对早期西域来华游化的僧侣有过一个较为确切的评估，“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传度经法，或教授禅道，或以异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这对于当时处于动乱社会的现实是相符的，这是想顺应中国社会现状的必然。但是，可以说在汉桓帝、灵帝期间来华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等人还是比较严谨的佛教学者。他们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讲学以译经”的工作中，分别介绍了大小乘佛教的教义。在此，我们就以他们所介绍的佛经著述来剖析其中与佛教教育有关的若干问题。　　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把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的理论介绍到中国的西域僧人。安世高系统地翻译小乘经籍，介绍小乘思想。